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概念中，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政府就是代表人民通过强制力量执行法律，建立秩序的。

   一般地，政府意志在国家中是必须代表人民意志的，这是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的基本要求。政府是相对独立于人民的一个固定行使强制力的机构，是它在利用国家的强制力形成人民需要的秩序。其相对独立及其拥有的强制性，使其成为可以有自己意志的事物，如果这一意志脱离了人民的意志，实际上政府不再代表人民意志，成为国家的背叛者，成为人民公敌，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这时候人民会将其取缔并设立新的代表自己的政府。所以如何保持政府意志与人民意志相一致就成为国家首要问题。人民如何保证对政府有相当的制约，使其意志永远保持与自己同步，是一个国家首先应解决的问题。

   在专制社会，其政府建立时是与人民意志一致的，但由于政府掌控在专制者手中，他们的意志就是政府意志，人民没有可以直接制约政府的手段，根本不能制约政府，这时的政府意志很快就会脱离群众，并且没有有效制约。此时的执政者与人民群众往往成为敌对者，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人民就是权力的被压迫者，并无自下而上的逆过程。人民群众往往需要通过武装起义才能重新选择符合自己意志的政府。当然也有部分执政者为维持自己的统治而相当重视民意，从而维护了国家一定时期的稳定发展，但往往时间不长新的执政者就会重新脱离群众，国家又会陷入动荡之中。这是由于专制社会政府与民众就是明显分离的，政府已经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少数当权者，权力呈现出私有化特征。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高度重视解决国家首要问题，对如何使政府意志与人民意志保持高度一致进行了许多探讨，有代表性的就是“三权分立”说，天赋人权、契约论成为其理论基础。三权分立保证了民众通过选举而部分地对国家权力有制约，同时，通过舆论相对自由保证了民众的知情权，使得民众在国家权力中表述自己的意志有了一定的保障。
   但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是，三权分立并不完美，民众只能对部分权力可以间接制约，也只是能对当政者提出的不同施政意志进行选择而已，这些意志就是背离了人民意志，人民也只有选择更接近于自己的意志的权利。这就是说，选举并不一定就代表民众意志，不过是通过一种民众参与的形式，让民众对政府意志的接受有一种程序上的认可，不认可就同样会采用强制手段予以认可。资本主义并没有解决政府意志与人民意志保持一致的问题，人民不过是在通过自己设定的固定形式的参与在更加被动地也是心服口服地接受政府意志而已，这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欺骗性之所在。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其对国家首要问题的解决采用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代表通过人民层层选举出来，行使立法权，选举各级政府首脑权，监督权。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又区分出审判权、检察权、行政权，三种权利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其职权不受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样的体制，吸取了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精华，同时又体现了民意在人大的一种高度的集中，使得三权都置于人民意志的制约之下。这样的体制是最好的体制，但由于目前从理论到实践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使得这一体制的实施有很多方面还不尽人意，大家对之进行批判是对的，但进行批判应当是肯定和否定同时进行的。首先要明确这一体制是目前最先进的解决国家首要问题的体制，它如果正常发挥作用，会很好地保证人民意志永远保持与民意的一致。然后找出其所以存在各种问题的原因而加以改进。

   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好制度，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大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得以发挥，有人把这一点归罪于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认为应搞两党制、多党制，这是没有跳出资本主义民主思维的缘故。美式的两党制不过是各自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后由民众来选择，民众仅有选择权，而没有改变其的权利，民众并无实权，其他的多党制国家也是如此，这样的制度距离真正的与民意相合一还很远。在我国，首先并不是一些人说的那样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而是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政治协商制度。其次，党提出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现在又提出了“三个代表”，要求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党的存在实际上与其是否代表人民群众意志连在了一起。

   中国共产党是带领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靠武装起义推翻了反动政府，建立了新中国，如果不代表民意，是不可能有新中国的建立的。当然在建国后，由于建国前长期军事生活的熏陶，个别领导人保持了军队决策的习气，家长制作风一度泛滥，再加上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还没有成熟，理论还处于探索过程中，在阶级斗争仍为指导理论的时期，一度出现了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式的文革，这些都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行了尝试，但并未成功。在改革开放后，探讨党如何能更好地始终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成为重要课题，“三个代表”就是在这样的使命下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