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说起信托,一定会追根溯源到十六、十七世纪的英伦------衡平法的发源地，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近来厦门大学易教授在媒体上细品三国，颇受热捧，促余重读罗氏名卷《三国演义》。夜观该书，遽然发觉其中若干情节竟与现代信托理念颇为契合，甚至如出一辙。《三国演义》虽为明清章回小说,然脱胎于陈寿的《三国志》,基本史实和人物并无走样,不禁臆想：难道在东汉末年，那些英雄豪杰就具备了朴素的信托理念？诚如《三国演义》描述，在信托文化的历史渊源方面,中华其实不逊英伦。惶惑之余，特录其中若干片断，以飨诸公；些许评点,只期抛砖引玉，幸勿见笑。

　　片断一

　　政府事务信托-----陶谦三让徐州

　　话说桃园三杰之首刘备虽起于草莽，早年从事织席贩履的行当，但其人出身显贵，乃汉室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刘、关、张”三杰又在各路诸侯伐董卓的战役中声名雀起，“仁义素著于天下”，爱打抱不平。后因徐州太守陶谦因部将作乱而得罪了曹操，后者兴兵讨伐并发誓屠城，为救徐州百姓，刘备率数千弱旅前往解围并获成功，陶谦自是感恩戴德，亲延刘备于上座，曰：“公乃汉室宗亲，正宜力扶社稷，老夫年迈，不堪国家重任。明公德高才广，可领徐州。万望以汉家城池为重，受取徐州牌印。”关、张二人和陶谦部下皆旁从苦劝不止，好一个刘玄德，三番固辞，后因徐州军民皆拥挤到府前泣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看到军民如此拥戴，刘备不再迟疑，终“权领徐州事”。

　　点评:徐州太守陶谦三让徐州的故事符合的政府事务信托之特征。东汉末年中央政府衰微，诸侯逐鹿中原，而徐州地处交通要冲，户口百万，工商繁荣，百姓殷实，税赋丰富，历来为各路军阀势力所瞩目。陶谦作为一个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封疆大吏，为刘备的品行仪表所折服，对其产生了不可动摇的信任感，摈弃世袭观念，情愿将郡级地方政府事务全部托付,这样的事情出现在群雄为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大打出手的汉末乱世，实属罕见，理当载入史册。

　　片断二

　　个人私有财产信托------关云长千里护皇嫂

　　曹操灭了吕布,即来攻徐州，刘备、张飞分守徐州、小沛，关羽保着刘备的家室屯兵下邳，战事不利，刘、张两人或投奔他方，或落草为寇，生死两茫茫。关羽旋被围，本欲杀身成仁，考虑到一则肩负照顾刘备家室的受托重任，未便轻生，二则刘、张二人生死未卜，桃园同日誓死之约不宜背负，便与曹操约法三章，降汉不降曹，一旦有了刘备的下落，即去投奔。曹操假意应允，以锦衣玉食、赤兔坐骑、上马提金、下马提银，今天赐美女、明日赐豪宅的方式刻意笼络感化之。关羽始终不为所动,曹操更钦佩不已。

　　后来关羽终于探得刘备下落，立即挂印封金，护着两位嫂夫人，开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寻亲之旅。从许昌到河北，关山阻隔，一路上卡哨重重，加上走得匆忙，没来得及申办边境通行证，偏偏守关的将校们个个过于拘泥原则，不懂通融，关云长被迫施展刀艺，逐一武力解决，连劈曹营六员守将，才得杀开一条血路。不过对于关羽而言，最为困扰的问题倒不是过关斩将，而是沿途的住宿条件。古时不同今昔，交通不甚发达，也没有那么多的星级宾馆，驿舍条件颇为简陋，盘缠也带得不够，如碰上一室一厅的驿所算还是好的，关羽至少能将两位嫂夫人安置在内室，自己正襟危坐于厅内，在灯下通宵研读《春秋》，以此打发漫漫长夜；要是遇到一室不带厅的驿所，那就惨了，关云长只得冒着刺骨的寒风，“自夜达旦，秉烛立于户外”，不逾“雷池”半步。如此这般“站岗”放哨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关羽照样还得提刀上马，继续赶路，就酱紫日复一日,直到刘、关、张三兄弟在山西地界的古城相会，关云长圆满完成了“千里单骑,呵护皇嫂”的重任。

