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都认为西方人信奉人性恶，主张契约博弈基础上的公共道德秩序，要求用法治来约束人的原罪和欲望；而中国人，信奉人性善，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教化的，喜欢构建理想社会和实施圣王政治，在此基础上，社会的治理模式开始分野，西方人主张法治和权力制衡，而中国主张德治和一元权威。这个认知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当然，但它的前面应该加一个时间限定词。

    希腊时代的西方，也有过类似的中国圣王观念，苏格拉底就曾经持人性善观念并且主张德治，在柏拉图那里，对哲人王的追求成为教育的根本，而培养哲人王就是要用善的观念建构和治理国家。后来，亚里斯多德认为，最好的政治就是开明专制，并且认为，只要是好的君主，就应该给他无限的权力。这种状况与近乎同时代的中国儒家观念（那时还没有上升为统治思想）何其相似，只是到了后来，中国确立了儒教，而西方信奉了基督。对人性的认识与定位，中国就顺延下来，虽然间插荀子的性恶论，但人性善的理念和认知一直没有很大改变，并且成长为文化，延绵成传统，内化到国民心理。而西方人信奉了基督教，基督教认为人性中的原罪和黑暗意识无法根除，文明可以进步，但人性无法发展，经过长时期的中世纪教会统治（也就是我们眼中的黑暗时代），西方人才终于确立起了人性恶的观念，如同在中国一样，人性恶是一个常识、是一种心理习惯、甚至是一个信仰，它很容易就忘记了早前希腊时期关于人性的种种争论。

    那么，在西方宗教神学里面，由于人性是恶的，那么人就不能给予无限权力，因为人永远不能变成神，有权力就会熏心，就会腐败，人只要是人，其权力就必须受到制约。文艺复兴以后，人的自我意识苏醒，但是人性恶的认识并没有被推翻，而是成长为了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一个立足点。随着经济的勃兴，市民社会的形成，入世精神的浸染，这种对人性恶的深深批判和随时警醒的意识导致了自由理念的成长和民主理论的孕育而生，才逐步发展到今天的现代西方政治文明。

    儒家精神当中虽然也有十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但其人性善和万人皆可被化的观念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这种乐观只能够形成这样一种信念：即把权力交给已经达致至善的圣贤手中，那么政治就会清明，每个人就都能够“沐化圣德”。所以，对圣王的要求就是以民为本，对官僚的要求就是教化子民，对民众的要求就是接受教化，那么这样一个体制就永远无法自己成长出自由意识和民主观念来。

    所以，中国要落实“民主”和“自由”，首先就是要清算我们心理深处的一个观念——不能单凭“圣王”、“良知”、“善”、“教化”就能够达到道德理想盛世（它只能是人世的迷思与狂想），最根本的还是要建立一个警惕恶、防范恶、惩戒恶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