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钞：关乎生存和道义

——德国电影《伪钞制造者》观后

 

一

2007年出品的德国电影《伪钞制造者》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二战结束前夕，在战场上面临同盟国沉重打击的纳粹德国制定实施了“伯恩哈德计划”，企图通过制造伪钞来破坏同盟国经济。纳粹从各集中营中挑选了一批犹太能工巧匠，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研制和印刷英镑和美元。由于囚犯的蓄意破坏和消极怠工，研制工作进展缓慢。到战争结束，也只制造出少量伪钞。

在同类的关于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罪恶的影片中，《伪钞制造者》有着其独特的视角。影片并非单纯通过营造集中营的黑色恐怖来揭露纳粹的罪恶，鞭挞人性的残忍和黑暗，也并非单纯通过描绘犹太人的反抗来张扬弱者的勇气，讴歌人性的坚毅和灿烂。影片展现了在纳粹极端暴政的背景下，小人物为谋求生存而展开的无奈抗争；影片所展现的人们面临苟且偷生和慷慨就义的两难，使观者体味到生存和道义选择的困难及这种选择本身对生命意义实现的重要影响。

如果将该片解读为一个具有伦理意义的叙事，故事冲突的主角是天才的伪造者萨洛维奇和革命者博格。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不同的人生观为生存与道义的冲突提供了生动的场景，他们之间的斗争和妥协反映出极端背景下人们为实现生命意义所面临的痛苦和无奈。

 

二

萨洛维奇是一个天才的伪造者。他伪造护照，伪造钞票。凭借自己的特殊天赋，他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成为“整个伯林最有魅力的家伙。”当然，萨洛维奇生活的幸福仅仅是身体的幸福，宴会、酒精、女人，这是构成他幸福的元素。这样一个身体主义者是不需要意识形态约束的。当有人问他：“你是个好画家，为什么不靠画画挣钱？”萨洛维奇的回答让人瞠目结舌——“直接画钱才是正道！”

萨洛维奇可以伪造护照和钞票，却不能伪造出随心所欲的社会。伪造钞票事发，萨洛维奇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适者生存”，这是萨洛维奇的信条。即使在集中营这样的恐怖环境中，萨洛维奇也要努力为自己营造有利的生存空间。通过给看守画像，萨洛维奇得到了一份轻松的工作——画宣传画。这活一干就是5年。

生存，在有限的空间扩展生命，将对环境的应用扩展到最大化的边缘，这是一种本能，也许还意味着某种对生命的责任意识。但个体的责任是否需要顾及社会？个体的生存是否要接受道义的检验？当现实主义者萨洛维奇遭遇理想主义者博格时，问题和冲突产生了。

 

三

为了实施“伯恩哈德计划”，萨洛维奇和博格作为伪造专家和印刷专家被转移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纳粹长官赫尔佐格给“专家”们提供了舒适的生活条件：不仅有床，还有洁白的床单、柔软的床垫；不仅有食堂，可以坐着吃饭，还有可口的饭菜；不仅有盥洗室，有淋浴房，还有音乐。同他们以前的集中营生活——也是其他犹太人当时的集中营生活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萨洛维奇喜欢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让他感觉他还是个人。即使面对其他囚犯鄙夷的目光，萨洛维奇还是可以心安理得。——“我还活着，这并不可耻。” 博格对这种苟安的心态深恶痛绝。革命者是为道义和理想而生存的，生存服从于道义。如果帮助纳粹研制伪钞仅仅是为了苟且偷生，生存本身不仅毫无意义，甚至还是一种罪恶。他不禁对萨洛维奇冷嘲热讽：“这里是集中营，每天都有几十人被杀死。当然，我们也可以对这一切视而不见。”

萨洛维奇带领大家研制出英镑。在革命者博格眼里，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因为这意味着纳粹可以制造更多的武器，屠杀更多的无辜生命。但在萨洛维奇眼里，研制伪钞除了是生存需要之外，也是一种道义需要。如果生产不出伪钞，他的同伴的生命就要受到威胁。——他本人是安全的，因为赫尔佐格不仅倚重他，而且欣赏他。

但是，革命者的道义并不是狭隘的个人道义，而是崇高而广泛的人类道义。革命者之所以成为革命者，因为他的目光不是关注自己的身体，而是关注人类的前景。正是因为目光高远，革命者总是将人类命运理解为自己的道义责任。“我之所以进集中营，是因为我和妻子印反纳粹传单。我现在不会为纳粹印钞票。如果我们大量印刷美元，可能会影响战争的走向。”

革命者的目光既然已经超越了个人，超越了个人的身体，身体的幸福也就毫无价值。斗争是革命者的天然使命。即使面临生存的危险，革命者的热血也需要斗争来唤醒。

 

四

博格鼓动萨洛维奇组织暴动。

萨洛维奇并不想将自己和大家推入危险中。他知道，只要能够继续研制出美元，他和大家都是安全的。生存对现实主义者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萨洛维奇：“若能躺着活，绝不站着死。”

 博格：“这不仅仅关系到你那可悲的生命。”

萨洛维奇：“我那可悲的生命是我唯一拥有的。”

