【开栏的话】 这几年，我一直在摸索，如何把专业性很强的社会保障，用通俗的语言去解读，以被大众所认识、所理解。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社会保障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人人都拥有知情权、评判权；社会保障的改革和发展，以民意为决策依据，才会避免走弯路，才不会“好心办错事”；大众的广泛参与，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和发展的希望所在。

    自1998年我国出现通货紧缩趋势之后，学界和政界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要把社会保障改革同居民未来支出预期联系在一起，其用意是撬动社会保障这一杠杆，改善和稳定居民的未来支出预期，以促进即期消费、扩大内需，拉动国民经济发展。
    但是，宏观经济学界在对社会保障改革推进速度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障改革太慢了，其依据是，由于社会保障不完善，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不确定，因而不敢增加即期消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保障改革太快了，其依据是，由于社会保障改革总的趋势是要降低养老和医疗保险福利待遇，使得居民的未来预期是个人支出要增加，因而不得不拼命攒钱，也不去增加即期消费。
    事实上，上述两种观点都抓住了要害，所不同的只是指向或针对的人群不同：
    认为社会保障改革太慢，所指向的是过去不曾被社会保障所覆盖的人群，这一人群将来的养老和医疗完全靠个人及家庭负担，一旦负担不起就会落入贫困；
    认为社会保障改革太快，所指向的恰恰是过去曾被社会保障所覆盖的人群，主要是国有单位的职工，这一人群过去在养老、医疗等方面都享有很好的待遇，但在改革中却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减，一旦被下岗分流，过去积累的社会保障权益又有可能不被认可。
    社会保障改革和发展的一举一动，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受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很窄，不要说现在的老年人中仅有1/5能领取退休金或养老金，就是在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中，已被社会保险覆盖的比例也不算高。养老保险号称参保人数最多，目前已有1.6亿多参保人员，扣除离退休人员4100多万，在职人员参保的也不过只是1.2亿多，即使只把2.7亿城镇从业人员做分母，覆盖比例也很低。
    所以说，在我国，发展是社会保障所面临的首要任务。目前的数亿青壮年人如果能被社会保障所覆盖，并确信二三十年后年老时每月能领到养老金，有病时不仅能得到及时救治，也不会因负担一定的医疗费而贫穷，这样的社会必定是令人向往的，生活在这样国度里的每个人的心态也都将是平和、安逸的，消费岂能不被启动、内需岂能不被扩大。
    然而，在社会保障的改革和发展次序上，改革却被排在了首位。被改革的对象，恰恰是过去已被社会保障所覆盖的人群；改革的总趋势，又是养老和医疗保险福利待遇下降；改革的结果，就是过去享有社会保障的人群不敢大胆消费，相反却拼命存钱、攒钱以备将来之需。更令人深思的是，社会保障改革给予人们一种强烈的信号：改革就是国家“卸包袱”、群众“掏腰包”。
    事与愿违。这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制度设计和方案制订，大都是在1993年和1994年两年间完成的。当时的宏观经济大背景是通货膨胀很严重，治理通货膨胀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包括我在内，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主张对个人收入实施合理分流，控制通货膨胀先要制止消费基金膨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保障改革的制度设计和方案制订，自然而然地被打上治理通货膨胀的烙印。按照制度设计，养老金目标替代率将从80%左右最终降至58.8%，医疗保险待遇从90%左右降至60%左右。
    在很短几年时间内，宏观经济环境就从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而在通货膨胀环境下制订的社会保障改革方案，偏偏是在通货紧缩到来前后集中实施。要论证社会保障改革和通货紧缩之间的相关性，是需要大量的数据和事实支撑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居民，特别是过去曾被社会保障所覆盖的人群，随着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未来支出预期变得不再稳定了。
    社会保障改革，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并扮演着非常尴尬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