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提倡不争论,是说不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现在的争论除了意识形态争论外，还有不少是具体政策主张的争论，因此需要争论。重要的是，今天已经到了不争论或不理清意识形态是非，改革无法推进、人们无法前行的地步。因而必须争论。
意识形态争论无法回避
时下所谓改革共识破裂，本质的内涵就是：理论界人士或者说专家学者，在许多改革的根本原则上发生分歧。比如国企要不要转制，如何转制？是不是要限制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职能？应不应该放弃意识形态控制，建立选举政治？对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现象形成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过大的收入差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腐败和机会不均造成的，还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产物？应采取加大税收的方法解决问题，还是应该采取革除垄断的方法解决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房价高企且不断走高？应不应该采取有力的措施调控房价？与这种分歧相对应或者说同时存在的，主要是改革领导者、高层政府官员当然也包括普通民众，对于改革中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改革应沿着怎样的思路原则进行等等问题，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与相互对立的政策主张[1]。
改革发展到今天，出现这种情况是十分正常的。首先，改革开始触及到深层次的问题，人们需要就一些重要的观念原则达成一致。比如，原先的放权让利、价格双轨、承包租赁、把企业推向市场、确立厂长的中心地位等等改革，都没有涉及所有制这一传统体制的核心问题，现在涉及到了。这本是传统意识形态多年来竭力维护的东西，不澄清此中的是非，我们许多的政策主张，在观念上和政治上都是理亏的；我们的一些具体改革实践就是不合法的[2]。又比如政治体制方面，原先的众多改革措施，不论是干部专业化知识化的改革，还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改革，不论是建立公务员制度，还是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这些改革均没有涉及政府权力的大小，哪些权力应该归政府，哪些权力不应该由政府控制这样的敏感问题；也没有涉及制约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的问题，更没有涉及政府权力的来源，政府机构及其权力本身在国家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业已进行的大部分政治体制改革，多属于行政管理性质的，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精干人员、明确责任而进行的。现在的改革触及到权力分工、权力制衡、宪政体制等基础问题，这些方面向来存在意识形态禁忌，改革实践开始与我们多年宣传灌输的观念相抵触，比如说，反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观念的斗争，在政治领域强调的就是无产阶级政权与资产阶级政权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与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本质区别，人民代表大会制、民主集中制与三权分立、多党政治的本质区别。
而现在大家已经看到和认识到，我们社会的许多问题，不论是国企MBO改制变味，还是矿难不止、腐败公行，还是信访问题突出、拆迁矛盾激化，甚至收入不平等，都与现行政治体制的缺陷有关：既与权力过于集中、缺少制约、缺乏监督有关，还与干部选拔评价制度有关。因而需要改革政治体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在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这就不可避免的触及到意识形态禁忌。加上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通过“放”的方式，在宏观体制稳定且有效率的情况下，通过开放市场，放开企业自主权，放开个体私营经济活动的限制等等方式来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不仅是效果效率的评价，需要新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衡量标准做基础。而且由于政治体制在社会制度结构中的中枢地位，使它类似于系统软件，既不能片刻缺失，也不能依靠非系统软件支撑，这就使得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不树立现代政治观念，不理清政治理念上的意识形态是非，认识无法统一，改革无法进行。
从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突破意识形态禁的困难性与重要性。开放自由市场，放开农产品价格，放权让利、把企业推向市场，明明实施的是市场经济的改革，但我们却不能讲“建设市场经济”，只能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计划主导下的商品经济”，讲“商品经济是计划经济的补”。据老同志回忆，改革之初仅仅将“商品经济”这几个字写进文件就很不容易。一直到市场经济发展得红红火火，大半个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带来了社会面貌的巨大改变，一直到邓小平同志的坚决的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到了十五大，我们才终于突破了这一意识形态藩篱，在我们的改革大旗上名正言顺的写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几个大字。这其中，如果不是思想理论界的大量工作，如果不是党的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如果不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引，实现这一历史性突破恐怕很难设想。
即使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口号上人们达成了共识，在一些具体的政策体制建设上，传统的意识形态障碍依然没有消除。比如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大力发展私营经济讳莫如深，把发展“私营经济”说成是发展“民营经济”；私营企业在不少地方只有戴上乡镇企业的红帽子，才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国企改革中，我们把企业卖给私人或转为股份合作制，对国企实施战略性调整，令国有资本从一些行业领域退出，这本是一些十分平常十分普通的改革措施。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国资的退出与企业的转制，就是私人介入或者说转为私人经营。但是一提到私有化，改革者马上理不直气不壮了，因为这是一个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3]。所以实际情况只能如张维迎先生所说，产权改革只能干不能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大大方方的改革，公开的进行方案论证与政策探讨，一些明显的弊端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由于左倾观念的长期灌输，加上其思想范式是当代中国人最熟知的，因而左的观念在社会上总是很有市场。又因为这些年的改革是在不理会左倾意识形态鼓噪，不争论意识形态是非的前提下进行的。左的传统的思维模式、观念原则乃至哲学范式一直未得到根本的清理；新的符合时代的思想方式、观念原则、哲学范式没有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来，推广开来。这便存在一个很大的隐患：即旧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一套经济体制虽然寿终正寝了，新的市场经济、私人经营的农业等一套体制虽然初步建立起来，但前者在理论观念上的正确性科学性没有受到动摇，后者在思想上观念上的合法地位、意识形态正统地位亦没有得到确立。改革事业进展顺利、改革成果显著之时，这种价值观意识形态观念与现实生活、改革实践的对立与不协调[4]，没有问题。一旦改革遇到困难、遭遇阻力，这种对立与不协调造成的麻烦就会立即显现出来。比如这一回，当国企改制面临诸多实际困难，存在十分严重的问题，在群众中受到众多质疑之时，郎咸平从左的观念出发，质疑国企转制的必要性，认为国企效率是高的，只需加强信托责任就可以解决问题；刘国光先生从思想和意识形态管理的角度分析造成私有化观念、新自由主义观念盛行的原因，这两股观念力量一形成合力，马上有效的影响了现实。使人们对国企转制的必要性、对私有化转制方向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
实际上，意识形态分歧可以不争论，但无法回避。今天所有制问题严肃的摆在人们面前了，不澄清其中的观念是非，进一步的改革无从着手；今天改革涉及到限制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职能、变革官员选拔制度，相应的思想理论观念是非不理清，改革必将困难重重。时下改革面临的许多问题开始与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发生直接冲突，回避是软弱无力的。唯一的办法只能像徐景安同志那样，正面应对意识形态挑战，深入细致严肃认真的一个一个弄清楚意识形态观念的是与非。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已经到了不突破意识形态禁忌，不清除政治上经济上的意识形态障碍无法进行的地步。因而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乃至争论势所难免。
