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作家因作品而知名，作品妇孺皆知，口口相传，可是问起这部作品的作家是谁却不一定都知道；有的作家名字响亮，好像人人都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但问起他有什么脍炙人口的作品却抓耳搔腮，颇费思量。我以为路遥和陕西作家群似乎都属于前一类作家。平时不事张扬，不怎么热衷社会活动，电视上的出镜率低甚至拒绝出镜，又不爱发表高论，这是我们西北“老土”的特点之一。
    我只见过路遥一面，那已是20多年前80年代初期的事了。那时各地作家协会和文学刊物的经济情况还不紧张，现在已星散零落、被人鄙视得一钱不值的“文坛”还经常举办“笔会”。无非是由哪家文学杂志或者哪个省区的作协出面邀请一帮外地作家来本地聚集一次。大家都有一种解放感，无话不谈，气氛活跃。聚会中少不了吃吃喝喝、游山玩水。今天想起来，中国首开“公款吃喝”的应该是中国作家，中国作家是“公款消费”的始作俑者，罪莫大焉！也难怪今天的年轻作家特别是“80后”的一代，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作家瞧不到眼里，气不顺。我们玩闹的时候他们还穿着开裆裤撒尿和泥玩哩，今天也该轮着他们风光风光了。
    我是在由陕西作协在西安举办的笔会上认识路遥的。可是路遥好像出席不多，出席时也是一脸愁云，很少说话。西安笔会还安排我在“人民剧院”讲了一次“创作谈”。前不久，我又到西安出席“曲江电影新人新作推荐展”，和著名导演谢飞一起给电影新作颁奖，地点正是“人民剧院”。一进大门，我就不禁想起20多年前那次开讲“创作谈”的聚会。那时楼上楼下连通道都挤满了听众，人人洗耳恭听。今天，我看任何一个作家来讲“创作谈”也不会再有那么多人来浪费时间了。我一人在台上舞之蹈之高谈阔论后，陕西作协请我吃饭，路遥也在座，仍然很少说话。但吃完了饭他非常诚恳地要我到他家坐一坐，说是他家离饭店不远。我记得他家就在陕西作协院内的宿舍楼里，连建筑面积也就70多平方米的样子。当年人人家里的陈设都很简单，而路遥的家更是简单得近乎简陋。在他家里，和他坐在一起就和在农村炕头上盘腿而坐没有区别，西安这座城市立即消失了。坐下后他给我冲了杯茶，用一个乌蒙蒙的玻璃杯。我突然发现好像整个房间都和茶杯一样乌蒙蒙的，连他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片蒙蒙的雾中。当时在座的还有王愚，我记得从他家出来走到街上我对王愚说，你们陕西作家大概是中国作家中最不会生活的一群了。王愚跟我笑着说：对了！贾平凹刚买了个电冰箱，冰箱里放的只是辣面子和醋。那时陈忠实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经常被人谈起，后来才知道忠实那时常住在乡下。我们西北作家和农村有着割不断的情感与生活方式的联系，因而农村永远是我们的疼痛点。
这是我和路遥见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应该提的是他的身后事。路遥英年早逝后不久，我去北京时见到张锲，张锲那时正主持中华文学基金会，而我在成立这个基金会中是出过力的，所以还有点发言权。张锲跟我谈起路遥去世后他家庭状况和他的清贫，据说路遥弥留之际最不放心的是他的女儿。我就想起路遥邀请我到他家去时那满脸诚恳的表情。实际上，我和路遥本来没有多少话可说，即使在他家也没说什么深入的话题，我和路遥是两类性情的人。路遥要表示他的客气，在饭桌上已经表示过了，用不着再邀我到他家去枯坐片刻。我想，冥冥中这是不是路遥要给我托付什么呢？对路遥的身后事，我一定要做些什么才对。我力主把路遥的女儿安顿好，最好是接到北京来上学。我跟张锲说，中华文学基金会要做事，首先要从这件事上做起。而应该说张锲和他妻子小鲁比我还热心，在他们积极操办下，路遥的女儿很顺利地到通县的学校上学了，并且还经常到张锲家度假，把张锲家当成自己的家了。
    现在孩子应该很大了，算起来大约应该有了孩子也就是路遥的孙子了。
路遥著作等身，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一章，但他一生辛苦，不懂物质享受，大概没有过过一天快活的日子。不知怎么，我一想到他，就想把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的诗句改成“未死已知万事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