　　点评:封建时代，妇女地位远不如现在崇高，妻妾通常不具独立人格，或被视为男子的“个人私有财产”。刘备与关羽，先称兄弟，后为君臣，刘备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敢将其“个人私有财产”(甘、糜两位夫人)交由关羽管护，既出于对关羽身怀超群武艺的信任，更出于对其忠心耿耿、光明磊落的人品素质之信任。而关云长也义无反顾地接受了兄长的委托,努力地证明自己是个称职的受托人。如果说上马厮杀，保护两位嫂夫人的安全对关羽来说并非最难的事，那么在如何保持信托财产与自身的隔离和增加处理信托事务透明度的问题上，关羽确实费了不少心思。无论是在路边的乡村小驿所，还是在许昌曹操所赐的深宅大院，关羽始终严格遵循“财产隔离”原则，绝不踏进内室一步，只隔着门帘参拜行礼，回答嫂夫人垂询；如在路途中住宿条件不理想，没有足够的卧室，关羽就索性在外边厅堂内通宵达旦地研读《春秋》，寒冬深夜也敞开宅门，大张灯火，时刻注意向世人进行“相关信息”的充分揭示。回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信托法》昭布已多时，信托业在实践财产隔离和信息充分披露的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其中不乏客观原因，但想到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尚能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身体力行地坚持这两项信托的基本准则，不知信托行业同仁有否感到压力？谨以此事共勉。

　　片断三

　　力排众议------刘使君临难不辞受托人

　　古城三兄弟会合后，刘备暂时投靠远房亲戚荆州刘表，并自告奋勇去新野小县城编练民兵，慢慢蓄积力量，后又三顾茅庐访得大贤诸葛孔明出山辅佐，小县城也治理得政通人和，气象一新，百姓安居乐业，这下震动了许昌，曹操即命大将曹仁、夏侯惇提兵攻击，却被诸葛亮在博望坡和新野县城连放了两把火，把曹军杀了个丢盔弃甲，两员曹将仅以身免。曹操大忿，于建安十三年自提五十万大军倾巢而出，一路捶枯拉朽，势如破竹。刘备、诸葛亮且战且退，被迫放弃根据地，实施战略纵深转移。

　　由于刘备平时主政地方时官民关系处得较好，政治清明，新野、樊城地界的乡亲们对“刘皇叔”颇有期待，愿意信赖皇叔，托付一生，听说刘备要走，纷纷表示准备随着刘备“跨省移民”，刘备心头一热，受托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当即下令为这数万百姓准备车辆、船只。其实从世俗的眼光看，这批“委托人”地处穷乡僻壤，多为贫困农民，户均资产按现在的标准衡量低于5万元，绝对属于低端弱势群体，税赋潜力有限，刘备的决策有草率之嫌。更没想到的是，带着数万百姓大搬家，沿途的滚雪球效应使人越聚越多，几天下来“异地募集”的百姓数量就上升到十几万，行军速度大受影响。

　　兵贵神速，眼看曹操的大军就要掩至，众将皆力劝刘备马上辞去受托人角色，轻装突围：“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拥民众十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意思很简单，请主公不要将受托人的职责太当真了，大敌当前，还是逃命要紧。若换上别人，在这种非常紧要关头，早就“从谏如流”了，但偏偏刘备却是个异数，“夫举大事者须以人为本”，边哭边对众将说道：“奈百姓相随许久至此，吾安忍弃之？”百姓闻听此言，亦为刘备的眼泪和受托人临难不辞任的执着精神所感动，齐身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互动场面之热烈着实令人动容。