“混乱的舆论”需要科学的方法引导
不论是刘吉的“持续二三年的‘反思改革’逐步加温，已经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特别是煽情‘弱势群体’，使十六大到三中全会那股高涨的党心民气，变成日益低落的压抑情绪。尤其是‘为民请愿’的调子和胃口越来越高，而党和政府一时又无法解决，不能不造成‘弱势群体’与党和政府对立的情绪、过高的要求、乃至过激的行为”；也不论是李稻葵教授说的“我们缺乏健康的争论环境，争论解决不了目前经济生活的矛盾，有时候反而还会拖后腿”，“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还不论是高尚全等同志提出的“中央领导要出来讲话，给改革定调”；或是樊刚先生的“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5]。这些说法的出发点，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存在，即网络（包括报刊）体现出的民意并不准确，也不完全是合理的。尤其是以炒作为形式的情绪性发泄和网民的追捧，既不代表理性，也不是广大群众真实思想和意愿的表达。政策的执行、选择，如果受这样一种网络民情或者说网民的赞同与反对影响，是不合理的。且只摆问题，不谈问题产生的原因，或者仅仅作煽情式的为民代言，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容易引起群众对国家形势的误判，造成政府威信的下降与受损。
这一有关当下舆论的认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不无道理。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领导者与决策者如何看待网上言论，如何从网民的一举一动中看到群众意愿，看到民心倾向的问题。网络是领导了解民情掌握情况的一个重要平台，正像报纸电视、国外舆论是领导了解民情掌握情况的重要平台一样。报刊电视不过是几个记者、专栏作家写的东西，或者几位知名学者写的东西，他们就能有那么强的代表性！而网络写手和众多普通网民参与的网络媒体，涵盖的人群范围、参与者所处的行业领域那么大那么广，他们的言论就不能代表民意？！那么，在今天这样的条件下，什么能代表民意呢？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报刊电视的言论代表民意，网络写手与网民的言论也代表民意；报刊电视可能不代表民意，网络言论也可能不代表民意。关键是观察者或领导者怎么看，以什么角度来看待各种形式的言论，要看你这里的“代表”二字是什么意思。
言论的副作用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关键是要把言论引导的合理健康的轨道上来。言为民声，表达的方式可以商榷，表达的观点亦可辩驳，而不允许表达和限制表达，则是最简单也是最笨拙的管理办法。如果加以有效的引导，使活跃的言论趋于建设性，网上（当然也包括报刊）言论是可以起到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的。通过对网络言论的重视，一举废除了延续多年、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的《收容遣送条例》，充满人情味和时代气息的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制定，曾经给民众带来多少期望，带来党和政府关心人权关心弱势群体的多么良好的评价；网络媒体对学术腐败现象的揭露抨击，使得横行一时的抄袭、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成为过街老鼠，引起相关部门对问题的重视，带来规范性制度的建立；一些严重违反国家政策的行为现象，因为网络的曝光，引起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重视警惕，推动了问题的及时处理解决；国际上，普京总统在线回答世界各国网民提出的问题，由此带来的大国领导人形象与人格的宣传效应，何其大焉。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网上言论还是报刊言论，管理部门的参与、引导、重视普遍不足。一则网上信息或一个媒体事件刚刚诞生之际，常常是管理部门一个表态，一个事实经过的澄清，一篇严肃认真的申明管理部门立场与做法的文章，就可以使舆论的进一步发展及演化趋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现在的情况是：对于网上或报刊言论，有关部门开始时往往不予理睬，一旦事情闹得大啦，又作仓促的过激反应。时下，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网民的数量更是增长惊人，可是与此不对称的是，网上至今没有见到一个权威的代表各级政府和管理部门意见主张的官方信息发布网与思想评论网，也没有一个为民众提供权威资讯和资料文件查询的公益性网站（虽然有许多政府网站的存在，但这些网站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更少有支付稿酬的权威网络刊物与网站。在一般人看来，只有支付稿费的网刊和网站（报刊同样），才可能是严格遵守著作权法的，有可能刊载高质量网上言论的网刊与网站；也只有高质量的不同于平面媒体的网上言论，才可以较好地引导网上作者与读者，形成一定的舆论权威。政府对网络的管理，如果只是强化控制制裁手段，哪个平台出了问题，就勒令其关张、停业整顿。这不仅会损害众多网民的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引起群众与政府管理部门不必要的矛盾，也难以达到管理好网络的真正目的。如果政府在扶植培养乃至建设优秀的权威的网刊网站上下功夫，其管理的效果可能会好得多。因为这是一种正面引导激励的管理方法，也是一种依靠行业自律和奖励的办法实施管理、符合当代特点富有人情味的管理方法。
决策者领导者及理论工作者与普通百姓，对国家的政策主张，对改革的思路原则有不同意见、不同的观点，这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要通过不同观点的争论交锋，使合理的思想、政策主张脱颖而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心平气和实事求是讨论问题的氛围，动辄上纲上线，用意识形态的大帽子吓唬人。这种诉诸意识形态、诉诸价值观的问题讨论，往往不容易辨别是非。如果讨论问题时一律去掉意识形态大盖帽，就事论事，自由活跃的观念交锋就一定能达到理愈变愈明的效果。如果我们抛弃坚持公有制还是倡导私有化的意识形态分歧，仅仅研究国企改革如何能取得好的效率效益，如何能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就会简单得多，共识就很容易达成；如果我们把物权法的制定同坚持社会主义观念，保持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等上纲上线的问题区别开来，物权法有什么作用，该不该制定，如何制定，人们就不会有太大的分歧。
当然，若是一些朋友习惯于上纲上线讨论问题，喜欢佩戴意识形态盔甲，那么辩论双方，在他的文章前面应该一律加上这样几句话：“我，横路进二，提出了有关经济改革的几个政策观点（比如中国电信不应拆分等等），我是好心，是代表穷人或下岗工人利益说话的，我觉得我是站在党性立场上、站在捍卫社会主义原则立场上说话的。至于能不能代表，是不是好心，是不是站在党性和社会主义原则上说话的，还请读者评判，我说了不算；”“我，杜丘，提出了有关政府改革的主张（比如应戒除政府垄断等等），我是为了国家未来和人民幸福，代表多数人利益说话的，是站在现代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观念立场上说话的。至于实际是不是这样，效果究竟怎样，大家说了算，实践说了算”。正像美国或香港警察逮捕嫌疑人总要说的那句话，“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作为呈堂证供”，虽然都是些套话，却必须事先慎重声明，否则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行为选择上的误区。
允许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的思想观点公开存在意义重大
我们现在的公众舆论，包括网络和报刊舆论，为什么总是造成令人遗憾的后果：改革讨论走到否定改革的边缘，左右之争常常演变成极左观念占上风的局面；议论时政，又造成夸大问题，煽情式的言论，带来群众思想混乱和情绪低落的效果。也许正是敏锐的看到这一点，何新先生才反复强调意识形态管理的重要性，强调意识形态失控会造成亡党亡国的局面[6]；高尚全、刘吉等才特别提出报刊要正确引导舆论，改革争论要停下来，中央要表态；只是我们的公众舆论为什么总是呈现这样的景象？古今中外，从来的经验都是理不辨不明，理愈辨愈明，何以我们社会的思想观念讨论总是呈现：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即总是造成思想混乱，使实践者茫然，使不正确的思想乃至荒谬的观念泛滥这样的结果。
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我们的舆论管理方式存在问题。旧的管理方式适合于封闭条件下的思想控制，适合于政策目标明确、不允许有任何异议与变动的传统体制下的社会。对于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政策目标随环境和民众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时代来说，这个方式就显得极不合适了。过去搞人民公社、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样的政策追求既不需要讨论，也不允许说三道四，只能论证它的合理性科学性必然性，以及人民群众坚决拥护和支持的特性。而且，这类政策也不存在调整与改变的问题。现在，不论搞国企改制还是搞房价调控，不论是制定物权法还是治理矿难，甚至建设三峡电站这样的公共事务，都允许人们提出不同意见，允许人们追问决策的理由，允许不同的政策主张方案公开存在。政治实践中，有关的决策方案政策主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建议，随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改变与调整。这样的做法，既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必然出现的，也是保证政府决策科学性合理性的当然要求。只是囿于旧的管理控制理念，我们的舆论控制方式没有与时俱进，还是那种只允许一种意见主导思想文化阵地的方式。
