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经济学家的争论向来都是引人注目，在中国尤其如此，他们不仅带有专业辩护，更有救世的狂热情怀，好像不信奉其观念，就国将覆毁，严重之极。事实上，任何所谓的信奉都是有边界的，世界上没有完全救世的理论，更没有完全救世的人，冀望学人们还是平和一些，低调一点。用凯恩斯的批判者哈耶克的话说或许更具警醒：上述那种抱负、“一步到位”和“根本解决”的取向，对于个人常常是可羡的，但是当人们用它们来指导强制性权力时，又当自由传统的完善工作需依赖于那些以为其权力之中便存有着最高智慧从而有权将其信念强加于他人的掌权者时，它们就极具危害性了。我谨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够习知：正是形形色色的至善论，不时摧毁着各种社会业已获致的各种程度的成就。如果我们多设定一些有限定的目标、多一份耐心、多一点谦恭，那么我们事实上便能够进步得更快且事半功倍；如果我们“自以为是地坚信我们这一代人具有超越一切的智慧及洞察力，并以此为傲，”那么我们就会反其道而行之，事倍功半。

    1906年，22岁的凯恩斯从英国出发，开始到欧洲旅行，他发现根本不用护照就能够穿梭整个欧洲，水、路交通十分便利，随身携带的金币可以按照各国汇率换成当地的货币，而各地的邮政系统也可以很快把他的感想寄给朋友。——当我们重新掀开这个20世纪伟大人物的人生历程时，发现当时的世界，除了硬件基础和今天保有差距以外，软性的约束却远远少于今天，甚至比今天更加全球化和一体化。人口的迁徙少受限制，经济的往来本自由原则，基本没有关税壁垒，文化上也是，虽然英国文明如同今天的美国，但她的那种态度却远不及今日的美国对什么都指手画脚，让人反感。当时，凯恩斯在享受自由经济的同时，也是自由经济的信奉者。

    后来学人们评价说，自由经济体制的信奉者往往过于乐观，是的，当时就有人在“一战”前夕认为“爆发世界性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世界的经济把人们紧紧相联”。可是，“一战”仍然不可制止的爆发了，整个欧洲成为了战场。战争的创伤尚未修复，1929年又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一时间，自由经济失灵成为了最流行的时髦用语。此时的凯恩斯与许多国家的政要一样，开始怀疑自由竞争，逐渐转向保护主义——主张政府干预，进行调控和计划引导。

    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自由经济的信念更加收到摧毁，尤其是战前苏联经济的出色表现（被认为是计划的成功）和战后“铁幕”理论的衍生，导致世界性的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和关税壁垒频频出现。此时，国际间自由交换的基石已经为意识形态的对立所替代。

    战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凯恩斯，一方面为各界的赞扬所包围，另一方面也为重建国际自由经济体制的矛盾心态所困扰。政府的干预让他深深忧虑，但是远离政府干预，他却又对自由竞争缺乏信心。在他的经济主张被以政治组织的形式予以确定的时候，这个伟大的人物与世长辞了。

    他后来的信徒们骄傲的声称自己为“凯恩斯主义者”，在祭奠他的同时，也以此来作为赢取显赫社会职位的门票。在此背景下，整个西方开始了国有化和社会福利化步伐，直至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判重新赢取人们的尊重时，直至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和里根主义的兴起时——整个西方才重新转向自由主义经济。

    近一个世纪，历史划了一个圆圈，重新回归。

    探讨凯恩斯转型，不是想批判凯恩斯，不是想否决国家主义的兴起，不是主张历史循环论调，更不是为自由经济或者自由体制唱赞歌，我们不能重构历史，我们也没有这个资格。

    我只是想说，对待历史人物，我们应该报科学态度，伟人都是多元的，不能一叶障目，遮盖全部。一直以来，许多人都以为凯恩斯是“国家主义”的奠基人，就是坚决的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但是没有想到他早期是一个狂热的自由主义信奉者——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对自由主义保有热情，只是缺乏信心，更根本的是，他虽然后来转型，但他却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由经济理念。

    对待历史理论，我们更应该如此，理论的演变更加需要我们保有科学审慎的认知态度，对待任何理论结论，都只能有时势观念，不能单纯以对错论之。

    那么信奉起来更是如此，要有度，要有历史感，而不是盲目信服——任何理论都有作用，也都有界限，更都有失灵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