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南方网情感小筑的水之源网友和我还是曾经的同行，并且是我不同校的大师姐。
上大学时，除了我们系刊《文学天地》（现改名为《中文人》）编辑外，承蒙各位老师抬爱，我还兼任校《湘潭师院报》的学生编辑。回想当时，作为一个山里出来的穷娃子，虽然我写得几个文字，自小也爱好涂鸦。但如果没有诸如彭教授这样的好老师，我肯定不会成长得这么快，并且，文学的梦想只能是脑海中的睡莲，无法萌芽。
我得重点感谢两位大学教师：
一位是教我们《写作学》的彭建明教授，第一堂课后他布置了一篇作业“自己命题写一篇散文”，第二周，他就叫我上讲台给同学们朗诵我的《冬夜》。自己虽然在读中学时也在《小溪流》、《散文》、《少年文艺》、《初中生》等媒体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但从来没有过上台当着120人发言的经历，那时候，我甚至不会说最简单的普通话。
不到1200字的短文，我整整花了40分钟才勉强读完，越想咬准字，越是读错音，下面的同学们面面相觑，我在上面满脸通红、汗流浃背。那情形，甭提有多狼狈了。
彭教授带头先鼓掌了。望着退回座位后兀自羞愧不安的我和蔼而风趣的说：不会说普通话虽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并不丢人。我的普通话也说不好，但并不影响我当教授（实话，老人家是湖南湘乡人，普通话的确很一般）。呵呵，当时我一下子就觉得自信了，随后，大胆地参与班长和系刊编辑、校刊编辑、文学社长、院学生会干部等的竞选，胆子越来越大，视野益发开阔。
另一位是《湘潭师院报》主编袁新捷老师。自我担任系刊和校《湘灵文学》社长后，98年，他主动向系领导请示，“借调”我到了院报，并打破“大三生”门槛，破例让我这个大二学生担任了“学生通讯社”社长，给了我一个更大的平台成长。他手把手教会我许多关于新闻采编方面的知识和技巧，严格要求我将每一期的《新华文摘》读完，并放手推荐让我和院党委宣传部、院学生会一起组建学校的电视台。随后，他推荐我加入市作协，去知名报社和电视台作实习记者，帮助我的文字向《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顶级权威媒体投发。遗憾的是，许是我太幼稚、太偏激；许是我太桀骜不训，太不懂世故人情；许是我看到太多无法正常理解的人和事，总之，最终毕业时我并未像自己设计的一样去“做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观察家”，反而无比绝决地转行去做了自己完全陌生的财经杂志记者，并进而上窜下跳于不同的广告公司、媒体、企业，从头开始恶补市场营销、金融投资等方面最基础的基础知识，还逐渐尝试以文学和新闻的角度来解读经济现象。
两位老师开始很不理解，直替我惋惜，我没有过多地解释。毕竟，在象牙塔中，在图书馆里，在安祥的阶梯教室，外面很多的事实，是无法在里面想象和体味的。现在，快一年没有和他们联系，最近两年，种种原因，工作也换得比较频繁，他们已经失去我的联系方式了。其实，网络上，可以轻易地查到我的联络方式，无论在QQ、MSN、博客还是论坛，我现在只用自己的真名和笔名“火山冰”，而且，所留的资料都是绝对真实的。遗憾的是，因为曾经的学生是如此憎恶网络的虚假，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如今的我反而是个不折不扣的“网虫”了。
有时候，回过学校的同学或新毕业出来的师弟、师妹们和我见面时，会偶尔想起告诉我：彭教授的烟瘾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了；学院合并后，袁老师还是做着《湘潭师院报》，最近升职了，做了院党委宣传部长。他们在课堂上，现在偶尔还会提起我。很多时候，他们是把我当作“反面教材”宣讲的，无非是替我扼腕叹息——照他们的原话来说：原本，我可以有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甚或，能成就为一个名气不大不小的“作家”的。虽然，我曾经是不少老师心目中的“得意门生”，但多少，我现在的境况和所走的路，除了担心外，他们多少是有点不以为然的。
其实，我很清楚，在老师、亲人、朋友等无数关心我的人心目中，他们早就为我设想和设计了一个个理想的空间。我却在另一个空间中，望着沉寂的梦想，在孤寂的陌生水域，艰难地游着、呼吸着，甚至，一度众叛亲离。
看过我文字的网友，很多都察觉到我有明显的“自虐”倾向。其实，他们错了——自虐的生发，很多时候，恰恰是一种高明至化境的自我保护：受了膑刑的孙膑，为何能够逃离生天？为了蒙骗监视他的人，他甚至装疯卖傻，以粪便为食，与牲畜作伴，最终让庞狷在马陵死于乱箭之下。
扯了这么多，不知道赵本山同志有没有兴趣捎上我一起去参加一次春晚。言归正传，该说说写作这篇文章的一些缘由了。
“张清平”是我教过私塾的祖父给我取的名字，据说有多达七层的含义。别的我总记不住，但“清白做人、平淡处世”的含义我很早就牢记在心。
