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学术界注重以国外较成熟的人口流动模型和理论对国内情况进行分析的比较研究。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关于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研完的一个重要课题。郭熙保[1]（1989）对发展经济学中四个著名的人口流动模型: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模型、乔根森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作了简要的论述，并且对它们各自的特点、意义和缺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刘伟、平新乔[2]（1989）从理论和政策选择上考察了我国流动人口。文章从费希尔一克拉克假设讨论中国流动人口产生的必然性，提出解决我国流民问题的若干政策选择：（1）再造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来疏导流民；（2）完善市场体系包括劳动力市场体系，使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与市场发育过程相一致，与现代商品经济对传统的自然经济、产品经济的改造、框正过程相一致，同时，依靠市场力量来保证劳动力转移与结构性流动过程的连续性、稳定性；（3）在城市规划上进一步开拓思路，发展新的城市群未必没有前途，甚至形成新的以千万人口计的大城市；（4）缩小农村居民收入与其对城市收入预期值间的差距，从长期来说应积极地提高农村的收入及福利水平，在非常时期，则可以采取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成本的措施。辜胜阻[3]（1989）估计全国有5500万流动人口，居住在我国城镇中的实际人口约为3. 2亿左右。全国约有3600多万流动人口在我国城镇中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运输业等经济活动。我国城镇流动人口同城区常住人口的比例己达到1:5。据此，我们可以估计:全国城镇中约有5500万流动人口，五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的调查表明:经济型流动人口为60%。而县城的这一比例为88%。石祥记（南方人口，1989）探讨了珠江三角洲人口流动和管理，文中特别提到虎门镇有5万名工人。笔者推算虎门镇1989年的总人口就已经高达18万人。杨中新（人口研究，1989）探讨了外来人口对宝安县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1987年未宝安县流动人口有28.57万人。毛宗维等（中国人口科学，1989）利用调查资料得出上海1988年10月流动人口为124.6万人。缪洪勋（人口与经济，1989）认为到1987年末，温州地区转移农村劳动力101万，占农村劳动力的37.41%。廖世同（中国人口科学，1989）研究了广东省流动人口趋势，指出1989年广东省约有500万人，其中300万人来自省外的广大农村，并且有100万人已签订劳务合同，领了暂住证。按人均4亩计算，广东还有610万人需向非农产业转移。吴怀连[4]（1989）通过调查认为1988年农民进城镇人数为1.85亿，城市化率为37.5%。

鉴于流动人口的迅猛增长，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新增流动人口调查项目（刘利民，中国经贸导刊，1990年10月），农村劳动力转移依旧是学者研究热点（陈冰，人口学刊，1990年2月），各大城市想尽办法控制人口增长，无锡市提出控制人口机械增长五条办法（王纯一，宏观经济管理，1990年3月），胡兆量（城市问题，1990年5月）预测了我国百万人口城市发展趋势，认为2000年我国将有38-42座百万人口城市，认为到2000年贵阳、包头、福州、邯郸、无锡、徐州、大同、洛阳、合肥、淮南、大庆、宁波成为新兴百万人口城市。由于作者缺乏对流动人口流向和规模的调查和细致分析，到2000年，中国包含流动人口在内的人口超百万的城市有60座左右，如深圳、东莞、温州、中山、珠海等都没有在其估计之列。

由于政府将流动人口纳入普查范围，发表在核心期刊的文献日益依靠政府统计部门提供资料，以往的深入调查风气渐稀，如赵世利（深圳大学学报，1990）分析了深圳市的人口迁移与流动，认为深圳1988年只有93万流动人口，笔者的对比分析认为深圳在1988年流动人口问题已经接近300万。向庆发（软科学，1990）通过对成都市区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角度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利弊及对策，1989年9月15日调查表明成都市区流动人口总量为42.59万人，笔者通过多方分析认为成都同期流动人口超过150万，其中大部分来自成都郊、县及临近区域。即政府所统计的流动人口只有实际值的三分之一左右。

