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拥军
言论开放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只是时下，由于相关体制的不配套，言论尤其是时政言论过于随意，的确存在不少问题。其与现实环境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
现行干部评价任免体制不适应于舆论开放
时下，各级干部的评价任免主要由上级主要领导进行，其他人的评价与任免建议，即使不是全无用处，也是偶然起作用或起作用很小的参考因素。评价任免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对下级干部的感觉与印象，对下级干部所作所为的理解与判断，对下级干部工作能力与群众威信的认识与看法。这种由一两个人或几个人的认识判断作基础的评价任免体制，有很大的片面性。首先，领导所处的位置与群众不同，对同一事物现象，领导的感觉与群众的感觉不一致。生活中常见有很高群众威信的人，上级领导的评价并不高，就是这个原因。其次，领导获取的信息是有限的，就合理评价与任免干部所需要的信息而言，是不充分的。在“舆论一律”的时代，各方面尤其是普通百姓的声音、反映，很少上电台登报纸；群众对于干部的批评、非议乃至反对，对既定政策的看法、意见，一般不为上级领导所知，就是知道一点，也是非常间接、非常有限的。相反，多数情况下，报刊上登载的多是群众坚决拥护支持的声音，多是形势一派大好的新闻，这对所在地区领导干部的评价任免，很少负面影响。
现在情况有所改变了，拥有活跃和强势媒体的地区，各种各样新闻报道很多，群众的批评和非议也很多，问题和事故报道更是不少。相反，媒体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或者媒体管理比较严的地区，则依然是“捷报频传”、莺歌燕舞的景象。这种情况对于开放地区的干部评价任免，肯定不好。因为舆论往往会将一个地区、一件事情的影响成倍放大。许多事情不上报纸，就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但见了报，尤其是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麻烦就大了。不见报，各级领导尤其是上级领导并不关注，也不留心；一上报，领导就高度关注了，高度关注下的尺度测量往往比较认真和精确，这就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如果人们仅仅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待一些地区的情况，广东省和北京市的问题就比较多。而实际上，那些引起人们议论，被称为“广东怎么老是这样”，“连北京也这么差劲”，等引为诟病的问题、事件，在许多其他的省份地区，甚至边远地区，不仅存在，而且更为严重。只是因为没有报刊的报道而不为世人所知，因为没有舆论和群众批评而没有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罢了。
如果仅仅靠上级领导的观察来评价一个地区管理的好坏，靠上级领导的印象来判断一个地区领导人所作所为的合理性，在今天这样的地区间舆论发展和开放程度不平衡的条件下，就会带来不公平。何以同样的问题、事件，在其他地方发生就是正常的，没有任何麻烦的，而在我这里，就是严重的可能危及职务安全的政治事件；何以别的地方比我问题多得多，很少有舆论关注，我这里一点点小事就被炒得满城风雨。由新闻报道开放程度不同导致的上级领导对一些政府及其官员的不同评价及任免，从一定意义上说，确实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
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于舆论开放
报刊舆论是反映民声的，政府官员对传媒的报道做出反应是应该的。只是在发达国家，传媒有不同的代表性，反映着不同阶层、群体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对一个问题，往往同时存在各种各样相互对立的声音。而我们的传媒则不存在这样的分化与分工。由于许多问题不能谈或不便谈，一旦某个方面放开了、可以谈论了，各种各样的新闻媒体就会一窝蜂的报道炒作这一方面。将更重要的与之对立的方面、观点及呼声的宣传报道完全放弃了。这就容易在读者中形成倾向于一个方面的、极端的感觉和认识。
如果问题仅仅出在认识上，出在热点转换与炒作方面，事情还比较好办。现在的问题是，在发达国家，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是选举产生的，有严格的任期、明确的权限。他们只有不违法，决不会因为一件行政事务或者一个突发性的事件而失去权力。即使遇到舆论的非议或人们的议论，他也能按照自己的任期目标，按自己认为正确的做法继续干下去。因为当选官员明白，只要是真正正确的事，时间会说明一切。人们最终会理解他的，任期届满，由所有公民参加的政绩评价与再次授权自然会有公论。各级政府领导人既有的行政权限，完成行政任务所必需的权力，也不会因为舆论、因为人们一时的看法，而受影响。克林顿先生因为“拉链事件”，被媒体炒作了一两年，但是对于他职位和职权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在合众国总统的位置上发号施令，其权力没有减少，想干的事照样可以干成。而我们，如果一个领导人因丑闻被报纸炒作，可能只要一篇报道，或一件事情，就足以使他下台，使他无法行政。因为炒作会改变上级领导的看法，使他的权位可能不保；炒作还会降低他的威信，使他的实际权力减少。