在一个阶段，只允许一种倾向性的观念呈现在报刊乃至网络上。比如在社教时期，报刊电视只允许讲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讲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惊人速度，讲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不允许谈论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低效益，不允许谈论57年之后二十年经济上左倾主义观念带来的危害，也不能谈论改革后的俄罗斯政治文化方面发生的显著变化与进步，更不能正面介绍俄罗斯改革的经验；又比如在“郎旋风”主导舆论的阶段，报刊乃至网络往往只刊登MBO改制问题严重、国企效率高，以及批判私有化和主流经济学的荒谬言论，等等方面的观点。这时若有人提出，国企效率确实比民营低，国企转制是必须要进行的，不转制国有资产流失更严重，这样的观点与倾向的言论，就必定没有报刊能够刊登。就是在网上，这样的言论也是难以发表的。其典型的例子就是：郎咸平及其观点可以上电视，可以出版《郎旋风实录》，而质疑郎咸平，反对郎咸平的观点就没有可能；刘国光先生认为意识形态领域被新自由主义思想观念控制，部分高校与研究机构的领导权已经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样的观点可以公开发表，可以出书登杂志，可以出版《刘国光旋风实录》，而与之辩论的徐景安等先生的观点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更不可能搞一本《反旋风争鸣实录》；新左派学者的观点，不论是反对全球化、私有化、市场化，都可以出书上杂志，实在不行还可以出地下刊物；而“右”派倾向的观点，不论是倡导全球化、私有化、民主化，还是主张限制政府权力，就没有这个殊荣和待遇。而任何一种观念，如果不受到与之对立的观念倾向的影响制约，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必会使该观念走向极端。我们的思想文化观念与社会舆论，一旦放松控制，不是走到左倾化极端，就是走到右倾化极端，根源就在这里。
面对这种趋于一端的思想理论观念，面对我们这样的不是左就是右的思想舆论氛围，客观中道的理论观念与政策主张难以产生。施政者不论按照哪一种倾向的理论观念行事，都有失之偏颇、脱离实际的风险。因而不能不对流行的观念和居于主导地位的舆论持警惕态度。而不论哪一种倾向的理论观念，一旦发展的过了头，必然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只好对它进行控制。这样性质的观念和舆论，自然起不到统一决策者思想的作用，反而有搞乱决策者与实践者思想的嫌疑。反过来，如果我们是一个开放的郑重其事讨论研究问题的舆论环境，那么，不同观点不同思想的平等竞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就会使任何一种极端化的思想观念失去市场。中道的合乎实际的、得到多数人认同的舆论观念和政策主张便会脱颖而出。如果这种讨论得到足够的重视，受到实践者与决策者的长期关注，它还会使问题的讨论更具体，更具操作性。如果讨论的过程中能够形成不同思想观念的流派，一方面可以使思想观念的争论交锋更规范，论题更集中，更容易出成果。另一方面也便于人们了解认识不同牌号的思想观点，有利于人们选择应用合理的思想产品。
允许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乃至对立的思想观念公开存在、互相争鸣，对社会观念倾向的合理化，对政策主张的科学化大有帮助。当年，在“除四害”的舆论主导下，个别生物学家提出“麻雀是益鸟，个别时候吃粮食，大部分时间吃虫”这样的言论，由于没有被封杀，而是允许其存在，结果就导致了麻雀从“四害”名单上剔出的结果，避免了一次错误的影响深远的决策可能带来的严重危害；马寅初的人口论由于不允许其公开存在，只允许与之相反的思想观念占据舆论阵地，结果就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设想一下，如果1959年的报刊舆论允许彭德怀这样的不同意见存在，人民公社化时期的报刊舆论允许持有“三自一包”观念者发表看法，相关的经济政策即使原则上不改变，也会在具体执行上受到不同观点的影响而有所调整。左的政策主张就不至于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度。新时期这方面的成功经验随处可见：三峡工程由于一开始就允许两种以上不同意见公开存在，争鸣辩驳。不仅使得决策的审慎度更高，决策考虑的问题更广，使最终的决策更少盲目性，而且也开了民主决策重大经济问题的先河。当国企MBO改制快速推进、只干不说，出现一系列不规范不合理的现象时，由于网上舆论允许郎咸平这样的观点存在，就引起了有关部门对问题的重视和规范；当“郎旋风”一统天下之时，由于互联网上客观存在着与之相反的思想观念与政策主张，不同观点的交锋辩驳引发了颇具声势的改革大讨论，结果就使得广大群众、知识界人士与中央高层，对改革中的问题，对改革的发展方向，有了更切实际更为明确的认识，也使得反思改革的舆论最终没有走到反对改革的极端上来。
客观中道的舆论观念的形成有赖于不同观点的交锋辩驳争胜
何新、刘国光、刘吉等等先生提出的思想舆论要进行管理，不能没有主导和主流，虽然他们提出的作为主导的观念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思维方式都是相同的。即思想理论领域不能乱哄哄的，不能下面说什么就是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有引导有纪律。只是他们提出的作为主导的思想：一种可以称之为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另一种则可以称之为新社会主义观念；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左派观念，另一种则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观念；一种观点是要控制改革、反省改革，纠改革之偏；另一种观点则要求大胆改革、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两种观点都认为应该改革，但两种观点的持有者对现状认识不同：一种认为，现在的改革总的来说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应继续下去；另一种认为，现在的改革出了大问题，方向上、主导原则上出了问题，再不纠正后果不堪设想；一种观点是从辩证法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出发看待和评价现实的，另一种观点则是从制度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理论出发认识和评价问题的；一种思想观念是从阶级斗争思维、和平演变思维考虑问题的；一种思想观念则是从建设现代社会、构建现代政府、引进宪政观念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二者都希望领导将自己的观念主张、理论倾向确立为正统思想，作为主导思想，独步天下，不希望让与之不同的言论观念说三道四、吵吵嚷嚷、干扰视听。
然而问题是，你让领导如何作选择呢？能作出选择吗？如果作出了明确的倾向性选择，依照历史经验，就会出现一种思想观点统治社会舆论的局面。不允许与之对立的思想观念说话，搞得彻底了，还要批判与之不同的思想观念。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一种倾向的理论观点主导舆论，单一倾向的思想观念发展到极端。像1989年，由于报刊上只允许政治上“右”倾的思想观念发表意见，不允许左倾言论出笼，结果这种单一倾向的言论发展到极端，就出了问题；1992年之后，为纠正右倾观念，社教运动的开展，又使得“右”倾言论不能公开发表，结果偏左的思想观念单兵独进，发展到极端，竟然得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最深刻的根源就是经济自由化”这样严重违背原则的结论。
事实上，不同倾向不同观点的思想在干部群众中是现实存在的，不能回避的。不允许人们持有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不允许人们自由的思想，而限制人的思想，禁锢人的思想，带来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从不允许持有不同的观点，到不允许持有不同的政策主张，实际上取消了人们思想创新的权力、参与民主决策的权力，也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同的人，因为知识、经验、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的不同，对同一社会现象事物持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观点认识实属必然。如果各级领导、各方面人士、各地方各阶层民众不存在不同的思想倾向、不同的政策主张，那么，我们还搞民主协商、方案选择、政策评价、投票决定干什么。道理很简单，有不同的主张才要协商，有不同的方案才要选择，有不同的政策倾向才需要表决，对同一方案有不同意见才需要评价。
