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共官方透露，将于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主题是研究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两年前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概念,将这发端于儒家的概念作为共产党的一次全会的主议题是前所未有。这预示着中国政局即将出现又一次拐点: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渡后的中共，将构建和谐社会并同时进行务实政改，以此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长期目标。

    中共曾出现过多个历史拐点，其意义都是事后显现。而笔者提出此次中共六中全会又将成中国政局拐点，并非限于揣摩，有多种迹象的事先分析可以佐证。

    其一，作为一党执政的中共，在85年的历史进程中的每次全会议题的演变总与其中心工作紧密关联。1978年以前主题大多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此后则大部分是经济建设议题。此次既别于经济建设的单纯，更异于意识形态的复杂。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表示，这是首次将和谐社会作为一次全会的主议题。这位为共产党培养高级理论干部的专家认为，新华社通稿中关于和谐社会的论述透露的信息表明，新一届领导者正把“和谐社会”推到自提出以来的最高点。这意义不亚于1935年确立毛泽东地位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停止阶级斗争，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中全会”，将在理论层面确立新的治党学说并成为拐点。

    其二，继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概念后，一直没有进一步的实质性内容出现。胡锦涛去年对省部级干部讲话时，再提和谐社会总目标。之后，中央高层又将其外延扩展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几乎所有领域，提出和谐地区、和谐世界等主张。胡锦涛今年出访美国之言行，最近政治局专题讨论分配改革，第33次集体学习“回顾和思考红军长征胜利”等都表明六中全会此次正是要把自十六大以来的相关理念，在本届中央做最后的全面安排和部署。为十七大做好理论准备。此间有分析认为，改革开放28年，中国的发展正处于拐点，政治体制已经成为羁绊，改革势在必行。但是鉴于中国的国情，西方的模式不会被照搬，党的领导人需要像当年红军长征那样，努力思索，突破现有模式的弊端，继续中国快速发展的征程。另外，开始于不久前的中共省、市、县、镇党委的四个层次的换届，已经在基层悄悄尝试“竞争性选举”，中共高层允许各地创新。六中全会需要对各地的创新在和谐社会层面上予以省思。经济社会发展拐点的出现，最终要带动政局拐点出现，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其三，此间有学者评论“和谐社会”实际是“和为贵”“民为本”并举的治国方略的概括。中国经济改革28年，成果有目共睹，问题实在不小。城乡差距、区域失调、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还引发社会不稳定。有关资料显示，1993年至2003年十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17%，去年已到8.7万起，而99%以上是因百姓利益受侵害引起，因此，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研究员近日提出了推进社会和谐建设的五大战略的呼吁。面对现状，吸取苏共、东欧各国及世界各地共产党的教训，借鉴其他国家的治国治党思想成果和有益做法，召开一次全会，研究尊重和维护民众利益，解决当前困绕民众生活的突出问题， “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成果”，并努力找到更有效的方法，实在很有必要。这个从“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的拐点，既是顺势而为，也是人心所向。

   其四，和平不能依赖他人的赐予。日益复杂的国际背景以及中国历来的国际诉求必须以缓解国内矛盾和稳定为前提。作为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国家，环顾全球，面对诸多危机与挑战，始终坚持中国特色，在矛盾凸显阶段，选择打造“橄榄型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既是明智也属必然。可以预见的是，在政府与公众关系上，中共决不会选择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型社会状态，也决不模仿欧洲一些福利型国家主张的所谓民主型社会状态，坚定地打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新一代领导人的信念和实践。这种社会形态的选择将在六中全会上完成，历史将会证明其重大的拐点意义。

    有意思的是，中共历史上的“六中全会”不乏纪念意义：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今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及其高调的和谐主题则暗合了中国民间“六六大顺”的习俗，引起坊间人士习惯性揣摩也不意外。因此，会尚未开，许多媒体已刊文，对其寄予厚望。是否也寓意着拐点出现之舆情民意。

    可以预料，一旦中共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构建和谐社会框架达成共识，十七大将在相关关键层面予以确认。未来5年，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就得以务实推进。倘若此，则以上拐点可以确认。最终如何，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