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由于领导干部缺乏严格的任期和规范的政绩评价，随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下台的前景，使任何一级行政官员都必须对负面的舆论做出认真有力的回应，以改变上级领导对所报道事件的认识与判断。干部实际权限的不明确和围绕领导关注开展工作的作风，使得舆论的负面报道不仅容易造成官员丢掉位置，还会使他们完成特定行政任务的权力大受影响。因为一个舆论的普遍反映，可能使得上级领导做出“这方面的事情不要搞了”这样的指示，使得下级官员完成这件事，实现自己任期目标的愿望破灭；舆论造成的倾向性，使有关部门，如法院、工商、银行、资源管理部门改变政策执行的力度与方向，这将会使地方干部办好某一行政事务遇到的障碍大大增加，使他们的权力影响力与权力作用力大打折扣。
就一些地方的管理状况而言，过于自由的时政言论确会激化矛盾
由于我们缺乏官民互动的政治平台，群众的反映、呼声、意见，不能为行政机构及时有效的吸纳。而且一般而言，上一届干部遗留的问题，造成的后果，后任干部往往不便纠正，更不能清算。这使得一些地方的问题和矛盾积聚成堆、久拖不决，干部与群众对立情绪严重。
一些群众所以誓死上访，就是因为不少问题基层干部认为不能解决，解决了会带来一系列后果：比如连锁反应、比如历史旧帐、比如牵扯到原任干部的评价与前途等等。不敢面对实际问题、不愿处理遗留问题难点问题的做法，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会使一些地方干部与群众处于互不相让的对峙与拉锯战中：你有事我就告，你不按照我的意思做，我越告；你告我就不解决，我就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比如公检法、比如亲戚朋友的压力）整治你，该办的事我也不给你办。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件突发事件的发生，都可能对当地干群力量的平衡造成破坏。万一事情闹大，高层机构插手问题的处理，一旦干群争执决出胜负（主要是群众占了上风），将会把这个地区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许多干部及利益相关者多少年前的事情翻腾出来。这会影响许多人的前途命运，引起上下众多干部的担心。
所以时下，一个单位不小心出现引起较大反响的事件，基层干部往往会做出过激的反应。焦点执法的弊端，加上报刊舆论不管历史原因，不顾当地干部的困难与苦衷，只管某一具体问题是与非的报道作风，使得过于自由的时政言论，对于矛盾尖锐地方的干群关系和政治稳定，往往起到破坏作用与事故引线的作用。之所以一个村长的罢免，都引起那样大的动静，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言论开放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只是时下，由于相关体制的不配套，言论尤其是时政言论过于随意，的确存在不少问题。其与现实环境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
现行干部评价任免体制不适应于舆论开放
时下，各级干部的评价任免主要由上级主要领导进行，其他人的评价与任免建议，即使不是全无用处，也是偶然起作用或起作用很小的参考因素。评价任免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对下级干部的感觉与印象，对下级干部所作所为的理解与判断，对下级干部工作能力与群众威信的认识与看法。这种由一两个人或几个人的认识判断作基础的评价任免体制，有很大的片面性。首先，领导所处的位置与群众不同，对同一事物现象，领导的感觉与群众的感觉不一致。生活中常见有很高群众威信的人，上级领导的评价并不高，就是这个原因。其次，领导获取的信息是有限的，就合理评价与任免干部所需要的信息而言，是不充分的。在“舆论一律”的时代，各方面尤其是普通百姓的声音、反映，很少上电台登报纸；群众对于干部的批评、非议乃至反对，对既定政策的看法、意见，一般不为上级领导所知，就是知道一点，也是非常间接、非常有限的。相反，多数情况下，报刊上登载的多是群众坚决拥护支持的声音，多是形势一派大好的新闻，这对所在地区领导干部的评价任免，很少负面影响。
现在情况有所改变了，拥有活跃和强势媒体的地区，各种各样新闻报道很多，群众的批评和非议也很多，问题和事故报道更是不少。相反，媒体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或者媒体管理比较严的地区，则依然是“捷报频传”、莺歌燕舞的景象。这种情况对于开放地区的干部评价任免，肯定不好。因为舆论往往会将一个地区、一件事情的影响成倍放大。许多事情不上报纸，就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但见了报，尤其是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麻烦就大了。不见报，各级领导尤其是上级领导并不关注，也不留心；一上报，领导就高度关注了，高度关注下的尺度测量往往比较认真和精确，这就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如果人们仅仅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待一些地区的情况，广东省和北京市的问题就比较多。而实际上，那些引起人们议论，被称为“广东怎么老是这样”，“连北京也这么差劲”，等引为诟病的问题、事件，在许多其他的省份地区，甚至边远地区，不仅存在，而且更为严重。只是因为没有报刊的报道而不为世人所知，因为没有舆论和群众批评而没有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罢了。