面对当前这样一个既不能限制、也不能取缔的不同思想观点相互争鸣的局面，合理的作法应该是：允许不同的观点公开存在，允许不同的政策主张交锋辩驳、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平等竞争，最后，形成既不过左、也不过右的中道的社会舆论。这种舆论，对于各级政府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极为有利。实际上，任何一种观点和政策主张，只要它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提出来的，再说的极端一点，只要它是人提出来而不是神提出来的，它就必然有缺陷，有提出者没有想到和没有注意到的方面，有它自己的局限性，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论什么样的不同意见，只要去掉那些个戴在头上的大盖帽（左呀、右呀，社会主义呀、资本主义呀，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其实都是对某一政策主张或某一社会现象缺点、局限与问题的指出，其实就是拥有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经验知识的人对同一社会问题的不同认识。马寅初限制人口的主张就是对“人多力量大”观点缺陷的指正；彭德怀关于大跃进问题的观点，就是对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观点的批评与提醒；郎咸平有关MBO改制问题巨大，皇甫平关于改革动摇不得的观点，都是对某种倾向性的认识主张与政策行为提出的不同意见。允许这些不同的意见观点存在，会对我们各级领导制定与执行决策多一分提醒，多一个选择；也会为我们将来认识到原有决策不足，改变调整政策主张留下回旋的余地。而封杀它们、限制它们，既不利于思想观念的发展进步，还容易引起持有不同观点者的抵触情绪，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不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献计献策的积极性。
不同思想观点的公开存在、平等竞争，会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使好的优秀的思想观念出不来。相反，使荒谬腐朽、落后错误的思想观念受到追捧，得到传播，使人们的行为受到不好的影响呢？应该说不会。思想产品既然是人们需要的对人们有用的东西，它的放开只不过意味着产品数量的增加，产品型号的增多，并不意味着人们选择能力的降低，人们选择优秀思想产品的意愿丧失。况且，思想产品选择的自由化，选择范围品种的扩大化，还会提高人们的选择能力鉴别能力。如同商品市场丰富了，可选择的商品多了，人们的选择鉴别能力会提高，市场上的商品质量会提高一样。常言道，真金不怕火炼。不要以为正确的观念、科学的观念弱不禁风，一遇到腐朽落后错误的观念就会自动败下阵来。相反，正确的观念所以被人们奉为真理，所以顽强存在、怎么打也打不倒，就是因为它比其他的观念更合理更有效，人们更容易接受。重要的是，正确的观念总能在实践中取得好的结果，这是任何错误的观念做不到的。马克思主义虽然遭遇种种封锁禁锢，它还是传遍了全世界，征服了那么多青年才俊，甚至包括与自己利益相悖的资本家及富人子弟；凯恩斯理论、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念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西方社会处于非主流地位，受到各方冷遇，但最后还是赢得了大批信奉者。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观念对于解决革命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非常有效。迷信思想、邪教观念，虽然曾经得到相当多的善男信女的追捧，最终还是被多数人抛弃，就是因为这些观念带给人们的是落后、悲剧和灾难，就是因为它们对解决社会乃至人身健康方面的问题毫无帮助、一无效果。
总之，只要是开放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竞争的环境与局面，任何极端化的行为及观念都不会成气候。合理科学优秀的行为与观念往往会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不断胜出、得到强化。例如，对于流行歌坛，我们原先的办法是管制它、控制它，只允许“威武雄壮”的曲风流行，不允许“靡靡之音”存在。其结果，要么使得革命歌曲走向单调、走向亢奋，使大家不爱听；要么使得邓丽君的东西成了怎么控都控不住的流行风尚。对于人们的着装发型，我们过去强求一律，不允许奇装异服存在。一管理就是遍地“蓝蚂蚁”，一放开就是长头发喇叭裤横行。现在，我们将这两个领域全放开了，不去控制和约束它了。允许不同曲调风格的歌曲存在，允许不同服装发型招摇过市；允许不同的歌曲观念、服装理念、发型理论宣传倡导、相互竞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结果，没有见到哪一种风格的流行歌曲横行无忌，也没有见到哪一种样式的服装独步天下。放开邓丽君歌曲的控制，邓氏歌曲并没有完全垄断流行歌坛；放开服装发型的控制，喇叭裤没有成为全民的统一服装，长头发更没有一统江山。相反开放的结果，倒是歌坛愈来愈繁荣，好歌愈来愈多了；人们的着装越来越得体，优秀的服装样式与一流的服装设计师越来越多了。由此可以想到，思想观念领域的管理控制，道理大概也是相同的。改变管理的结果也会呈现类似的状况。
备注：
[1]张曙光先生的观点是：这场争论其实来源、根子在高层，如果没有高层的某种支持、某种纵容的话，高层的趋向不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这样。就拿刚才说的巩献田对物权法提出的意见，也是高层的意思（见《西山会议纪要》http://bingdao5516.blogchina.com/4833548.html）。
[2][3]喻权域先生说：去年（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电台、电视台和人民群众中多次响起抗日救亡歌曲，响起《黄河大合唱》中雄壮豪迈的誓言：“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今天，我们中国又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宪法》遭到严重破坏，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岌岌可危。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现在的中国，已经是“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宪法第七条规定：“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现实情况是：大量国有企业被贱价出卖给私人，或者通过所谓“改制”变成了私有企业。因此，我呼吁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努力，保卫宪法，保卫国有企业，保卫社会主义！——喻权域2006年3月1日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信：《保卫宪法，保卫国有企业，保卫社会主义！》，新民工加帖在经济风云【凯迪网络】http://www.kdnet
[4]何新认为这种对立和不协调是一种危机：“我个人认为，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由于腐败导致的政治危机。根本危机是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分裂所造成的精神的危机，价值的危机，信仰的危机。当前有两大问题。一是共产主义公有制意识形态与市场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现实相矛盾，严重矛盾。导致民众对国家体制及制度合法性、合理性的信心发生动摇”——见何新《思考》“当代问题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一节，源自《何新论坛》。
[5]刘吉原话：持续二三年的“反思改革”逐步加温，已经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特别是煽情“弱势群体”，使十六大到三中全会那股高涨的党心民气，变成日益低落的压抑情绪。尤其是“为民请愿”的调子和胃口越来越高，而党和政府一时又无法解决，不能不造成“弱势群体”与党和政府对立的情绪、过高的要求、乃至过激的行为，也造成一些基层地方干部消极怠工和矛盾上交的对立心态。这些都在动摇着党的执政基础，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刘吉：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载《改革内参》2006年第17期。
李稻葵原话：现在我们缺乏健康的争论环境，争论解决不了目前经济生活的矛盾，有时候反而还会拖后腿。其实我很怀念1980年代那些具体的争论，也很怀念那些不争论的年代，在这样不健康的争论局面下，还不如让政府通过一项项试点来解决问题。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转引自：童大焕《知识精英的“网络恐惧症”》一文，见《东方早报》4月25日。
高尚全原话：建议中央最高领导胡总书记出来讲话，讲什么？不要讲很多，主要讲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个不要”。我想过去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来看，过去面临着这样的关键时期，比如说90年代初搞计划和市场争论的时候，姓资姓社争论的时候，小平同志出来讲话：第一讲了不要争论，我们要依靠“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是非；二是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样把这场姓资姓社的争论一下子平静下来……如果争论下去，我认为有四个不利于：一是不利于和谐社会；二是不利于改革开放；三是不利于发展；四是不利于团结。——见《西山会议纪要》http://bingdao5516.blogchina.com/4833548.html
樊纲先生原话：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外，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转引自：童大焕《知识精英的“网络恐惧症”》一文，见《东方早报》4月25日。
[6]何新原话：90年代初的苏联为什么会在顷刻之间瓦解？你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方面举出许多原因。但我认为那都不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谈经济问题，难道1990年的苏联会比1917-1920年的俄国更落后更困难吗？会比1942年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期更困难吗？为什么那时苏联没有崩溃？我认为，导致苏联瞬间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崩溃，也就是精神崩溃——见何新《思考》“当代问题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一节，源自《何新论坛》。
