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这份历史文献有一个感想，就是早期中国政府和负责农业问题的专家，都特别强调政治制度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良性发展。对中国农业的基本思考，必须注意充分利用民间社会的力量，在政府之外，为农民领袖的成长和相关的农业组织留出空间是必由之路。另外，中国农业问题的解决，必须借鉴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经验和教训，对后发现代化社会中的农业问题，要有容纳世界农业专家意见的胸怀，这一点对今天的政府尤其重要。还有中国的乡村教育和农业教育都应当给予特别注意。虽然中国今天的社会结构与八十多年前已根本不同，但八十多年前中国已实现过的经验，今天不应当忘记，对于早年西方农业专家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所做“制度设计”中包含的历史经验，我们还是要倍加珍惜。

    看这份材料时，我还想到了冯和法编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1933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冯和法是中国有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印象中他和薛暮桥合作出过一本书，但记不起来了。改革初期，薛暮桥的书影响很大，所以有那个印象。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中国早期农村的真实生活状态。这本书在1935年还出版过一个续编。

    这本书主要是当时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学家和各种相关机构的调查材料，编者只是根据一定的体例把这些材料编在了一起，但这是一本编辑水平相当高的书，如果作者心中没有相当的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和认识，是编不出来的，书后附有索引，非常专业。可以这么说，中国早期有关农村的所有问题，这本材料都涉及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三农”问题，虽然具体问题不一样了，但在深层，还是那些问题，比如土地制度、农民的移动、租佃制度和农民负担等。

我看这本书的一个突出印象是，早年中国的社会学家，很少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只是从各种制度以及制度的好坏来看农村的问题，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对农民保持了十分的同情，但他们极少提出过用激烈的土改方式来改变当时农村的基本社会结构，他们比较集中的一个看法是发展工业。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南北差异很大。北方的农村和江南的农村，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不具体分析，是很难说清楚的。比如就佃农和自耕农的情况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远大于佃农，而江南却是佃农的比例高于自耕农，原因一是土地较少（江南农村的公田较普遍），二是有了一些工业和商业，有土地的人不再把精力用在土地上，他们把地租给了佃农。所以那种在农村划分成份的作法，是极不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

    当时中国的社会学家，没有一个人否认农村中有剥削，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非常复杂。书中有一节讲陇南农村的情况，他用了一个社会学家的调查，其中说：“我们陇南的佃户，与别的地方的佃户有大不相同的所在。他们所种的田不够时，才去种地主的余田；所以佃农一方面是自作农，换言之，自作农就是佃农，两者之间，是无甚分别的，完全作佃农的怕没有十分之一哩。他们所受地主的苛待，比较的完全佃农所受的束缚是轻得多了。

    至于他们对于地主，也有极好的感情。到青黄不接的时候，佃户还可以往地主家借贷食粮，等到秋收以后，方始偿还。倘地主家里有什么大工程发生，佃户可以随时去帮忙工作，那怕就是十天二十天，他们也是极欢欣鼓舞的干，并且不受工资。所以地主与佃户间的感情，极为融洽，彼此之间，虽微有蒂芥，地主是能原谅佃户的。

    再说地主与佃农分益的情形。他们到收获的时候，有在田中当面与地主均分的，有上场后与地主只分种子的。其分配方法：有四六的，就是佃户得六而地主得四；也有均分的，地主与佃户各得二分之一，这完全视地主的宽吝为正比例。至于田赋的负纳，大概由地主代纳，与佃户是无涉的，但也有因佃户种的田太多，或因特殊的原因而两家分纳的，那就成了例外了。”（1156页）

类似的情况，在这本材料中还有很多。对于中国早期农村的社会结构，看来还是要多相信社会学家的调查和研究，而少信政治家的鼓动和夸大，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并不像我们过去认为的那么简单，所以那些反映土改的小说，明显是夸大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差异，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如果一个地方始终处在绝对的对抗状态，那它维持的时间怎么会长久呢？

（作者说明：这是我前几年写的一篇小文章， 韩石山先生主政《山西文学》的时候，曾刊出过。韩先生对中国农村发展有自己一套不流于时俗的看法，他很赞同早年美国专家的意见，所以把《改进中国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也同时刊出了。我这篇小文章发表后，傅焕光先生的女儿傅华女士和我取得了联系，我当即把《改进中国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送给了她。后来傅女士还陆续给我寄过许多傅焕光先生的材料，我希望有一天能用这些材料完成一篇学术论文。2007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