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今年五六月份的样子，《一起说吧》论坛老板等闲先生到广州，组织了一次聚会。在聚会上，一位在生意场上做得很成功的知名网友，曾有过一番高论。
作为一个时评人和准法律人，我们一般是以弱势群体利益为依归，往往是站在弱势的一方，来对社会的不公平不公义进行义正辞严的口诛笔伐的。但是，这位网友却说：其实最可怜的是弱势群体，最可怕的同样是弱势群体。他举例说，他有次到一个无主的池塘钓鱼，却受到了当地穷苦的农民的敲诈，最后差点动拳头才得到解决。
由是，他阐述道：当你到街上买菜时，那些打了禁用农药，甚至还把菜浸到脏水泡过，未了还要扣你点枰的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呢？是富人吗？是公仆吗？当你在大街上，因一个小小的碰撞，对你动之粗拳、对你恶语相向的又是些什么人呢？是富有的绅士吗？是人民公仆吗？因此，他说，其实最可怜的是弱势群体，而最可怕的同样是弱势者和弱势群体。
听了他这番话，我确实有酩醍灌脑、豁然顿悟的感觉，这才真叫高论！
事后一想，虽有启迪，却也不宜走极端。所谓“弱势”，本来就是相对的。其实主持弱势群体的正义，事实上也不过是为我们自己。对于平常人来说，你拥有财富，这就是一种不平等；作为一个专家，你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才智，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来说是强势；但是，在掌握社会资源、政治地位来说，与垄断一切的人民公仆一比较，同样也是弱势的。
我们主持的正义，也不过是想着促进社会进步，我们同样是受益者。比如在孙志刚事件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专家学者和记者，会奋不顾身地加入到讨伐的行列呢？因为其本身有很多人的身份就和孙志刚一样，同样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的“暂住者”。因此，这位朋友的高论，确实是一语中的，但是却并不会影响我将来的为人和为事产生负面的影响，只是看问题就没有那么极端，那么肤浅了。
这让我想起了也是前不久的一场与“文化决定论”者的辨论。如果结合今天的弱势和弱势群体来谈可能更能契合正题。
一、我与“文化决定论”的分歧和理据
也是在前数月，在我们的一个小圈子里，我又和“文化决定论”者的几位“夫子级”人物给干上了。有三位这样的“夫子”是说：一个民族的命运事实上与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是相关的。因此，在对历史的责任上，不能单纯地认为一个人的错，而是整个民族的民族性使然。
他们举例说，文革时期，如果只是毛泽东这一个，而没有其他追随者，怎么可能发动得起来呢？因此，要说历史责任的话，我们这个民族人人都有份。归根结底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用通俗的话讲，也就是“操性”！
这套理论，当时就引起了包括我的几位年轻“后进”的激烈反弹。从习惯的意图伦理而论，我认为以民族性来说事，其实是为毛泽东个人罪责的不负责任的开脱。从事件的整个看，文革的一系列的罪过，是在人民被其挟持的必然结果，当一切资源已经被自己的仆人掌握的时候，主人连出外都需要得到批准才能成行，而且还象战争年代一样，时不时就受到检查和盘问；一个连吃饭都得仆人发粮票才能得到食物的时代，任何一个人都只能就范的了。这难道也是主人的错？就是再优秀，再没有劣根性的民族，又会如何呢？
我举例说，德国人应是很优秀的民族吧？但是，一个希魔就使他们疯狂；而被纳粹迫害得几乎绝种的犹太民族（事实上那个时代对犹太人的迫害，也是世界性的，而非独纳粹为然），又怎么样呢？
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是世界上最具聪明才智的人种。近现代每次革命性的东西，如工业革命与历史变革，无不与犹太人的贡献有关：爱因斯坦是犹太人，马克思同样也是犹太人。
而且在纳粹德国，当时全国的绝大部分财富都是在犹太人手里。那么，一个如此优秀的民族，如此优秀的人种，怎么同样也会被纳粹任意摆布，甚至到临终都相当配合呢？这难道也是人种的问题吗？
在我认为，民族与民族之间，有其区别。但并无绝缘之处。任何一个民族有好的一面，两样也会有缺点，但起关键作用的是制度、是政治体制。