意识形态争论无法回避
时下所谓改革共识破裂，本质的内涵就是：理论界人士或者说专家学者，在许多改革的根本原则上发生分歧。比如国企要不要转制，如何转制？是不是要限制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职能？应不应该放弃意识形态控制，建立选举政治？对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现象形成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过大的收入差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腐败和机会不均造成的，还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产物？应采取加大税收的方法解决问题，还是应该采取革除垄断的方法解决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房价高企且不断走高？应不应该采取有力的措施调控房价？与这种分歧相对应或者说同时存在的，主要是改革领导者、高层政府官员当然也包括普通民众，对于改革中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改革应沿着怎样的思路原则进行等等问题，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与相互对立的政策主张[1]。
改革发展到今天，出现这种情况是十分正常的。首先，改革开始触及到深层次的问题，人们需要就一些重要的观念原则达成一致。比如，原先的放权让利、价格双轨、承包租赁、把企业推向市场、确立厂长的中心地位等等改革，都没有涉及所有制这一传统体制的核心问题，现在涉及到了。这本是传统意识形态多年来竭力维护的东西，不澄清此中的是非，我们许多的政策主张，在观念上和政治上都是理亏的；我们的一些具体改革实践就是不合法的[2]。又比如政治体制方面，原先的众多改革措施，不论是干部专业化知识化的改革，还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改革，不论是建立公务员制度，还是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这些改革均没有涉及政府权力的大小，哪些权力应该归政府，哪些权力不应该由政府控制这样的敏感问题；也没有涉及制约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的问题，更没有涉及政府权力的来源，政府机构及其权力本身在国家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业已进行的大部分政治体制改革，多属于行政管理性质的，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精干人员、明确责任而进行的。现在的改革触及到权力分工、权力制衡、宪政体制等基础问题，这些方面向来存在意识形态禁忌，改革实践开始与我们多年宣传灌输的观念相抵触，比如说，反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观念的斗争，在政治领域强调的就是无产阶级政权与资产阶级政权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与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本质区别，人民代表大会制、民主集中制与三权分立、多党政治的本质区别。
而现在大家已经看到和认识到，我们社会的许多问题，不论是国企MBO改制变味，还是矿难不止、腐败公行，还是信访问题突出、拆迁矛盾激化，甚至收入不平等，都与现行政治体制的缺陷有关：既与权力过于集中、缺少制约、缺乏监督有关，还与干部选拔评价制度有关。因而需要改革政治体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在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这就不可避免的触及到意识形态禁忌。加上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通过“放”的方式，在宏观体制稳定且有效率的情况下，通过开放市场，放开企业自主权，放开个体私营经济活动的限制等等方式来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不仅是效果效率的评价，需要新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衡量标准做基础。而且由于政治体制在社会制度结构中的中枢地位，使它类似于系统软件，既不能片刻缺失，也不能依靠非系统软件支撑，这就使得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不树立现代政治观念，不理清政治理念上的意识形态是非，认识无法统一，改革无法进行。
从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突破意识形态禁的困难性与重要性。开放自由市场，放开农产品价格，放权让利、把企业推向市场，明明实施的是市场经济的改革，但我们却不能讲“建设市场经济”，只能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计划主导下的商品经济”，讲“商品经济是计划经济的补”。据老同志回忆，改革之初仅仅将“商品经济”这几个字写进文件就很不容易。一直到市场经济发展得红红火火，大半个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带来了社会面貌的巨大改变，一直到邓小平同志的坚决的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到了十五大，我们才终于突破了这一意识形态藩篱，在我们的改革大旗上名正言顺的写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几个大字。这其中，如果不是思想理论界的大量工作，如果不是党的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如果不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引，实现这一历史性突破恐怕很难设想。
即使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口号上人们达成了共识，在一些具体的政策体制建设上，传统的意识形态障碍依然没有消除。比如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大力发展私营经济讳莫如深，把发展“私营经济”说成是发展“民营经济”；私营企业在不少地方只有戴上乡镇企业的红帽子，才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国企改革中，我们把企业卖给私人或转为股份合作制，对国企实施战略性调整，令国有资本从一些行业领域退出，这本是一些十分平常十分普通的改革措施。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国资的退出与企业的转制，就是私人介入或者说转为私人经营。但是一提到私有化，改革者马上理不直气不壮了，因为这是一个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3]。所以实际情况只能如张维迎先生所说，产权改革只能干不能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大大方方的改革，公开的进行方案论证与政策探讨，一些明显的弊端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由于左倾观念的长期灌输，加上其思想范式是当代中国人最熟知的，因而左的观念在社会上总是很有市场。又因为这些年的改革是在不理会左倾意识形态鼓噪，不争论意识形态是非的前提下进行的。左的传统的思维模式、观念原则乃至哲学范式一直未得到根本的清理；新的符合时代的思想方式、观念原则、哲学范式没有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来，推广开来。这便存在一个很大的隐患：即旧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一套经济体制虽然寿终正寝了，新的市场经济、私人经营的农业等一套体制虽然初步建立起来，但前者在理论观念上的正确性科学性没有受到动摇，后者在思想上观念上的合法地位、意识形态正统地位亦没有得到确立。改革事业进展顺利、改革成果显著之时，这种价值观意识形态观念与现实生活、改革实践的对立与不协调[4]，没有问题。一旦改革遇到困难、遭遇阻力，这种对立与不协调造成的麻烦就会立即显现出来。比如这一回，当国企改制面临诸多实际困难，存在十分严重的问题，在群众中受到众多质疑之时，郎咸平从左的观念出发，质疑国企转制的必要性，认为国企效率是高的，只需加强信托责任就可以解决问题；刘国光先生从思想和意识形态管理的角度分析造成私有化观念、新自由主义观念盛行的原因，这两股观念力量一形成合力，马上有效的影响了现实。使人们对国企转制的必要性、对私有化转制方向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
实际上，意识形态分歧可以不争论，但无法回避。今天所有制问题严肃的摆在人们面前了，不澄清其中的观念是非，进一步的改革无从着手；今天改革涉及到限制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职能、变革官员选拔制度，相应的思想理论观念是非不理清，改革必将困难重重。时下改革面临的许多问题开始与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发生直接冲突，回避是软弱无力的。唯一的办法只能像徐景安同志那样，正面应对意识形态挑战，深入细致严肃认真的一个一个弄清楚意识形态观念的是与非。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已经到了不突破意识形态禁忌，不清除政治上经济上的意识形态障碍无法进行的地步。因而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乃至争论势所难免。
“混乱的舆论”需要科学的方法引导
