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壕的思想远远胜过一战壕的石头”其实是１８９５年领导古巴人民进行第二次独立战争的何塞·马蒂的话。这句话的由来我没有查考，仅从字面理解，这寥寥几字却表达出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精神的价值远胜于物质这样一个命题。当然，这句话与卡斯特罗发生关联，是因为这也是他在竞选学生组织领导人时所引用的话。作为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卡斯特罗能够把一个唯一位于亚洲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到今天，这句话势必在他的执政生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长达４７年的执政经验，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已经年届八十的政治老人所拥有的思想，肯定大大多于他所拥有的石头。讲到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我们常用“一大四小”来概括：一大就是中国，2004年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六，排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之后；四小就是古巴、越南、老挝、朝鲜。其中，越南、老挝、朝鲜都是中国的邻邦，只有古巴在美洲一枝独秀。除了是唯一存在于美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古巴还有三个唯一：一是唯一在革命低潮时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是唯一不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连的国家，即使是东欧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改变制度之前也是如此；还有一个是唯一由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革命成功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这四个唯一，使得古巴更加独树一帜。关于古巴，有几件事值得我们思考：第一，它在美国的眼皮底下自始至终地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并能够生存与发展下来，当然与前苏联的支持不无关系（七十年代苏联每年提供给古巴40-60亿美元的援助，而古巴总人口只有1000多万），但苏联停止援助之后为什么它依然能够存活？第二，卡斯特罗在国内并没有搞个人崇拜，不会在古巴的任何地方看到他的雕像，也不会有一个学校、一条街道或者一个小镇以他的名字命名，但他为什么却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与尊重，把他看成是精神领袖？第三，古巴仍然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国家也并不富裕，但它的社会福利却相当之好，老百姓对政府也特别拥护。

　　古巴的话题说得太多了，还是拉回来吧。与卡斯特罗当年竞选学生领袖的情况相似，南京邮电大学的陈峰伟也成了本期南周的一个主角，长达两个版的文章所用的标题是《一个学生明星吹破的创业泡泡》。只不过，作为休学创业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因涉嫌诈骗和非法集资被逮捕了。学生创业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在ＩＴ业也有比尔·盖茨、杨致远等成功的先例。问题在于，学生创业究竟应该依靠什么？比尔·盖茨、杨致远等依靠的是自己的软件设计技术，并以此为核心竞争力打造出了名牌企业、名牌产品，其优势在于创造；陈峰伟呢？靠的却是三寸不烂之舌和几分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小骗术，其优势只在推销。二者相较，高下分明。尽管陈峰伟是有一定的领导才能的，“被他逮着一丁点机会，他说不定就能翻身”，但正如鲁迅所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这样的小伎俩而想成就大事业，恐怕不大可能。陈峰伟们须知，我们国家并不缺少骗子，而是缺少独有的技术和知识产权。

　　本期南周写作版发表的孙郁的长文《民国文人的趣味与操守》，让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的激流中体味了文化的闲适与从容。其实，所谓的民国文人，就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那帮文人。这些文人实在太有名气了，以致我们随便看到哪一位的名字，都会联想到他的作品，甚至他的音容笑貌。我至今依然认为，这些文人创造了我国唐诗宋词以来又一个文学高峰。他们对现当代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所形成的影响，恐怕并不比唐诗宋词逊色。孙郁的这篇文章，知识点很多，提及的人物也很多。我认真地统计了一下，文中提到的人物有：徐訏、林语堂、郁达夫、贺宝善、齐如山、梅兰芳、叶圣陶、周作人、沈启无、刘半农、曹聚仁、丰子恺、章太炎、黄侃、鲁迅、钱玄同、朱希祖、吴承仕、溥仪、邓云乡、梁实秋、李鸿章、王世襄、郭沫若、陈梦家、郑振铎、废名、冯至、杨晦、邓以蛰、杨振声、闻一多、藤冢邻、刘纲纪、魏建功、胡适，共计36位。除了溥仪、李鸿章之外，大体都是文人。通过孙郁的叙述，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在这些文人生活的时代，“洋人的风气如消融的冰雪，谁也抵挡不住它的流淌”，而“社会进化的脚步，就这样搅乱了都城里平静的生活”。在他们表面的闲适与从容之后，潜藏着的却是对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关切，所谓“书卷之中有忧患之语，生命躯体里，流淌的还是五四的血液”。这是他们与啸叫于山林之中的魏晋闲士们的最大区别。文章最后写道：“古无此类新人，今无其继者，那也象六朝之人，后人只能爱之而不可及之。”这真是叫人伤感的一件事呢。

　　最后再顺便提两个小疑问与编者商榷。一是孙郁的文章一共引用了有关文人的七段文字，其他被引用的都是楷体，惟有林语堂的那段没有改成楷体，不知是校对的疏忽还是其他原因；二是《“迷人”的卡斯特罗》一文最后一句“那卷大胡子能否再次回到媒体的镜头中么？”是个病句，要么把“么”改成“呢”，要么删除“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