“清白”自然是中国的士大夫们或类士大夫们的道德和言行标准底线了，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是我中华民族泱泱万众所坚持的公共“秩序”之一；
尽管我心中很清楚，经历过“文革”，戴过“臭老九”高帽，一度归于“黑五类”扫厕所的祖父只是希望我能平安、平凡，无病无灾地成长和死亡。但我一直一口咬定“平淡”的真实含义其实是个组合词，是细分为“平心而论、淡薄名利”的。
起初祖父并不同意我这个“创新”，骂我“狡辩”、“自负”、“自作聪明”、“死不悔改”。及至我上了高中后，祖父眼见得周围许多人谈论的话题明显多了起来、宽了起来、野了起来、真了起来，他也就默认了我关于“名字”的强词夺理了。实际上，现在回想起来，以祖父的博学和睿智，怎么可能没想到这一层呢？
有了祖父的默认，我俨然将名字中“清白”和“平淡”当作了生活中类似于尚方宝剑般的“最高纲领”了：
我反对母亲将河滩上的一个鸭蛋拣回家。理由是，倘使这只鸭蛋是别人的母鸭产的。我们就不再是“清白人”了；
我拒绝为教师硬扣在头上“盗窃”的帽子道歉和反思。理由是，平心而论，我是清白的；
我将疏于看管而让放养的鸭子闯进别人稻田的弟弟用荆条抽得遍体鳞伤。理由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别人的稻谷喂肥自家的鸭子；
我把妹妹的课本统统扔进火坑烧毁。理由是，哪怕是仅仅将考试成绩单上的“59”改为“60”，她都将在今后的生活中无法理直气壮地阐释“清白”；
我宁愿忍受母亲的哭泣和父亲的暴怒，将自家的屋顶掀下一整排瓦。理由是，倘使我们的幸福破坏了别人的美满，我们就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幸福。尽管，当时的屋檐滴水只有两三滴落在邻居废旧不用的一间破屋中；
97洪水来时，刚刚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我二话没说，扎进水中将隔壁困在二楼不识一字的老妇人救回岸上，自己几乎被卷进漩涡冲走。我安慰和说服母亲的理由是，假如您被困在上面，我这个做儿子的即便明知要死，也肯定去救；
第一次去省城长沙参加“华夏杯征文”颁奖，我拒绝吃饭。理由是，护送我的老师“趁店家没注意”，为我多盛了半碗饭——直到老板过来一再解释饭是不限量供应的；
暑假和几个同学去县城玩耍，在车上发现偷钱包的“三只手”，我立刻叫了“抓小偷！”那次好彩碰上了“个体户”，但同学们回来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的；
为了一位无端被辱骂并遭耳光的扫地女工而痛殴公司的VIP客人，几乎“引咎辞职”；
为了一堂恶毒辱骂鲁迅的讲座，联合班上的同学将学院重金聘来的“知名学者”轰下讲台，为此被唯一一次地“记大过”；
为了一封陌生的“求助信”，拿出自己全部的工资，并借尽了周遭同事、朋友的钱袋。事后却得知是一个骗局，将近一年的工资都用来还债；
为了列车上一次“花钱（少部分或半额）买票”的“正常”打了举报电话；
为了路边一次“耍三张”的“多嘴”而挨过刀子；
为了相交近十载朋友一次无意的“失信”而割袍断义，不再往来；
在“阶梯儿童英语”作“少儿英语顾问”时，我主动辞职。理由是，倘使我只能通过上街串门贩卖教材获得生存权的话，那些孩子的受辅导权就必须放弃；
……
这些时候，我用的都是自己真实的全名：张清平
撇开中学时代喜好出格、爱慕浮华所用的诸多网名，其实，我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像去世的父亲那样，一生只用一个名字。那样，虽然简单得有些苍白，但有着无比厚重的纯净。我曾经暗暗发过誓：毕业后一定要做个只说真话和良心话的传媒人。但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不得不变换着自己的名字，甚或，无奈地抹掉自己的名字。正如我的一首诗中的句子：
我真实地生活在你的空间，你却闻不到我的呼吸。
大二时，我自愿调查学院周遭录像厅播放淫秽录像的报告发表时，因为许多被因此砸了饭碗的老板扬言要将我“碎尸万段”。我用了一个笔名“长弓”，还因此没敢出席“年度好新闻”颁奖典礼；
在举报一位老师收受学生的礼物而纂改分数时，我署名“一个好学生”；
领导在台上读着我写就的报告，并发表在公开刊物。落款的是领导的名字，我得到数额不等的“酬劳”；
为了两个至今陌生的孩子正常上学，我每月汇出600元学费。至今遗憾的是，因为工作变动，没有坚持到哪怕一整年。汇款单上，我的名字是“中国人”；
因为一些文字要触及旁人的生活，我再次更换不少的笔名，以免别人“对号入座”徒惹麻烦；
……
记得一位在“文革”中侥幸存活并得到“平反”的老人说过这么一段话“以前,我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现在,我也没有你们说的这样好”。
今天，刚刚写完自己的三十岁生日纪念文字《三十来时话‘而立’》，我对自己说：既然我的灵魂无法超越父亲单纯、透彻的高度，我允许自己用两个名字——张清平和火山冰诠释自己的一生。并且希望，在我死亡的那一天，能坦然而骄傲对前来的牛头马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