不论是刘吉的“持续二三年的‘反思改革’逐步加温，已经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特别是煽情‘弱势群体’，使十六大到三中全会那股高涨的党心民气，变成日益低落的压抑情绪。尤其是‘为民请愿’的调子和胃口越来越高，而党和政府一时又无法解决，不能不造成‘弱势群体’与党和政府对立的情绪、过高的要求、乃至过激的行为”；也不论是李稻葵教授说的“我们缺乏健康的争论环境，争论解决不了目前经济生活的矛盾，有时候反而还会拖后腿”，“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还不论是高尚全等同志提出的“中央领导要出来讲话，给改革定调”；或是樊刚先生的“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5]。这些说法的出发点，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存在，即网络（包括报刊）体现出的民意并不准确，也不完全是合理的。尤其是以炒作为形式的情绪性发泄和网民的追捧，既不代表理性，也不是广大群众真实思想和意愿的表达。政策的执行、选择，如果受这样一种网络民情或者说网民的赞同与反对影响，是不合理的。且只摆问题，不谈问题产生的原因，或者仅仅作煽情式的为民代言，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容易引起群众对国家形势的误判，造成政府威信的下降与受损。
这一有关当下舆论的认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不无道理。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领导者与决策者如何看待网上言论，如何从网民的一举一动中看到群众意愿，看到民心倾向的问题。网络是领导了解民情掌握情况的一个重要平台，正像报纸电视、国外舆论是领导了解民情掌握情况的重要平台一样。报刊电视不过是几个记者、专栏作家写的东西，或者几位知名学者写的东西，他们就能有那么强的代表性！而网络写手和众多普通网民参与的网络媒体，涵盖的人群范围、参与者所处的行业领域那么大那么广，他们的言论就不能代表民意？！那么，在今天这样的条件下，什么能代表民意呢？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报刊电视的言论代表民意，网络写手与网民的言论也代表民意；报刊电视可能不代表民意，网络言论也可能不代表民意。关键是观察者或领导者怎么看，以什么角度来看待各种形式的言论，要看你这里的“代表”二字是什么意思。
言论的副作用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关键是要把言论引导的合理健康的轨道上来。言为民声，表达的方式可以商榷，表达的观点亦可辩驳，而不允许表达和限制表达，则是最简单也是最笨拙的管理办法。如果加以有效的引导，使活跃的言论趋于建设性，网上（当然也包括报刊）言论是可以起到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的。通过对网络言论的重视，一举废除了延续多年、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的《收容遣送条例》，充满人情味和时代气息的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制定，曾经给民众带来多少期望，带来党和政府关心人权关心弱势群体的多么良好的评价；网络媒体对学术腐败现象的揭露抨击，使得横行一时的抄袭、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成为过街老鼠，引起相关部门对问题的重视，带来规范性制度的建立；一些严重违反国家政策的行为现象，因为网络的曝光，引起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重视警惕，推动了问题的及时处理解决；国际上，普京总统在线回答世界各国网民提出的问题，由此带来的大国领导人形象与人格的宣传效应，何其大焉。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网上言论还是报刊言论，管理部门的参与、引导、重视普遍不足。一则网上信息或一个媒体事件刚刚诞生之际，常常是管理部门一个表态，一个事实经过的澄清，一篇严肃认真的申明管理部门立场与做法的文章，就可以使舆论的进一步发展及演化趋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现在的情况是：对于网上或报刊言论，有关部门开始时往往不予理睬，一旦事情闹得大啦，又作仓促的过激反应。时下，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网民的数量更是增长惊人，可是与此不对称的是，网上至今没有见到一个权威的代表各级政府和管理部门意见主张的官方信息发布网与思想评论网，也没有一个为民众提供权威资讯和资料文件查询的公益性网站（虽然有许多政府网站的存在，但这些网站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更少有支付稿酬的权威网络刊物与网站。在一般人看来，只有支付稿费的网刊和网站（报刊同样），才可能是严格遵守著作权法的，有可能刊载高质量网上言论的网刊与网站；也只有高质量的不同于平面媒体的网上言论，才可以较好地引导网上作者与读者，形成一定的舆论权威。政府对网络的管理，如果只是强化控制制裁手段，哪个平台出了问题，就勒令其关张、停业整顿。这不仅会损害众多网民的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引起群众与政府管理部门不必要的矛盾，也难以达到管理好网络的真正目的。如果政府在扶植培养乃至建设优秀的权威的网刊网站上下功夫，其管理的效果可能会好得多。因为这是一种正面引导激励的管理方法，也是一种依靠行业自律和奖励的办法实施管理、符合当代特点富有人情味的管理方法。
决策者领导者及理论工作者与普通百姓，对国家的政策主张，对改革的思路原则有不同意见、不同的观点，这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要通过不同观点的争论交锋，使合理的思想、政策主张脱颖而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心平气和实事求是讨论问题的氛围，动辄上纲上线，用意识形态的大帽子吓唬人。这种诉诸意识形态、诉诸价值观的问题讨论，往往不容易辨别是非。如果讨论问题时一律去掉意识形态大盖帽，就事论事，自由活跃的观念交锋就一定能达到理愈变愈明的效果。如果我们抛弃坚持公有制还是倡导私有化的意识形态分歧，仅仅研究国企改革如何能取得好的效率效益，如何能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就会简单得多，共识就很容易达成；如果我们把物权法的制定同坚持社会主义观念，保持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等上纲上线的问题区别开来，物权法有什么作用，该不该制定，如何制定，人们就不会有太大的分歧。
当然，若是一些朋友习惯于上纲上线讨论问题，喜欢佩戴意识形态盔甲，那么辩论双方，在他的文章前面应该一律加上这样几句话：“我，横路进二，提出了有关经济改革的几个政策观点（比如中国电信不应拆分等等），我是好心，是代表穷人或下岗工人利益说话的，我觉得我是站在党性立场上、站在捍卫社会主义原则立场上说话的。至于能不能代表，是不是好心，是不是站在党性和社会主义原则上说话的，还请读者评判，我说了不算；”“我，杜丘，提出了有关政府改革的主张（比如应戒除政府垄断等等），我是为了国家未来和人民幸福，代表多数人利益说话的，是站在现代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观念立场上说话的。至于实际是不是这样，效果究竟怎样，大家说了算，实践说了算”。正像美国或香港警察逮捕嫌疑人总要说的那句话，“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作为呈堂证供”，虽然都是些套话，却必须事先慎重声明，否则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行为选择上的误区。
允许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的思想观点公开存在意义重大
我们现在的公众舆论，包括网络和报刊舆论，为什么总是造成令人遗憾的后果：改革讨论走到否定改革的边缘，左右之争常常演变成极左观念占上风的局面；议论时政，又造成夸大问题，煽情式的言论，带来群众思想混乱和情绪低落的效果。也许正是敏锐的看到这一点，何新先生才反复强调意识形态管理的重要性，强调意识形态失控会造成亡党亡国的局面[6]；高尚全、刘吉等才特别提出报刊要正确引导舆论，改革争论要停下来，中央要表态；只是我们的公众舆论为什么总是呈现这样的景象？古今中外，从来的经验都是理不辨不明，理愈辨愈明，何以我们社会的思想观念讨论总是呈现：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即总是造成思想混乱，使实践者茫然，使不正确的思想乃至荒谬的观念泛滥这样的结果。
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我们的舆论管理方式存在问题。旧的管理方式适合于封闭条件下的思想控制，适合于政策目标明确、不允许有任何异议与变动的传统体制下的社会。对于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政策目标随环境和民众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时代来说，这个方式就显得极不合适了。过去搞人民公社、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样的政策追求既不需要讨论，也不允许说三道四，只能论证它的合理性科学性必然性，以及人民群众坚决拥护和支持的特性。而且，这类政策也不存在调整与改变的问题。现在，不论搞国企改制还是搞房价调控，不论是制定物权法还是治理矿难，甚至建设三峡电站这样的公共事务，都允许人们提出不同意见，允许人们追问决策的理由，允许不同的政策主张方案公开存在。政治实践中，有关的决策方案政策主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建议，随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改变与调整。这样的做法，既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必然出现的，也是保证政府决策科学性合理性的当然要求。只是囿于旧的管理控制理念，我们的舆论控制方式没有与时俱进，还是那种只允许一种意见主导思想文化阵地的方式。