尽管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尽管个体的生命对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着绝对的意义，但萨洛维奇并不是没有道德尊严的自私自利者。萨洛维奇本来就是一个有着爱心的和责任感的人。作为狱友中的权威，他感到自己有保护同伴生命的责任。“我那可悲的生命是我唯一拥有的。”——萨洛维奇的心在哭泣。他仅有的生命是他唯一可以凭依的资源，也是他唯一拥有的可以用来保护他的同伴的盾牌！当然，他的眼光没有博格那样的高远，他的想象无法越出集中营的高墙，但他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血液和同伴的体温。博格的责难，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孤注一掷作无谓的牺牲，对生命意味着什么？对道义又意味着什么？

萨洛维奇跪在地上洗刷卫生间。纳粹军官赫尔斯特向萨洛维奇头上拉尿。奇耻大辱！萨洛维奇默默跪着，任肮脏的液体流过他的面颊。那个畜牲最后还丢下一句话：“你们这些猪猡，为了保住小命，什么都做得出。真恶心！” 萨洛维奇注视着镜中自己破碎的灵魂，他作为人的尊严的底线被触及。我知道他的心在流血，耻辱在撕裂他的尊严。

萨洛维奇并不是懦弱的人。以往艰苦的环境下，即使乞求，他也不会有谄媚的眼神；即使面对纳粹的手枪，他也会表现出镇静和尊严。可是，在这头猪面前，他的尊严被扔进了马桶。萨洛维奇默默忍受着。这一次的忍受，无关道义，却关乎生命。是啊。没有尊严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可是，只要生命存在，尊严是可以寻找的——但这种苟安心态无法经受道德的诘问。由此，我们知道，承载尊严、承载道德的生命有多沉重！

 

五

由于博格的破坏，美元研制进展缓慢。赫尔伯格威胁，如果4周内不能研制成功，将枪毙除萨洛维奇之外的5名囚犯。

奇林斯基威胁博格，要他停止破坏。

博格说，阻挠美元研制，是为了对人民负责，是一个原则问题。

奇林斯基：“没有人愿意为原则去死。”

博格：“正因为没有原则，纳粹才能为所欲为。”

博格的眼神依然坚定。

萨洛维奇与博格在打球。旁边的房间里，纳粹在折磨枪杀犹太人。痛苦同样在撕咬着萨洛维奇的心，但博格却谴责萨洛维奇拒绝带领大家暴动。

 “如果你的心已经死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萨洛维奇的心并没有死，而是在承受着痛苦的煎熬。这种煎熬，源于他对生存和道义选择的两难。

萨洛维奇既不愿意放弃生存也不不愿意放弃道义的底线。一方面，他在认真投入地研制伪钞，另一方面，又在努力保护破坏研制工作的博格。前者，他在维护自己和同伴的生存，后者，他在维护自己的道德底线。一次又一次，博格破坏了底片，他一次又一次从头再来；一次又一次，博格嘲弄羞辱他，他艰难地忍受，苍白地辩驳；一次又一次，博格将自己置身险境，他掩护他，挽救他。当一位同伴打算供出博格时，萨洛维奇警告：“如果你出卖他，我就杀了你！”

赫尔佐格提出的最后期限到了，他准备了5发子弹。最早死在赫尔佐格抢下的肯定是“一开始就期待成为烈士”的博格。就在此时，萨洛维奇拿出了研制成功的美元。

博格看着萨洛维奇，眼里露出奇怪的神色。失望——萨洛维奇的成功使他失去成为烈士的机会？仇恨——大量的美元伪钞将带来大量的杀戮？鄙夷——为了肉体的生存而放弃道义是一种虫豸的行径？

也许，最后的时刻，恐惧也曾经掠过革命者坚强的心，博格也许开始认同生存的价值。——如果可以通过策略使道义不受到伤害的话。

解放前夜，博格和萨洛维奇在印刷车间。

博格：“他们会将我们全部枪毙的。”

萨洛维奇：“这不正和你的意愿吗？光荣就义。”

博格的眼神有些尴尬。

战争结束了。囚犯接管了集中营。

博格因为其抵抗活动被奉为英雄。

博格为什么哭了？是胜利带来的喜悦还是对生存与道义完整的感慨？也许兼而有之。

六

生存和道义的冲突可能是人类永远的宿命。

萨洛维奇一直经受着生存和道义的纠缠和撕扯。考虑到他表面上表现出的豁达和大度，可以想见他内心承受的痛苦是多么巨大。打着生存的幌子欺骗道义或者打着道义的旗号摧残生存，都意味着一种虚伪。虚伪者是不需要痛苦的。萨洛维奇是痛苦的，因为他是真诚的——对待生存和对待道义。

革命者对生命的决断可以回避道义的纠缠，从而回避生存与道义斗争所带来的痛苦。但生命本身是有意义的。

在萨洛维奇与博格的对决中，萨洛维奇扮演着生存的角色，但他没有能够放弃道义，尽管他的道义与博格具有不同的含义。萨洛维奇以道德为生存辩护，使他背负了沉重包袱，使他在决斗中处于劣势。因此，他的痛苦更胜于博格。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伪钞工厂，生存还是道义也成为一个问题。好在历史的戏剧性提供了解决二者冲突的场景，战争结束了，生存并没有危及道德，道德也没有破坏生存。但现实的世界——即使是宽松和平的现实世界，并不总是能提供这样的戏剧性场景，——生存和道义并不是总能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