当一个体制确立下来之后，环境完全变了。因此，中国封建王朝三千年，大清自入关的1644年算起，到其灭亡也有近三百年，按说我们的国情就是一个封建的国情，我们的人民性也就是做子民的“国民性”。那么，当我们的前国家领导核心袁大总统，在民国六年，秉持“国情论”，顺应了人民的这一“劣根性”要求，仅仅是短短的六年时间，却怎么只做了不到百日的国家领导核心就给轰下台了呢？难道这只是军事的失败的原因？
再推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如此百万雄师，挟着胜利之威，怎么却让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给打得一败涂地、横扫千军如卷席呢？
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体制。当民主自由的理念进入到腐朽的封建体制之中的时候，数千年的封建体制就会因此而土崩瓦解，兵败如山！正是因为当时的延安，是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人民是团结在其民主自由的大旗之下，这样才有可能那么快、那么顺利地推翻了蒋家王朝。先进战胜落后，民主自由战胜腐败独裁，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对所谓“国情论”者和“文化决定论”者的最好回击。
二、我的一个同事没来由的极端攻击
在这场对“文化决定论”的争论的最后阶段，为了更好地说明我的观点，我还以我所在的深圳为例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我说，我是一个在内地和深圳，分别工作过近十年和超过十年的人。在内地，往往是嫉妒成性，而且嫉妒成仇者极多。这往往叫人举步维艰。
而在深圳，发财的人太多了，因此内地的“嫉妒成性”和“嫉妒成仇”者就没有市场。要么就只有气死，要么就只有自杀，因为靠嫉妒这种“劣根性”，在深圳根本就行不通——人家都在自我发展着，你嫉妒，除了自己痛苦之外，只有错失自己赚钱和发展的良机。
我说，比如我所在的单位机关，虽然同样也是国有企业，但是其分工你该什么，不该干什么，非常的清晰明确。因此，人际关系就很淡，该干什么干什么，谁也不碍着谁。更不可能象内地一样，内斗不止。
而且一到下班，连同事住在哪里都不知道。还不说就是住在一个单元的对门都不知姓甚名谁，就更不用说相互之间挑是拨非，飞短流长了。因此，内地的一些内斗文化，在深圳这样的城市化和商业化非常发达的地方，就没有了市场，更不用说形成一个所谓的“劣根性”了。
我这话一说，大家似乎也没有什么更有力的反驳，本来这事也就过了的。不过，正在这言犹在耳的时候，在我的博客中国的专栏后面，却是“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人。如果准确地说，事实上一点也不“突然”，就是在这人，在半年前也曾在我的新浪、网易的博客中就出现过。这个人到底说了什么呢？
我都懒得计算了，最先好象是从我写的散文《想起那倏忽潋滟倏忽贪婪倏忽黯然的眼神》，他说：
“这个害群之马，到哪都是害人精，黄振弟，你死定了”。其气愤之情溢于言表，似乎是有深仇大恨似的。
后来，在我不同的文章后面，这小子更加放肆，甚至是直接的人身攻击。在我的《唉！电脑，我不知怎么说你》后面，他说：
“如果有一篇可以写你自己如何光棍几十年的原因文章出来，我一定顶你几十篇出来。不信你试试，再传贴到铁路集团文化宣传栏上去。顶顶顶呀！”、“客气点说你是没有再爽的可能了，因为你是老光棍，你是只有自己爽自己的类型，知道吗！自己还自认为这是爽，回你小屋里好好的照照吧”、“呀！明天请个病假吧，到医院看看有没有这个科，不然还是先到人民医院看看吧，年数大了，这病不太好医，多保重！可怜，可怜”。
还极尽人格的侮辱：
“黄振迪的个人特征：顽固,自我,食古不化,自以为是,心胸狭隘,记仇小气,看不起人,也不会去教导别人,整天说教,废话连篇,工作拖拖拉拉却不干,故意奚落别人,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当我要他滚远点的时候，他却更是离谱：“还‘炒蛋’，请问黄老你还有“蛋”吗，怕只剩根‘吸管’了”，其言语之粗俗，令人吃惊。
他还说：
