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着重指出中国经济面临"全面过剩"的危机。众所周知，经济过剩危机将使中国经济陷于衰退，各级政府所最热衷的"GDP增长"将出现下降甚至负值――负增长。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检讨造成这种局面――造成全面过剩危机的根源。体制方面，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体制与增长模式，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因为政府以自己的权力，可以很容易获得投资资金，所以它对资金利率，甚至对资金的归还，都不太敏感，政府负责人一届换一届，谁也不会将归还贷款资金当一回事。这样，政府主导投资与增长方式就存在一个重要问题：滥上项目。热衷于人为制造项目而滥投资，这是它的基本特征。比如最典型的就是所谓政府的形象工程。还有许许多多具有经济意义的工程，比如钢铁厂，高速公路，汽车厂等等。这些企业性质的投资项目尽管在经济景气上升的大环境下有一些盈利，但一旦景气稍微差些，它们就会陷于亏损，因为众所周知，政府投资的项目其效率都比较差。于是，问题就来了，因为这些项目变成了相关政府的经济负担。原来政府的投资意图是想通过项目而盈利（许多官员热衷于在项目上马前计算项目建成后将会带来多少产值，多少年利润，），但现在恰恰相反，这些项目却使政府背负亏损的沉重债务。于是项目变成了政府的烫手山芋，变成尽力扔掉而后快的垃圾。古时的一句话可以印证此时政府的心态：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早知会使自己陷于亏损债务难以自跋，又何必当初如此不谨慎地滥投资，乱上项目呢？此时，项目不仅不会使当地经济获得增长，反而会使经济受到拖累，成为"负增长"的因素；政府不仅不会从项目中获得收益，反而不得不到处拆钱去维持它半死不活的状态。比如过去许多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却是拖累经济增长的"负增长"因素。此时的这些国有企业已经变成各级政府的沉重负担，致使政府需要将其扔掉为快――于是就有许多"折价出售"国有企业的事情发生。在政府看来，如果不尽快出手这些企业，则政府难以负担它们的生存与耗费的成本费用，但如果急着要出售它们，又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卖出去。这是政府对待过去国有企业的一个不得已的措施。而现在，老企业的负担还没有完全解决，政府又在制造同样的新问题，因为大上项目的今天，将会产生类似的问题，将会走类似的道路。就算是非常实用的高速公路项目，如果造价太高，或者行车不足，收入难以补偿投资与营运这条公路所消耗的费用，也将会变成相关部门（政府）的沉重负担。又如，据报道，当今中国许多地方花巨额投资建起了各种"主题公园"，但却70%陷于亏损，这些亏损会变成投资者的沉重负担，使他们深感扔掉为快。
可见，当今政府的滥投资乱上项目的行为，将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黄焕金】
四大诱因发挥作用 我国面临产能全面过剩危机
来源：上海证券报
我国产能过剩有四大深层原因
那么，导致目前产能过剩问题日趋严重的原因有那些呢？在我们看来，可能有很多原因，但至少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1、资金过剩及其低成本，造成银行的投资冲动和社会对货币需求过旺。资金过剩问题主要反映在这两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增长长期快于名义GDP增长。随着银行结算效率的提高，货币流动速度在加快，因而导致了资金的大量过剩。当然，这也与我国执行的低利率政策有关。在很大程度上，资金过剩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较弱，但与投资增长之间的关系较强。因为，资金的循环偏向于投资，并形成了"货币增长-投资增长-货币增长（储蓄增加）"的资金循环路径，最终资金过剩被不断强化。另外，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导致货币占款增加较多，这一因素也是导致资金供给过多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货币供应量M2和M1分别增长了69.6%和51.3%，而名义GDP增长了51.5%。这些数据显示，M2增长偏快，存在着超额的货币供给。从货币需求来看,同期各项人民币贷款增长为48.3%，其中短期和中长期贷款分别增长了17.8%和79.8%，且主要是用于投资的中长期贷款增长过快，这也表明过量的货币供给主要是被投资吸收了。
二是资金过剩反映了银行存贷差还在快速增长。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新增存贷差规模一般在6000亿元至8000亿元人民币之间。但是，2005年全部金融机构存贷差新增2.9万亿人民币，比2004年增长了一倍多（2004年为1.4万亿）。另外，由于我国的银行业绩主要源于存贷款利息差，在银行存贷差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加上银行上市后受业绩驱动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各类银行偏好于积极放贷。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分析，导致社会对货币需求过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恰恰是我国长期维持了低利率政策。因此，我们认为，资金过剩是导致我国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要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就必须紧缩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要把好"信贷"的闸门。
2、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是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原因。投资增长过快及投资低效率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一个直接原因。其中，由于目前地方政府的主导型增长模式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因而可以说主要是体制性因素导致了投资的高增长。