由上海市人口学会、城市科学学会、人口控制办公室、人口普查办公室联合发起的“流动人口问题研讨会”，于1989年12月26-28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内举行。与会代表100多人，分别来自北京、天津、广州、西安、武汉、南京、杭州、郑州及上海。代表幅盖面广，包括高校、科研单位和政府各有长部门如公安、统计、工商、劳动、规划、建设、计生、民政、粮食等，认为全国和大城市流动人口如下表所示。

表 4  流动人口问题研讨会[5]

1989年学生运动的失败以及政府极左思想导致随后三年流动人口增量的萎缩与学术研究的沉默。周大鸣[6]根据公安部门统计，认为到1988年底，外来劳动人口深圳为93万人、宝安县46.7万人、珠海市16.5万人、佛山市32.44万人、东莞市36.89万人、南海县13.88万人、中山市11.44万人\顺德县6.72万人。广州市流动人口的日平均数，1976年为19万人，1979年为23.5万人，1980年为30.6万人，1985年为62万人，1986年为88万人，1987年为120万人，1988年为180万人。盛朗（中国人口科学，1990）提及至1988年末中国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6718.9万人，1985年我国建筑业人员有2069万，其中农村劳动者达1526万。

陈一夫[7]（1991）认为在严格控制北京实际负担人口总量的情况下，北京人口总量仍以自然增长、迁移增长和流动人口增长三种形式急剧膨胀。1990年北京市常住户籍人口为1032.21万人，其中61%在城市;流动人口127万人，其中80%左右在城市:北京的实际负担人口已达1159.21万人。日均暂住人口有97万人，日流量30万人。相对于1987年115万流动人口而言，北京近三年流动人口增量只有12万人。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李振国（经济经纬，1991）、李光荣（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1991）、侯晓虹（经济经纬，1991）分别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他们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有点偏颇。陈国权（国际商务研究，1991）就上海市高密度人口问题探讨上海浦东新区人口模式。辜胜阻（中国农村观察，1991）从农村流动人口趋势出发阐述中国城镇化的理论支点和发展观。江小群（城市问题，1991）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来确定传统大城市流动人口的适度规模，并没有关注新兴的深圳、东莞、温州等特大型城市。张庆五（人口与经济，1991）测算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接近7000万，但流动规模没有超过1988年高峰值。1989年末实际有2亿多农业人口转移到非农业领域。孙建生（地域研究与开发，1991）指出1989年末在郑州城区滞留的流动人口37.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4%。张坚（社会学研究，1991）在八大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的综合报告指出1988年北京（111.9万）、天津（110万）、上海（140.8万）、广州（117万）、武汉（30万）、沈阳（50万）、西安（50万）、重庆（53万）八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日平均规模合计近600万人。日本学者皆川勇（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1）在其《中国人口问题》第六章“人口流动化和小城镇政策”中指出1982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为2.1亿，1987年增加至5亿，而农村人口从8亿减少到5.8亿。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发表后，压抑近乎三年之久的中国人口流动及其研究有了新气象和新进展。如北京每天有140万流动人口（侯建章，城市问题，1992）。对城市化政策倾向于政府干预型而非市场导向型（城市化政策研讨会综述，曲喻，城市问题，1992），谢晋宇（城市问题，1992）探讨了我国特大城市人口疏散问题。由中国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郭书田、刘纯彬、徐加、王桂新、许建中、曹阳和美国东西方人口研究中心的金原培(Won Bae Kim)、斯托尔(Charles W "Stahl)撰写了中国沿海四省（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迁移调查报告[8]，报告指出1980-1985年间，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年均增长29.05%，而1985-1989年间年平均增长只有6.17%，前后相差达23个百分点，这明显与政府对农村非农产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环境有关。劳动力主要转向第二产业，但第三产业吸收的农业转移劳动力比重能占21.8%。彭发强[9]（1992）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广东流动人口现况进行分析，认为广东1990年常住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只有329.26万人。根据庄求辉（人口研究，1992）提供的数据笔者推算1990年厦门流动人口约30万。北京市公安局资料表明八个城区有流动人口13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