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博士方刚在去年进行了一项独特的社会调查。他从自愿报名的受访者中，选取了近百名性伙伴人数超过十个的人进行一对一深入的半结构式访谈，目的是深入探求在转型期的中国，这些“性自由人群”的形成过程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在“为什么做爱”的问题上，国人给出的答案与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吻合，而且也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寻求刺激”、“审美疲劳”不尽相同。即使是这些经常更换性伙伴的人群也并未像电视剧《欲望都市》代言的那样把性和情彻底分开，而是“仍然渴望，并且能够拥有爱情。”
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在中国，“目前配偶”之外的“其它性伙伴”超过10人的只占0.7%，还属于极少数。在方刚博士选取的样本中，性伙伴人数最多的女性有400多个性伙伴，男性最多达到100个。
在他的课题报告《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考察》中引入了Delamater提出的关于理解性目的的三种不同倾向：
一种是生殖倾向，该倾向强调性行为的生殖意义，而且为不同的更明确的规则奠定了基础，如性行为必须限定在婚姻中，甚至为了怀孕发生性行为等；
另一种是关系倾向，这被定义为“以人为中心”的性行为，假设性行为是用以加强情感与关系的一种手段。
还有一种是娱乐倾向，这被定义为“身体中心”的性，它假设性行为是为了身体的快乐，很少与对行为的规范联系在一起。这种时候，当事人通常拒绝感情的介入，而且警惕着不让彼此间发展出心理上的亲密感。
中国主流社会的性关系有自己的倾向，比生殖倾向更多一些对性快乐本身的追求，比关系倾向更强调其中的“伙伴”应该是夫妻，或者至少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在国内多性伙伴关系中，性和情同时发挥着作用，而且这一点在两性之间表现得差别不大。
“接收我访谈的其它多性伙伴行为者，也几乎都强调，在他们和性伙伴的关系中，情和性都发挥着作用。而这一点，在男人和女人身上的差别并不大。主流社会所谓‘男人为性，女人为情’的判定至少在我们的访谈对象身上，没有泾渭分明的表现。”方刚说。
而且，访谈结论显示，前面提到的“关系倾向”和“娱乐倾向”在被访者身上综合作用着。有了“关系”，才有“娱乐”，或者说，“娱乐”得好了，较真切的“关系”就来了。除了极特殊的情况，情多多少少在他们的性关系中都占有一定分量。
但是，这里不能将情与爱混为一谈。有的受访者认为“养只猫狗时间长了还有感情呢，但不是爱。”就像有人说的那样“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叫爱。我对女人也会疯狂和投入，但我觉得哪些和电影小说里说的死去活来的爱都不是一回事。只是一种相互吸引、愉悦、欣赏……”
“当谈到他们和性伙伴的关系时，使用‘情’字还可以，但如果我使用‘爱’的时候，许多受访者都对我说：‘这个字表述不太准确’。”
不少人其实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他们主动地把自己的感情进行了分类。有的人把感情分为“爱、喜欢、感觉、感受”四级，最低的一级是感受，像为了金钱而发生的。也有人表述为三种，但都是把爱和情分开的。
在访谈中，受访者总会流露出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这更说明他们多性伙伴的行为并非“娱乐倾向”可以概括的。
“他们中一些人内心是具有‘关系倾向’的，行动却明显具有‘娱乐倾向’的特征；还有一些人，与绝大多数的性伙伴是‘关系倾向’的，与个别性伙伴是‘娱乐倾向’的。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婚姻倾向’的。”而且，访谈中也没有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对这三种倾向的选取中存在明确的性别差别。因此，把这些情况简单归入为国外学者所说的倾向中，是极为困难的。
“可以证实的是：多性伙伴行为者并非‘重性轻情’的人，并非丧失了爱的能力的人，并非单纯游戏人生的人，每个人表面生活的背后，都有很复杂的生命履历。”
情与爱,对于任何人的生活都是不可或缺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是唯一”幼态持续”的动物,即必须靠父母照顾,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相当地长.因此人也是非常需要感情\依赖感情的动物.成年独自生活后,对亲情的一种补充就是两性间的感情.人本能地会渴望爱与被爱,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所谓不需要感情的主张,其实是一种迫不得已时的自我安慰与逃避.没有感情的生活是萎缩的,情与爱足以使人永葆激情与活力.