　　点评:两军作战，尤其是弱势军队和强敌的遭遇战，处于弱势的一方通常应保持高度的机动性，打不赢就走。当时依刘备的军事实力是断然不能与曹操正面作战的，而他竟然为恪守受托人职责，不忍背弃“中低端委托人”，随军带着十数万荆襄百姓搞大搬家，扶老携幼，挑担背包，行军速度比蜗牛爬也快不了多少，“日行仅十余里”，终于在荆州当阳县地界被星夜兼程的曹军赶上，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几千基干民兵被曹操几十万精锐铁甲骑兵冲了个风流云散。纯粹从军事学的角度看，刘备带着老百姓行军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决策，犯了兵家之大忌，并直接导致了当阳战役全军尽墨的结果，但此事放在更为一个宏观的背景中去考量，刘备在政治谋略的运用上却是相当成功的，用几千民兵的损失一举收服了荆襄大地的民心，更赚得后世史学家们“临难仁心存百姓”如潮的好评。此举也凸显了其成为“A类受托人”的思想品质，奠定了其日后统治该地区的道德基础。赤壁大战后，在刘备与东吴及其他地方势力争夺荆州的重要战役中，“刘皇叔”的部队所到之处，老百姓莫不“箪食壶浆以迎”。

　　片断四

　　鞠躬尽瘁------诸葛亮不负“信托责任”

　　蜀吴失和后，刘备为报关、张之仇，不听群臣谏言，执意伐吴，初期连战告捷，后蜀吴于猇亭（现湖北省宜昌市）决战，吴将陆逊火烧蜀军连营七十里，蜀军大败，一蹶不振。刘备羞回成都面对百官，乃驻驾白帝城，不久便染病不起，日趋危重，自知不久于人世，命人前往成都请来诸葛亮，将托孤遗诏付于他，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的这番托孤之言，等于设立了一个皇室基业信托，而且其受益人不必定是皇太子刘禅，用现代信托术语来诠释一遍，就是“基于你的受托人资质，我很放心将创下的刘氏基业信托给你。如我指定的基业受益人（太子刘禅）不成器，（虽然）你是受托人，你完全可以取代刘禅成为我这份基业的唯一受益人。”虽然常言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的确很难说刘备这番话究竟是出于真心，还是临终前再试探诸葛亮一把，应对出错麻烦就大了，诸葛孔明不愧为机敏之士，立刻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孔明这番话，当即向刘备表明了为其报知遇之恩，愿意肝脑涂地，毕生坚守受托人本份，决无染指刘氏基业受益人地位的心迹。

　　刘备亡故之后的十数年，诸葛亮完美地履行了其所负的“信托责任”，尽心竭力辅佐后主刘禅，打理刘氏基业：外结东吴，内修政理；深入南方不毛之地，七擒蛮夷首脑，促进民族和解；六次挥师出祁山，北伐中原讨曹魏。不过由于蜀中人才匮缺，诸葛亮又太过注重“亲自管理”，事无巨糜，讲究亲力亲为，终于积劳成疾，累死在北伐途中的五丈原军营内，时年五十四岁。

　　点评:“信托责任”这个貌似西化的名词，似乎离我们日常生活比较遥远，要不是有一个郎氏学者在大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程中，孤独地大声疾呼国有企业管理层的“信托责任”，人们几乎很难将这个名词与中国的人和事联系起来。此番重读《三国演义》才发现，诸葛亮不负刘备托孤，就是对“信托责任”这个名词的最佳注脚。若论能力才干以及对蜀汉的贡献，诸葛亮完全有条件“自立为成都之主”，蜀中称王而凭险据守，也好逍遥自在个几十年。但他根本就没往这方面去琢磨，满脑子“托孤重任”，整日介“匡扶汉室”，为了先后两位主子的江山基业鞠躬尽瘁，最后落了个过劳死，去世后“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相形之下，他的老对手司马懿对于“信托责任”的理解就灵活多了，同样身为权倾一时的领兵重臣，为曹魏在外征战的同时，司马氏不满足于仅当个受托人，处心积虑寻找合适时机，谋夺曹魏江山。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几年后由其孙子司马炎继承其遗志，干净利落地篡魏，登基改朝。不知这个“司马篡政”的三国典故与时下某些企业改制的故事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