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清涧县袁家沟村是一个只有15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然而这里却因为出了4位省委书记而远近闻名。原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原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原陕西省委书记白治民和现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都是这个村子出去的人。其中前三位老省委书记均毕业于绥德师范学校。
4位省委书记出自清涧小山村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原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
云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白恩培
江西省委书记苏荣与老省委书记同志白栋材[左一]亲切交谈
邓小平听取海军领导汇报。(前排原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邓小平，右三叶飞，右一杜义德)(资料片)
袁家沟能出4位省委书记，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1985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当时还在位的省军级领导干部中，从清涧县出去的就有62位之多。”清涧县有关领导这样说道：“要了解清涧为什么会出这么多高级干部，首先得了解清涧的革命历史。”从党史的角度来说，陕西的历史主要是陕北的历史，这一点对于理解陕北地区涌现出如此众多的白氏高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袁家沟能出高官与“清涧革命史”有关
据了解，清涧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革命发源地之一。1927年，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由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同志发动指挥了全国第三次武装起义——清涧起义，打响了我党在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起义历时数月，转战清涧、延川、延长、宜川、韩城、安定、安塞、志丹、合水等九县，震撼西北，影响全国，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虽然由于敌人过于强大、缺乏军事斗争经验和起义领导内部分歧等原因，起义最终失败了，但清涧由此而建立起了长期而稳定的革命群众基础。
1936年和1947年，毛主席转战陕北两次经过清涧，并在双庙河、袁家沟、高杰村等地战斗和生活了27个昼夜，气势磅礴的伟大诗篇《沁园春·雪》就是他在袁家沟居住时写就的。
据袁家沟姓白的村委会主任介绍，白姓是袁家沟村的大姓，村里除了一户姓李的、两户姓何的人家外，其余的都姓白。白村长说，袁家沟现在有100多户人家，全部以务农为生，距袁家沟十多里的山脚，就是高杰村镇，镇内有一所中学，村里则有一所希望小学，村民的子女们就在那儿上学。“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干部太多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再没回来过，时间一长，大家也记不太清楚了。”袁家沟的村支书这样对记者说道。另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很久以前有一位“大干部”到袁家沟来，看到当时的袁家沟没有一条通向外界的像样的公路，回去后不久，县里就听他的意见修了现在这条路。还有另外一位干部捐了十万元，在这里建了一所希望小学。这些早年由袁家沟里出去的干部，一方面由于几乎没有回来过，另一方面在村里也没留下什么直系亲属，所以村民们提起来都觉得遥远而陌生。在当时那个年代里，参加革命的远不止袁家沟一个地方。清涧人民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贡献：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清涧人口最多时为8万人，而参加红军以及支前的就有2万余人。可以说除了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整个清涧县的青壮年都投入了革命战争之中。而清涧县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仅次于江西瑞金，中央党史馆中有记载的就达3000多人，而无法记载的则更多。从清涧县城到袁家沟是100多里的山路，吉普车在山腰间盘旋上下，路旁就是深达三四百米的峡谷，谷底是干涸状态的无定河。“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唐人的诗句，充分表现出了当时边塞的遥远与悲怆……
“当时的部队可辛苦了，每人身上都背着30斤重的米袋。再加上铺盖、长枪、子弹、手榴弹，每个人都得背五六十斤的东西……毛主席住这儿时，门口有两个背短枪的警卫员，对面就是部队的伙房……” 村里的许多老人对最近的事已经记不太清了，他们甚至不记得刚才旁人对他说过些什么，然而却清晰地记得50多年前，部队开进袁家沟时每一刻的场景-----。
“当时的部队可辛苦了，每人身上都背着30斤重的米袋。再加上铺盖、长枪、子弹、手榴弹，每个人都得背五六十斤的东西……毛主席住这儿时，门口有两个背短枪的警卫员，对面就是部队的伙房……” 村里的许多老人对最近的事已经记不太清了，他们甚至不记得刚才旁人对他说过些什么，然而却清晰地记得50多年前，部队开进袁家沟时每一刻的场景-----。
1936年2月22日，当红军抗日先锋军强渡黄河天险成功后，毛主席和总部机关从袁家沟出发奔向红军东渡指挥前线——高杰村。当时袁家沟就有20多名青壮年加入了东征红军的行列……正因为出去的多，牺牲的多。所以最终活下来的人中成才的也多。我们在调查时还有一个数字，1985年时还活着的老红军里，清涧籍的占全国的1/15。”可以说，清涧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自豪的说，在清涧的每一户人家，都有长辈参加过红军。
绥德师范 “陕北革命的策源地”
除了清涧县，陕北其他地方的白姓也出不少高级官员，如绥德县的白介夫、白纪年，靖边县的白坚、白克明父子，米脂县的白云腾。按照年龄划分，上述白姓官员基本属于两代：白克明、白恩培、白云腾等人年纪较小，可划分为第二代，均在建国以后参加工作；其他几位的年龄几乎都相差无几，都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加的革命。
纵观陕北地区“闹红”的历史，教育机构对于革命观念的传播、党组织机构的建立可说是居功至伟。当时有个绥德师范，不仅在陕西，而且在全国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从清涧出去的高级干部中，大多为上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绥德师范学校的毕业生。
据绥德师范学校领导介绍，绥师的前身，即1923年创立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是当时陕北地区为数不多的高等学府之一。那年，统治陕西的冯玉祥意欲在全省范围内创建几所师范学校，一批陕西籍的留京学生积极奔走，将其中一个争取到了绥德县。192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李子洲出任校长。
李子洲是当时党的外围组织共进社的负责人，他受中共北方局和李大钊的派遣回到陕北从事革命活动。就任四师校长后，李子洲随即到北京招聘了一批进步青年到四师任教，并相继在四师创立了党团组织。后来大名鼎鼎的刘志丹当时虽在榆林中学读书，但他的组织关系却隶属于四师。
由于距离西安路途遥远，陕西省教育厅事实上基本丧失了对四师的管辖权，此时的四师完全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的一个学校。李子洲等人将马克思主义知识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在他的领导下，四师很快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因此，精研绥师校史的张杰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立的绥德师范在中共建党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陕北白氏官员中的白如冰、白栋材、白治民、白介夫、白纪年等人均毕业于该校。由于当时的师范是穷人的学校，学生会得到县政府一定的资助，客观上支持了穷人家孩子的深造。另外，袁家沟出来的人也跟这个村的传统有着很大的关系。据袁家沟的老人讲，他们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再穷也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因此这里很早就有人去北京、上海上大学，新思想、新文化接受比较早。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陕北“白氏”就在中国地方政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时至今日，老一代“白氏”的后代们，正逐步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仍是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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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涧县“白氏”主要高官
白如冰 原山东省委书记
白栋材 原江西省委书记
白治民 原中组部副部长
白成铭 原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白炎波 原山东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白向银 原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
白恩培 现云南省委书记
白 天 现深圳市委副书记
陕北其他地区的白氏高官
绥德县
白介夫 原北京市第五、第六届政协主席
白纪年 原陕西省委书记
靖边县
白 坚 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白克明 现河北省委书记
米脂县
白云腾 曾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