“最真的真相，明白人都出来了，凡是有异议的评论都被删了，楼主的为人真有待考究，这是其一。其二，楼主的博客永远都是最多反对声的，人品也有待质疑。其三，楼主身体不好就早点休息了，别晚晚“双手作业”后又摸键盘，这样晚病好不了。保重”、“网络的真实性是有待考证，如楼主的某股份公司机关一般干部就有待证实，根本是一人自圆自话，还有“无党派”一说，根本就是没有机会入党，咱党组织不接收他这种人，政审不过关，至于为何不过关，请老黄坦白”。
在他认为，如此极端的谩骂加侮辱，对我是一种损害。其实，除了暴露出他的没教养之外，我不知给读者的到底是什么？
人人都有父母，父母的健康是子女的福气。但是，他竟然连我写我父母的文章也不放过，在我对父母的祝福的文章后面，他已超出了人的起码的底线，极尽侮辱谩骂。甚至我现在的独身，都成了其取笑的材料。
但是，到底我有什么地方得罪过他呢？
我曾说过，我们单位是那么很清淡的那种。完全就是一个拿劳保福利和休养生息的地方，工资不高，用我们的话说“不过是发点伙食费”而已。以我个人来说，我并没有把这作为一个发达的地方，而我的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并不在此。特别是近两年改革之后，这个本来象市政府一样的功能全备的机关，事实上已经被完全“架空”。人与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竞争的问题。
那么，到底又是什么促使他如此放肆呢？一方面是他的知识缺憾，认为网络只要匿名，就无法找到他。因此，认为可以博一回了。另一方面，则可在他的回帖中找出答案。
在我的《我爸不成功的几次实验之折腾院子篇》中，他说：
“真的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啊，不过也算是个人物，在广深你也算是臭到家了，其实我不说你也清楚的，别在网络上自我满足了，还是在生活里找点平衡吧，劝你别再搞小动作了，不然不放过你，虽然也没人在乎你，还是不想有你这个“小跳蚤”，打死不值得，放过也没道理。真的挺可怜你的，想不跟你计较吧，你还老不要脸，老说大话，这样做也是以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啊....老调重弹
“真是个人物，也不至于到哪哪死，群众的口碑才是最有用的，到黄振迪单位去看看去问问，到哪臭哪，你以为你说他是好东西就行啦，臭就是臭，事实胜过雄辩，有能耐去问问啊，广深股份公司里哪个人说起“黄振迪”只有一个反应“不能理，太麻烦，事多””。
“这种鸟也算是个家，那中国的家太普及了，按这种程度就算家，应该是每三人有一家了。家是算家了，可惜黄老在这“月圆人更圆”的佳节，还只有“单鸟待家”啊。在此，仅代表广深股份有限公司全体三分之二的员工及领导向黄老问候，迟到的问候“节安更节哀”。
——其实，他耿耿于怀的不过就是我是作家的这个事实而已！正因为此，他甚至还极尽诅咒。
更有意思的是，他还说起了其可怜的学历。可能看我平时爱用一些文言，也学着操练起来：
“无须出此恶言，不过此言即出，那请你对现。“档次低”这个问题还真要考究一番，论门户，谁都比你高，至少也是大本。论出身，都比你高出数档，至少普通话说的比你都标准。论业绩，都比你有实力。唯一不如你的，就是你的拿手了，“吹捧、贿赂、见高拜见低踩”，“待人不诚，满咀串粪”、“见人两张皮”……。还有一点最绝的，在单位几乎谁都与你“吵”过，当然也能美名为“争论”，请问你哪那么多的争议啊，往后过年都可以把你的照片当门神贴了“避邪”！再说了，你真是个正常之人，也不至于尽做不“正常”之事吧，老心劝
令人可笑的是，这个小子，竟然把一个“大本”也拿来论起了门户：“至少也是大本”。一个本科，还加上个“至少”，可见在其心里的位置有多高呵呵。
以学历来讲，能称得上“学历”的，除了“大本”，还有更低的吗？在深圳来说，你所骄傲的“大本”，本就是“弱势”了，还好意思拿出来“晒”？其档次之低，真是叫人不得不发笑。
而且，在深圳和我们单位的情况，单位中，一般能见面的次数本来就极少。“吵”，更遑论“打”，那可都是一些推车引浆之流的惯性。作为一个机关“白领”，要说矛盾任何地方都有，但“白领”往往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你见过有几个层次这么的低，在堂堂公堂之上，真的“吵”的吗？此一点，也足见其人素质和层次之低。
三、嫉妒是一种下贱的情欲
嫉妒是一种下贱的情欲。这是英国的培根、培老夫子说的。