在一个阶段，只允许一种倾向性的观念呈现在报刊乃至网络上。比如在社教时期，报刊电视只允许讲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讲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惊人速度，讲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不允许谈论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低效益，不允许谈论57年之后二十年经济上左倾主义观念带来的危害，也不能谈论改革后的俄罗斯政治文化方面发生的显著变化与进步，更不能正面介绍俄罗斯改革的经验；又比如在“郎旋风”主导舆论的阶段，报刊乃至网络往往只刊登MBO改制问题严重、国企效率高，以及批判私有化和主流经济学的荒谬言论，等等方面的观点。这时若有人提出，国企效率确实比民营低，国企转制是必须要进行的，不转制国有资产流失更严重，这样的观点与倾向的言论，就必定没有报刊能够刊登。就是在网上，这样的言论也是难以发表的。其典型的例子就是：郎咸平及其观点可以上电视，可以出版《郎旋风实录》，而质疑郎咸平，反对郎咸平的观点就没有可能；刘国光先生认为意识形态领域被新自由主义思想观念控制，部分高校与研究机构的领导权已经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样的观点可以公开发表，可以出书登杂志，可以出版《刘国光旋风实录》，而与之辩论的徐景安等先生的观点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更不可能搞一本《反旋风争鸣实录》；新左派学者的观点，不论是反对全球化、私有化、市场化，都可以出书上杂志，实在不行还可以出地下刊物；而“右”派倾向的观点，不论是倡导全球化、私有化、民主化，还是主张限制政府权力，就没有这个殊荣和待遇。而任何一种观念，如果不受到与之对立的观念倾向的影响制约，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必会使该观念走向极端。我们的思想文化观念与社会舆论，一旦放松控制，不是走到左倾化极端，就是走到右倾化极端，根源就在这里。
面对这种趋于一端的思想理论观念，面对我们这样的不是左就是右的思想舆论氛围，客观中道的理论观念与政策主张难以产生。施政者不论按照哪一种倾向的理论观念行事，都有失之偏颇、脱离实际的风险。因而不能不对流行的观念和居于主导地位的舆论持警惕态度。而不论哪一种倾向的理论观念，一旦发展的过了头，必然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只好对它进行控制。这样性质的观念和舆论，自然起不到统一决策者思想的作用，反而有搞乱决策者与实践者思想的嫌疑。反过来，如果我们是一个开放的郑重其事讨论研究问题的舆论环境，那么，不同观点不同思想的平等竞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就会使任何一种极端化的思想观念失去市场。中道的合乎实际的、得到多数人认同的舆论观念和政策主张便会脱颖而出。如果这种讨论得到足够的重视，受到实践者与决策者的长期关注，它还会使问题的讨论更具体，更具操作性。如果讨论的过程中能够形成不同思想观念的流派，一方面可以使思想观念的争论交锋更规范，论题更集中，更容易出成果。另一方面也便于人们了解认识不同牌号的思想观点，有利于人们选择应用合理的思想产品。
允许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乃至对立的思想观念公开存在、互相争鸣，对社会观念倾向的合理化，对政策主张的科学化大有帮助。当年，在“除四害”的舆论主导下，个别生物学家提出“麻雀是益鸟，个别时候吃粮食，大部分时间吃虫”这样的言论，由于没有被封杀，而是允许其存在，结果就导致了麻雀从“四害”名单上剔出的结果，避免了一次错误的影响深远的决策可能带来的严重危害；马寅初的人口论由于不允许其公开存在，只允许与之相反的思想观念占据舆论阵地，结果就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设想一下，如果1959年的报刊舆论允许彭德怀这样的不同意见存在，人民公社化时期的报刊舆论允许持有“三自一包”观念者发表看法，相关的经济政策即使原则上不改变，也会在具体执行上受到不同观点的影响而有所调整。左的政策主张就不至于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度。新时期这方面的成功经验随处可见：三峡工程由于一开始就允许两种以上不同意见公开存在，争鸣辩驳。不仅使得决策的审慎度更高，决策考虑的问题更广，使最终的决策更少盲目性，而且也开了民主决策重大经济问题的先河。当国企MBO改制快速推进、只干不说，出现一系列不规范不合理的现象时，由于网上舆论允许郎咸平这样的观点存在，就引起了有关部门对问题的重视和规范；当“郎旋风”一统天下之时，由于互联网上客观存在着与之相反的思想观念与政策主张，不同观点的交锋辩驳引发了颇具声势的改革大讨论，结果就使得广大群众、知识界人士与中央高层，对改革中的问题，对改革的发展方向，有了更切实际更为明确的认识，也使得反思改革的舆论最终没有走到反对改革的极端上来。
客观中道的舆论观念的形成有赖于不同观点的交锋辩驳争胜
何新、刘国光、刘吉等等先生提出的思想舆论要进行管理，不能没有主导和主流，虽然他们提出的作为主导的观念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思维方式都是相同的。即思想理论领域不能乱哄哄的，不能下面说什么就是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有引导有纪律。只是他们提出的作为主导的思想：一种可以称之为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另一种则可以称之为新社会主义观念；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左派观念，另一种则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观念；一种观点是要控制改革、反省改革，纠改革之偏；另一种观点则要求大胆改革、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两种观点都认为应该改革，但两种观点的持有者对现状认识不同：一种认为，现在的改革总的来说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应继续下去；另一种认为，现在的改革出了大问题，方向上、主导原则上出了问题，再不纠正后果不堪设想；一种观点是从辩证法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出发看待和评价现实的，另一种观点则是从制度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理论出发认识和评价问题的；一种思想观念是从阶级斗争思维、和平演变思维考虑问题的；一种思想观念则是从建设现代社会、构建现代政府、引进宪政观念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二者都希望领导将自己的观念主张、理论倾向确立为正统思想，作为主导思想，独步天下，不希望让与之不同的言论观念说三道四、吵吵嚷嚷、干扰视听。
然而问题是，你让领导如何作选择呢？能作出选择吗？如果作出了明确的倾向性选择，依照历史经验，就会出现一种思想观点统治社会舆论的局面。不允许与之对立的思想观念说话，搞得彻底了，还要批判与之不同的思想观念。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一种倾向的理论观点主导舆论，单一倾向的思想观念发展到极端。像1989年，由于报刊上只允许政治上“右”倾的思想观念发表意见，不允许左倾言论出笼，结果这种单一倾向的言论发展到极端，就出了问题；1992年之后，为纠正右倾观念，社教运动的开展，又使得“右”倾言论不能公开发表，结果偏左的思想观念单兵独进，发展到极端，竟然得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最深刻的根源就是经济自由化”这样严重违背原则的结论。
事实上，不同倾向不同观点的思想在干部群众中是现实存在的，不能回避的。不允许人们持有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不允许人们自由的思想，而限制人的思想，禁锢人的思想，带来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从不允许持有不同的观点，到不允许持有不同的政策主张，实际上取消了人们思想创新的权力、参与民主决策的权力，也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同的人，因为知识、经验、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的不同，对同一社会现象事物持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观点认识实属必然。如果各级领导、各方面人士、各地方各阶层民众不存在不同的思想倾向、不同的政策主张，那么，我们还搞民主协商、方案选择、政策评价、投票决定干什么。道理很简单，有不同的主张才要协商，有不同的方案才要选择，有不同的政策倾向才需要表决，对同一方案有不同意见才需要评价。
面对当前这样一个既不能限制、也不能取缔的不同思想观点相互争鸣的局面，合理的作法应该是：允许不同的观点公开存在，允许不同的政策主张交锋辩驳、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平等竞争，最后，形成既不过左、也不过右的中道的社会舆论。这种舆论，对于各级政府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极为有利。实际上，任何一种观点和政策主张，只要它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提出来的，再说的极端一点，只要它是人提出来而不是神提出来的，它就必然有缺陷，有提出者没有想到和没有注意到的方面，有它自己的局限性，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论什么样的不同意见，只要去掉那些个戴在头上的大盖帽（左呀、右呀，社会主义呀、资本主义呀，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其实都是对某一政策主张或某一社会现象缺点、局限与问题的指出，其实就是拥有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经验知识的人对同一社会问题的不同认识。马寅初限制人口的主张就是对“人多力量大”观点缺陷的指正；彭德怀关于大跃进问题的观点，就是对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观点的批评与提醒；郎咸平有关MBO改制问题巨大，皇甫平关于改革动摇不得的观点，都是对某种倾向性的认识主张与政策行为提出的不同意见。允许这些不同的意见观点存在，会对我们各级领导制定与执行决策多一分提醒，多一个选择；也会为我们将来认识到原有决策不足，改变调整政策主张留下回旋的余地。而封杀它们、限制它们，既不利于思想观念的发展进步，还容易引起持有不同观点者的抵触情绪，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不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献计献策的积极性。