性学研究，在社会学的视野中，一直是边缘而弱小的研究领域。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性学研究自身发展有关，更与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关。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性社会学的学术地位已经从社会学的边缘走向中心，正是源于当代社会生活中生存问题的重要性下降，“快乐”问题重要性上升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意味着，性正成为个人自由与权力斗争的前沿(福柯)。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学研究所方刚博士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最近出版的性社会学研究著作《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考察》中，研究从私人生活切入，但没有仅仅停留在私人话语和私人领域，而是试图将思考延伸到一些宏观的话语命题，如社会控制，公民社会，等等。
这在中国性社会学界尚不多见，其富有创见性地理论阐释，为性社会学走出边缘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在这项研究中，方刚应用社会交换理论，对多性伙伴行为者深入访谈的结果进行了分析，从而对社会控制与他们私人性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读。
方刚将多性伙伴行为者界定为有10个以上性伙伴的人士，他主要借助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回报的，当人们无法通过性行为的“自律”从社会换回“利益”的时候，追求自我满足与身体快乐的多性伙伴行为便难免发生。而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确实使得社会控制与私人性行为间原有的交换关系破损了。受控制者不再能够从控制中获利，遵守和服从社会控制对受控制者已无利可图，社会控制自然受阻。多性伙伴行为者的行为选择，是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性选择。
方刚的研究主要通过对工作场所、家庭、社区这三类组织的考察了解社会对多性伙伴行为者的非正式控制情况。
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工作场所”被社会学家称为履行“小社会”功能的“单位制”，它具有对私人生活无孔不入、全面控制的特点。随着经济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单位制”逐步解体已成为社会结构转型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工作场所”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原有单位内的资源配置与分配也已走向了市场化、社会化，其结果是对私人生活的影响几乎不复存在。员工已无需再用个人私生活的“节制”来和单位进行“不被干预”的交换。但是，对于那些仍在再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不得不仍心有余悸，在采取多性伙伴生活方式时要小心一些。小心并不等于放弃，权力的弱化在此仍然可以看到。
此外，社会转型还促成了一些有助于多性伙伴行为者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场域”，如个人的自由迁移，都市的现代化，观念开放的小环境，等等。这样的场域不再提供通过性的“自律”交换到社会“奖赏”的机制，相反，它已经成为突显“不自律”可以获得个人自由和快乐的场域。
由社会控制，方刚又将思考进一步延伸。他提出，在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建设中，虽然距离真正的实现仍然遥远。工作场所不再对私人性行为行使过重权力，得益于中国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建设，体现了正发生的国家与社会职能的相对分离过程。
公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地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在公民社会中，社会生活方式是自下而上地创建，而不是由国家督导自上而下地完成。个人与集体的行动或者是自由选择的，或者是依据参与者之间的明确协定而采取的，或者是基于个人或集体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的，等等。公民社会具有多元性，要求限定国家或政府的行为范围，要求国家受法律的约束，要求国家能够有效地实施保障公民社会多元性及其必要自由的法律。总之，公民社会总是在一个国家摆脱集权式统治而进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仍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但是，这项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建设性的趋势。
正是在这样一个鼓励多元性，监督与制衡(拒绝？)国家权力，强调对自由意志之尊重的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私人性行为的不受干预才具有了一定的土壤。所以，公(市)民社会虽然不是针对个人私领域而言的，但它直接影响着私领域。具有相对自由的个人开始面对的是公民社会，而不再是政府了。虽然，这距离学者们理想中的公民社会还有很大的距离。
方刚在分析中告诉我们：自由是一种内在逻辑，对私人性行为干预的减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与个人生活方式自由(文化自由的一种)是密不可分的。历史无数次提供了相同的佐证。二战前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文革”时期的中国，都是政治高度极权，经济极端专制，社会都充满了对性的强烈排斥与敌视态度，任何性的自由理念都被视作洪水猛兽。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控制对私人性行为的消解(解体)，不是单纯的价值观问题，而是一个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不可分割的，具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也可以说，我们对私人性行为进行考察的结果，体现出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方刚还通过这项研究总结说：私领域正在受到更多尊重，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发生转型。一个人在自己的私领域，与其他人之间自愿进行的私人行为，与社会毫无关系，国家与社会都不应该干预。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社会对私领域的尊重正在加强，但是仍然有许多不足。这其实是与社会转型期国家权力的调整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进行相当程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的问题，以使其具有新的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这一过程的难度在于，一方面，要避免政治权威在转型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动员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这种权威具有现代化导向，避免它复归传统，造成转型在事实上的流产。这种矛盾与博弈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对多性伙伴行为者的社会控制。正如我们看到的，个人私生活具有了一定的自由，但同时，各种控制并未完全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