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中国就迈入了老龄社会的门槛。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表明：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7.69%，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1.03%，两者的绝对数分别为1.0亿人和1.4亿人。从现在起到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还要进一步发展。据专家预测，到2050年，60岁及以上的老人将近1／3，65岁及以上的老人将近1／4。
面对老龄化的挑战，有效的应对策略取决于我们的老龄化进程的认识。就国际经验而言，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有二：其一，被赡养的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其二，承担赡养责任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在这两个问题中，后者的影响大于前者。但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同样的老龄化程度，对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和对一个人口以百万、千万计的国家的意义是不同的。因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口少的国家，老年人口一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一减少，就会在很多领域感到捉襟见肘。但人口众多的国家，周旋余地就会大得多。从现在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同样的高度老龄化，欧洲的困难就比有1亿人口日本要大，而3亿多人口的美国又要比日本日子好过，而中国的人口目前是日本的12倍多，是美国的4倍多，所以在人口数量上，应该不成问题。
根据人口学家的预测，以不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为前提，从2000—2050年，在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同时，未成年人的比例则在下降。在这50年间，总的赡养比（被赡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会从42:58变化到57:43。两者的差距可能保持在14—16个百分点之间。这说明，虽然中国社会的老年赡养系数在增加，但因为未成年人的赡养系数下降，从而抵消了一部分前者的影响，所以总赡养比的差距没有拉得太大。
与此同时，因为人口总量在上升，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例从58%下降到43%，下降了15个百分点；但人口绝对数的规模却依然庞大。据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1个亿，但仍然有6.45亿之众。在当今世界上，美国的GDP约占全世界GDP总量三分之一，这仅仅是1亿多劳动力创造出来的；而中国在未来的50年间，始终能够保持着一个是当今美国4—5倍的劳动年龄人口，就数量而言，应该是不愁的。
因此，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人口数量而是要提高中国人口的质量，教育的问题应该被放在发展战略的特出位置上。同样是养家，一个会挣钱的人和一个不会挣钱的人的赡养能力是难以比拟的。未来的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不是体力，而是智力。因此，在关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不要把“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过于夸大甚至“妖魔化”了。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问题就是社会财富如何分配，这就是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的问题了，而且从现在起就要认真地规划和设计。当务之急是要建设一个“可持续、求适度、行得通”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将社会保障制度分为基础部分和补充部分。基础部分要降低门槛，用国家财政兜底，在人们遇到相应的风险时确保其基本生活水平。补充保险部分则以综合性个人账户的方式运营，在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以以按揭方式贷出，用于购买住房、职业培训、子女教育乃至特殊情况下的医疗费用，然后，按银行的现行贷款利息分期还款（譬如5—7%）。这样，社会保险基金不再是一笔要等待几十年后才能使用的“死钱”，而是一笔可以指望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贷出来以解燃眉之急的“活钱”。同时，将购房和教育这些“中期目标”和养老的“长期目标”挂起钩来，可以使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和保值增值得到切实的保障。
对于现在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为自己的养老作储备积累，是否可以考虑对7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实行普遍发放的老年津贴。据研究，中国的7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4173万人。如果政府为他们每年提供600元（每月50元）津贴的话，总共需要资金250.38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2006年全国财政总收入39373.2亿元的0.64%。
另外，应该把这种投入看成是“社会投资”。当老人手中有了可自由支配的钱时，他就会去购买相应的服务。这种引入市场机制的做法，比指望政府“派人”提供老人服务肯定要好，因为作为消费者，老人有选择权。
面对老龄化的挑战，有效的应对策略取决于我们的老龄化进程的认识。就国际经验而言，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有二：其一，被赡养的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其二，承担赡养责任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在这两个问题中，后者的影响大于前者。但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同样的老龄化程度，对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和对一个人口以百万、千万计的国家的意义是不同的。因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口少的国家，老年人口一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一减少，就会在很多领域感到捉襟见肘。但人口众多的国家，周旋余地就会大得多。从现在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同样的高度老龄化，欧洲的困难就比有1亿人口日本要大，而3亿多人口的美国又要比日本日子好过，而中国的人口目前是日本的12倍多，是美国的4倍多，所以在人口数量上，应该不成问题。
根据人口学家的预测，以不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为前提，从2000—2050年，在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同时，未成年人的比例则在下降。在这50年间，总的赡养比（被赡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会从42:58变化到57:43。两者的差距可能保持在14—16个百分点之间。这说明，虽然中国社会的老年赡养系数在增加，但因为未成年人的赡养系数下降，从而抵消了一部分前者的影响，所以总赡养比的差距没有拉得太大。
与此同时，因为人口总量在上升，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例从58%下降到43%，下降了15个百分点；但人口绝对数的规模却依然庞大。据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1个亿，但仍然有6.45亿之众。在当今世界上，美国的GDP约占全世界GDP总量三分之一，这仅仅是1亿多劳动力创造出来的；而中国在未来的50年间，始终能够保持着一个是当今美国4—5倍的劳动年龄人口，就数量而言，应该是不愁的。
因此，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人口数量而是要提高中国人口的质量，教育的问题应该被放在发展战略的特出位置上。同样是养家，一个会挣钱的人和一个不会挣钱的人的赡养能力是难以比拟的。未来的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不是体力，而是智力。因此，在关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不要把“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过于夸大甚至“妖魔化”了。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问题就是社会财富如何分配，这就是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的问题了，而且从现在起就要认真地规划和设计。当务之急是要建设一个“可持续、求适度、行得通”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将社会保障制度分为基础部分和补充部分。基础部分要降低门槛，用国家财政兜底，在人们遇到相应的风险时确保其基本生活水平。补充保险部分则以综合性个人账户的方式运营，在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以以按揭方式贷出，用于购买住房、职业培训、子女教育乃至特殊情况下的医疗费用，然后，按银行的现行贷款利息分期还款（譬如5—7%）。这样，社会保险基金不再是一笔要等待几十年后才能使用的“死钱”，而是一笔可以指望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贷出来以解燃眉之急的“活钱”。同时，将购房和教育这些“中期目标”和养老的“长期目标”挂起钩来，可以使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和保值增值得到切实的保障。
对于现在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为自己的养老作储备积累，是否可以考虑对7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实行普遍发放的老年津贴。据研究，中国的7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4173万人。如果政府为他们每年提供600元（每月50元）津贴的话，总共需要资金250.38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2006年全国财政总收入39373.2亿元的0.64%。
另外，应该把这种投入看成是“社会投资”。当老人手中有了可自由支配的钱时，他就会去购买相应的服务。这种引入市场机制的做法，比指望政府“派人”提供老人服务肯定要好，因为作为消费者，老人有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