如果仅仅靠上级领导的观察来评价一个地区管理的好坏，靠上级领导的印象来判断一个地区领导人所作所为的合理性，在今天这样的地区间舆论发展和开放程度不平衡的条件下，就会带来不公平。何以同样的问题、事件，在其他地方发生就是正常的，没有任何麻烦的，而在我这里，就是严重的可能危及职务安全的政治事件；何以别的地方比我问题多得多，很少有舆论关注，我这里一点点小事就被炒得满城风雨。由新闻报道开放程度不同导致的上级领导对一些政府及其官员的不同评价及任免，从一定意义上说，确实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
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于舆论开放
报刊舆论是反映民声的，政府官员对传媒的报道做出反应是应该的。只是在发达国家，传媒有不同的代表性，反映着不同阶层、群体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对一个问题，往往同时存在各种各样相互对立的声音。而我们的传媒则不存在这样的分化与分工。由于许多问题不能谈或不便谈，一旦某个方面放开了、可以谈论了，各种各样的新闻媒体就会一窝蜂的报道炒作这一方面。将更重要的与之对立的方面、观点及呼声的宣传报道完全放弃了。这就容易在读者中形成倾向于一个方面的、极端的感觉和认识。
如果问题仅仅出在认识上，出在热点转换与炒作方面，事情还比较好办。现在的问题是，在发达国家，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是选举产生的，有严格的任期、明确的权限。他们只有不违法，决不会因为一件行政事务或者一个突发性的事件而失去权力。即使遇到舆论的非议或人们的议论，他也能按照自己的任期目标，按自己认为正确的做法继续干下去。因为当选官员明白，只要是真正正确的事，时间会说明一切。人们最终会理解他的，任期届满，由所有公民参加的政绩评价与再次授权自然会有公论。各级政府领导人既有的行政权限，完成行政任务所必需的权力，也不会因为舆论、因为人们一时的看法，而受影响。克林顿先生因为“拉链事件”，被媒体炒作了一两年，但是对于他职位和职权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在合众国总统的位置上发号施令，其权力没有减少，想干的事照样可以干成。而我们，如果一个领导人因丑闻被报纸炒作，可能只要一篇报道，或一件事情，就足以使他下台，使他无法行政。因为炒作会改变上级领导的看法，使他的权位可能不保；炒作还会降低他的威信，使他的实际权力减少。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由于领导干部缺乏严格的任期和规范的政绩评价，随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下台的前景，使任何一级行政官员都必须对负面的舆论做出认真有力的回应，以改变上级领导对所报道事件的认识与判断。干部实际权限的不明确和围绕领导关注开展工作的作风，使得舆论的负面报道不仅容易造成官员丢掉位置，还会使他们完成特定行政任务的权力大受影响。因为一个舆论的普遍反映，可能使得上级领导做出“这方面的事情不要搞了”这样的指示，使得下级官员完成这件事，实现自己任期目标的愿望破灭；舆论造成的倾向性，使有关部门，如法院、工商、银行、资源管理部门改变政策执行的力度与方向，这将会使地方干部办好某一行政事务遇到的障碍大大增加，使他们的权力影响力与权力作用力大打折扣。
就一些地方的管理状况而言，过于自由的时政言论确会激化矛盾
由于我们缺乏官民互动的政治平台，群众的反映、呼声、意见，不能为行政机构及时有效的吸纳。而且一般而言，上一届干部遗留的问题，造成的后果，后任干部往往不便纠正，更不能清算。这使得一些地方的问题和矛盾积聚成堆、久拖不决，干部与群众对立情绪严重。
一些群众所以誓死上访，就是因为不少问题基层干部认为不能解决，解决了会带来一系列后果：比如连锁反应、比如历史旧帐、比如牵扯到原任干部的评价与前途等等。不敢面对实际问题、不愿处理遗留问题难点问题的做法，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会使一些地方干部与群众处于互不相让的对峙与拉锯战中：你有事我就告，你不按照我的意思做，我越告；你告我就不解决，我就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比如公检法、比如亲戚朋友的压力）整治你，该办的事我也不给你办。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件突发事件的发生，都可能对当地干群力量的平衡造成破坏。万一事情闹大，高层机构插手问题的处理，一旦干群争执决出胜负（主要是群众占了上风），将会把这个地区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许多干部及利益相关者多少年前的事情翻腾出来。这会影响许多人的前途命运，引起上下众多干部的担心。
所以时下，一个单位不小心出现引起较大反响的事件，基层干部往往会做出过激的反应。焦点执法的弊端，加上报刊舆论不管历史原因，不顾当地干部的困难与苦衷，只管某一具体问题是与非的报道作风，使得过于自由的时政言论，对于矛盾尖锐地方的干群关系和政治稳定，往往起到破坏作用与事故引线的作用。之所以一个村长的罢免，都引起那样大的动静，原因可能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