培老夫子总结说：“无德者必会嫉妒有道德的人。当一个人自身缺乏某种美德的时候，他就一定贬低别人的这种美德，以求实现两者的平衡”。 并说，“嫉妒者必须是好打听闲话的。他们之所以特别关心别人，并非因为事情与他们的切身利害有关，而是为了通过发现别人的不愉快，来使自己得到一种赏心悦目的愉快。其实每一个埋头深入自己事业的人，是没有功夫去嫉妒别人的。因为嫉妒是一种四处游荡的情欲，能享有他的只能是闲人。所以古话说：“多管别人闲事必定没安好心”。
培夫子对嫉妒的刻划真是入木三分。这些人，极爱挑是拨非，而且虚荣心极强。他们没有本领，因此就嫉妒有本领的人；他们没有道德，所以就嫉妒品行高洁的人；他们自己不干正事，或是没正事可干，因此对有事干，而且还干得很欢的人则嫉妒入骨。
想来，在我成长的这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嫉妒者何止只碰到这一个？而我从来就是当作一种激励的。我能从一个十六岁就出门求学的半大小孩，二十来年如一日的勤奋，不仅成长为一名小有名气的作家和行政管理专家，还在一些其他方面都有所突破。在这过程中各种层次的嫉妒者还见得少吗？难道这样低档次的辱骂和侮辱，能损我分毫吗？
正如一位网友在跟帖中所说：”他越是嫉妒，你越要多写，写得更好“！就是在他骂的过程中，我都写了近十篇文章了，他却什么也没得到。他在以他自己的毁灭求得的，不过是自己的痛苦作回报。以心里的嫉妒之痛，加上其恶毒的话语，留给他自己的却是双倍的痛。
正是因为有这种激励在，我以前写文章都是非约稿就不想费那精神的。而现在在网上，却是一篇又一篇，甚至一天竟然写过五篇的，字数达到三万字。而且越写越是自然顺心，这都是拜嫉妒者所赐。
四、嫉妒成性、嫉妒如仇的原因就在于其弱势地位
在我的文章后面的言辞中，我这所谓“同事”往往是一副苦大仇深的嘴脸。而且，用语非常的粗俗、鄙陋。而且，还没有情面，我们平时的底线的“人情留一线”和绅士中那种，即使是面对敌人，也是以彬彬有礼，来表现自己的高贵和素质。而在他这样，给人看到的只有那种因妒火燃烧的扭曲的变形的脸，和不堪入目的粗言秽语。我都不知这到底是在卖谁的丑了！
其实，这也就是弱势群体的特征。
在弱势者的生活中，本来就憋着一肚子委曲。当别人面对他们时，本来就没什么好脸色——要么是如狼似虎的城管大爷，要么是一脸严肃、大声呵斥的税务官员。
自古以来，公仆来了，必得是“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你不这样“欠人三百钱”的嘴脸，他们倒还真没人尿你那一壶！甚至你作为公仆，讲起情面，对他好声好气起来，他倒是要满腹狐疑起来——到底他是怕了，或是莫非又有什么埋伏？
而当这些弱势者，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也就同样还之以颜色起来。因此，一个人地位越低，本领越低，知识越贫乏，面对其他人时，就越是粗俗，自己没脸面，也越是不讲情面，甚至就是没有情面可言。
因此，在历史上只要是苦大仇深的农民起义的，都是极尽残忍。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待清兵和清人都是极其残酷的杀戮。在历史书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例。比如在攻入南京后，曾有个这样的记载，当时的清朝一名官员，丈夫被丢进放有竹刺的坑里活活刺死，而其妻子则也俯身跳下，结果是满身被竹签刺穿身亡。场面极其残忍和惨烈！而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也是同样极为残暴。对不听话或是贪污的官员，是“革皮实草”。也即是说，把人的皮剥下来制好，然后里面实之以草，挂于公堂大门，以引起官员的警戒。
“文革”的发动和发展，其实也就是嫉妒成性、嫉妒成仇的嫉妒史。其原因就是严重的不平等，不平等、不对等，甚至不对称都将成为其仇恨的理由。一旦当这样的一批过去的弱势者发迹后，就会一反过去的谦卑，转化为极度的仇恨了。
五、警惕弱势者和弱势群体
我在这二十来年的写作生涯中，在内地干过近十年，那可是一个“是非窝子”状态。而到深圳，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清淡的状态：谁也不知谁在干什么，谁也不知谁有什么特长和爱好。这样，才会让大家都各个过各自的生活。因此，才成为了我在阐述反“文化决定论”的证据。
现在一些人认为城市隔绝，事实上沟通和互相支持，本也是“双刃剑”，如果说隔绝的话，可能比所谓“国民性”的“穷打穷闹穷吵穷闹”的场面要好得多。