事实上，目前地方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似乎过强，地方之间已形成了恶性投资的竞争局面，使得产能扩张趋势难以抑制。尽管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经济增长仍然通过过多地依赖于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实现的。在2004年城镇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占的比重仍高达57.8%，今年也还保持在50%比重以上。这说明，政府投资主导模式并未根本改变。不仅如此，现在许多地方的大型非国有（包括纯私人的）投资项目中，都能看到地方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起作用。
因此，地方政府在投资领域中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市场在发挥作用，使得市场机制难以发挥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作用。现在，拼抢资源、资金和地方引资，都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一致目标，使得地方之间展开的投资增长竞赛愈演愈烈。我们注意到，有不少地方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仍然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应对策略，对宏观调控的理解都是希望调别人，而最好不要调自己。因此，如果过度依赖于政府直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实现根本扭转，那么投资过渡问题将是难以避免的。
我们发现，政府主导型增长的核心是"投资至上、增长就是上项目"的发展观。许多地方的"十一五"规划都是在高增长预期下制订的，因而这类规划也是一个高投资规划。至于全国范围内的投资规模或增速是不是过度或过快，特别是许多制造业产品是不是会出现严重过剩，地方政府很少会考虑这些问题。因此，"有投资就有增长"的这一发展观至今仍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变化。
从去年以来的情况看，宏观经济在逐步呈现周期性调整的趋势，但地方政府采取了"逆市场"的各种政策，这些反市场周期的政策行为导致了近期又出现了投资过热问题。结果是市场调整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低效率投资和低效率供给无法淘汰，也加剧了在总量上"供大于求"的矛盾以及由此累积了一些结构性矛盾。
3、一些产业政策偏差，主要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行业长期采取过度刺激的政策，扭曲了行业的供需结构，也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事实上，目前中国经济正在出现两个"过度依赖"问题：一是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增长，二是过度依赖出口及外资增长。
其中，造成近阶段我国房地产持续、过度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及地方政府长期对房地产发展采取了过度的刺激政策。从国家层面上看，主要是采取了长期的低利率和低税负政策等给房地产发展予以刺激；从地方层面上分析，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把房地产发展作为支柱产业，并采取各种鼓励措施来刺激这一行业发展。另外，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演化角度看，目前房地产发展显得过于超前。就消费结构而言，住宅产品是一种几十万元级的消费品，而我国90年代中期以前的消费品仅为千元级；从购买力水平看，现阶段我们应该推动万元级的消费产品（如汽车）发展，但我们却是过早地启动了房地产消费，及过度地发展了房地产业，从而也扭曲了行业的供需结构，使得相关产业的产能也过度增长。而且，不幸的是，这种超前在产业上却是相对落后的。因为，房地产业既是一个资本密集型产业，又是一种技术层次偏低、高耗能型产业，在产业发展上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由于目前的政策调整受到了利益集团的一定影响，如果政策执行没有坚定的决断力和执行力，那么房地产过快发展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和产能过剩风险将成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最大隐患。
4、市场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和不发达导致竞争行业的过度竞争和供给过度。产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和不发达，主要表现为还未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且市场的中介组织不发达，使得行业发展的自控能力较差。
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组织中，产能增加和产出的增长基本上是与需求相适应的，企业间的竞争主要是在服务层面和技术创新层面上展开的，而价格竞争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这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尤为重要。在我国，绝大多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组织结构发育严重滞后，许多规模巨大的行业（如钢铁、汽车等）的产业集中度严重偏低。特别是受体制方面因素影响，许多行业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仍无法实现资本和品牌的有效集中。例如，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及体制改革滞后，使得我们难以实现许多跨部门、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市场竞争主要表现为是数量增长的竞争及价格竞争，其结果往往是会导致产业的竞争过度，即一些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难以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所以也难以通过市场的自我校正机制，来有效地解决行业投资增长过度及由此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