不同思想观点的公开存在、平等竞争，会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使好的优秀的思想观念出不来。相反，使荒谬腐朽、落后错误的思想观念受到追捧，得到传播，使人们的行为受到不好的影响呢？应该说不会。思想产品既然是人们需要的对人们有用的东西，它的放开只不过意味着产品数量的增加，产品型号的增多，并不意味着人们选择能力的降低，人们选择优秀思想产品的意愿丧失。况且，思想产品选择的自由化，选择范围品种的扩大化，还会提高人们的选择能力鉴别能力。如同商品市场丰富了，可选择的商品多了，人们的选择鉴别能力会提高，市场上的商品质量会提高一样。常言道，真金不怕火炼。不要以为正确的观念、科学的观念弱不禁风，一遇到腐朽落后错误的观念就会自动败下阵来。相反，正确的观念所以被人们奉为真理，所以顽强存在、怎么打也打不倒，就是因为它比其他的观念更合理更有效，人们更容易接受。重要的是，正确的观念总能在实践中取得好的结果，这是任何错误的观念做不到的。马克思主义虽然遭遇种种封锁禁锢，它还是传遍了全世界，征服了那么多青年才俊，甚至包括与自己利益相悖的资本家及富人子弟；凯恩斯理论、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念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西方社会处于非主流地位，受到各方冷遇，但最后还是赢得了大批信奉者。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观念对于解决革命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非常有效。迷信思想、邪教观念，虽然曾经得到相当多的善男信女的追捧，最终还是被多数人抛弃，就是因为这些观念带给人们的是落后、悲剧和灾难，就是因为它们对解决社会乃至人身健康方面的问题毫无帮助、一无效果。
总之，只要是开放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竞争的环境与局面，任何极端化的行为及观念都不会成气候。合理科学优秀的行为与观念往往会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不断胜出、得到强化。例如，对于流行歌坛，我们原先的办法是管制它、控制它，只允许“威武雄壮”的曲风流行，不允许“靡靡之音”存在。其结果，要么使得革命歌曲走向单调、走向亢奋，使大家不爱听；要么使得邓丽君的东西成了怎么控都控不住的流行风尚。对于人们的着装发型，我们过去强求一律，不允许奇装异服存在。一管理就是遍地“蓝蚂蚁”，一放开就是长头发喇叭裤横行。现在，我们将这两个领域全放开了，不去控制和约束它了。允许不同曲调风格的歌曲存在，允许不同服装发型招摇过市；允许不同的歌曲观念、服装理念、发型理论宣传倡导、相互竞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结果，没有见到哪一种风格的流行歌曲横行无忌，也没有见到哪一种样式的服装独步天下。放开邓丽君歌曲的控制，邓氏歌曲并没有完全垄断流行歌坛；放开服装发型的控制，喇叭裤没有成为全民的统一服装，长头发更没有一统江山。相反开放的结果，倒是歌坛愈来愈繁荣，好歌愈来愈多了；人们的着装越来越得体，优秀的服装样式与一流的服装设计师越来越多了。由此可以想到，思想观念领域的管理控制，道理大概也是相同的。改变管理的结果也会呈现类似的状况。
备注：
[1]张曙光先生的观点是：这场争论其实来源、根子在高层，如果没有高层的某种支持、某种纵容的话，高层的趋向不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这样。就拿刚才说的巩献田对物权法提出的意见，也是高层的意思（见《西山会议纪要》http://bingdao5516.blogchina.com/4833548.html）。
[2][3]喻权域先生说：去年（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电台、电视台和人民群众中多次响起抗日救亡歌曲，响起《黄河大合唱》中雄壮豪迈的誓言：“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今天，我们中国又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宪法》遭到严重破坏，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岌岌可危。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现在的中国，已经是“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宪法第七条规定：“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现实情况是：大量国有企业被贱价出卖给私人，或者通过所谓“改制”变成了私有企业。因此，我呼吁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努力，保卫宪法，保卫国有企业，保卫社会主义！——喻权域2006年3月1日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信：《保卫宪法，保卫国有企业，保卫社会主义！》，新民工加帖在经济风云【凯迪网络】http://www.kdnet
[4]何新认为这种对立和不协调是一种危机：“我个人认为，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由于腐败导致的政治危机。根本危机是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分裂所造成的精神的危机，价值的危机，信仰的危机。当前有两大问题。一是共产主义公有制意识形态与市场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现实相矛盾，严重矛盾。导致民众对国家体制及制度合法性、合理性的信心发生动摇”——见何新《思考》“当代问题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一节，源自《何新论坛》。
[5]刘吉原话：持续二三年的“反思改革”逐步加温，已经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特别是煽情“弱势群体”，使十六大到三中全会那股高涨的党心民气，变成日益低落的压抑情绪。尤其是“为民请愿”的调子和胃口越来越高，而党和政府一时又无法解决，不能不造成“弱势群体”与党和政府对立的情绪、过高的要求、乃至过激的行为，也造成一些基层地方干部消极怠工和矛盾上交的对立心态。这些都在动摇着党的执政基础，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刘吉：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载《改革内参》2006年第17期。
李稻葵原话：现在我们缺乏健康的争论环境，争论解决不了目前经济生活的矛盾，有时候反而还会拖后腿。其实我很怀念1980年代那些具体的争论，也很怀念那些不争论的年代，在这样不健康的争论局面下，还不如让政府通过一项项试点来解决问题。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转引自：童大焕《知识精英的“网络恐惧症”》一文，见《东方早报》4月25日。
高尚全原话：建议中央最高领导胡总书记出来讲话，讲什么？不要讲很多，主要讲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个不要”。我想过去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来看，过去面临着这样的关键时期，比如说90年代初搞计划和市场争论的时候，姓资姓社争论的时候，小平同志出来讲话：第一讲了不要争论，我们要依靠“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是非；二是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样把这场姓资姓社的争论一下子平静下来……如果争论下去，我认为有四个不利于：一是不利于和谐社会；二是不利于改革开放；三是不利于发展；四是不利于团结。——见《西山会议纪要》http://bingdao5516.blogchina.com/4833548.html
樊纲先生原话：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外，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转引自：童大焕《知识精英的“网络恐惧症”》一文，见《东方早报》4月25日。
[6]何新原话：90年代初的苏联为什么会在顷刻之间瓦解？你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方面举出许多原因。但我认为那都不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谈经济问题，难道1990年的苏联会比1917-1920年的俄国更落后更困难吗？会比1942年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期更困难吗？为什么那时苏联没有崩溃？我认为，导致苏联瞬间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崩溃，也就是精神崩溃——见何新《思考》“当代问题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一节，源自《何新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