在深圳这样的环境，即使不是君子，关系也是很清淡的。就说我这位同事，其实我和他交往并不多，更谈不上冤仇，这是因为深圳和单位的环境的关系。
他其实来深圳还不过两年，刚来时，同样也是极尽谦卑。我作为一个早就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就曾教他，要他以平常待人即可。到后来，当他知道我还是个作家之后，却曾多次说写文章没用之类的话，我回答这只是我的一个生活方式而已。
而到现在，他如此没有情面，而且无所不用其极，虽在意料之外，也是在情理之中。用培根老夫子的话说的是，嫉妒者，越是羡慕和缺乏的东西，越是令他无法忍受。
但是，有此一人，其实也并不能推翻我对“体制决定论”的论述。
在深圳这样的环境，尽管一些人可以带着内地的思维和过来。但是往往难以触效。因为这个体制根本就不存在谁说谁的坏话，谁捣谁的蛋，谁就无法生活下去、混下去的问题。这要在内地，这可能还真成问题：一大堆生于斯，长于斯，又是混在一起，上班在一起，下班在一起，你还真不能对一些嫉妒者稍有安慰，不得不花一些时间和精力，以满足其捣蛋的欲望。
而在深圳就不同了。你捣蛋捣你的，我同样可以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我管你的感受如何？你就是自杀，我也连知道的时间和机会都没有呢。
再加上所谓“无欲则刚”，当你有着多种技能的时候，你在任何地方的都不过是一个参与者。对于工作，你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干好，就没人管你。当然也不是不管，而是无法管。你住在哪，单位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你的爱人姓甚名谁更是个谜，而且也没人关心这个谜。
这就是体制的作用，这就是深圳现在的状况。也许你今天下班之后，一飞已经到了北京、上海；也许，你今天上班时还觉得很累，到晚上你却已经坐在香港的某个学术会议上，精神百倍地侃侃而谈。而且，你想嫉妒，想痛苦，都成了一个问题。甚至你都无法想象，在此时此刻，我到底在干些什么——这就是深圳的现实。
但是，你一旦发现当你的身边有这样的弱势者和弱势群体的时候，正如培夫子所说的“对你的一切，他都会极力打听”、对你的一切成就或是成果，闻之就会极力痛苦、痛不欲生，欲除你而后快的人，你就得注意了！
弱势和弱势群体，是非常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的。
在这些弱势者和弱势群体中，经济的不平等，由他们承受；知识、地位和名誉的不对称，令他们疯狂。而一个社会，一旦有打开了一个缺口和机会的时候，这种复仇的、破坏的思潮，将会把社会给淹没。他们没有理性，只是一味的仇恨；他们没有底线，因此会非常残忍。
——更为可怕的是，他们没有敌人，不平等、不对等、不对称就是他们仇恨的根源！
一些人曾在提倡中国也开放“枪禁”。我则认为在现有的情况下，“枪禁”一开，换来的必不会是对等的和谐共融，而将是一个弱势消灭强势的灾难、一场“大清洗”的灾难——这场清洗，必将是弱势消灭强势、劣币淘汰良币的清洗！大部分富人、知识份子和人民公仆将会遭到灭顶之灾——不管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由此可见，共产党的胡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这个理念，确实是抓准了现实的脉搏，值得弘扬！
对于执政者来说，可能最根本的途径是尽量消除一些可以消弥的不平等。比如经济的不平等。不过，尽管我们现在在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提到了日程上来了，但却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也不可能消除各种不平等、不对等、不对称，我们对现在的这种状况要有所估计，要充满警惕：
——警惕弱势！警惕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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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被嫉妒者捣蛋的我的博客中国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