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保云
近年来，中国热传着“1000美元到3000美元危险期”的神话。这个神话宣扬：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人均产值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时，各种社会矛盾突显，容易引发社会动乱甚至崩溃，中国目前正处在这个危险期中。借助于渲染这个神话，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接踵而至。比如，有的研究指出，民主政治目前不能搞，要等人均产值超过3000美元之后再搞；有的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能搞，维持目前的土地制度能够避免农民失地而有利于社会稳定；有的甚至提出需要“暂停改革”，等。在实践上，推行重税抑富政策与恩赐济贫政策成为重要的工作。
然而，“神话”毕竟是假话，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编造，我们需要有个清醒的认识。
危险期一般在人均产值l000美元之前
亨廷顿曾有一句名言：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这句话被国内一些学者当作1000～3000美元危险期的重要根据。但亨廷顿把现代化分为传统安定：现代化起飞、城市突破、绿色崛起、现代化巩固、现代安定六阶段，从他的具体分析看，矛盾冲突最尖锐的时期显然是在起步阶段——现代化起飞阶段。这也是一般看法：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进程使传统的社会结构解体，而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只有当新的结构形成后才能达到现代稳定与和谐。由于不断地发生现代化“分化”与“整合”，整个转型期都具有不稳定性。但是，最突出的危险期还是起步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传统的农业结构、村社共同体、生活方式、传统价值体系等都开始解体。一方面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另一方面却不能进行及时的整合，甚至整合渠道尚未开通，社会变迁的压力被积压而容易引起爆发。这个阶段人均产值常是很低的，几十美元、百十美元，顶多二三百美元。而当人均产值达到1000美元之时，整合渠道早就开通了，最危险时期也过去了。
世界现代化历史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德国的农民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1861年废奴运动引发的大面积农民暴动，土耳其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日本20世纪20年代的“米运动”，中国清朝晚末期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等，统统发生在人均产值低于1000美元之际，甚至低于200美元。从理论与历史的分析看，中国目前已经跨越了“危险期”。跨越的时间大致在1990年代。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现代化的分化与整合都被人为地扼制，是最危险的时期-因为整合渠道被人为堵塞，表面稳定之下却不断积蓄着要求社会变迁的压力。改革开放后逐步开放整合渠道，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允许农民进城，择业逐步自由化等；到了90年代后期，私有经济得到正式认可，国有企业的比重迅速缩小，农民进城政策放宽，整合渠道进一步扩大。这样，能够造成喷发的社会变迁压力不可能再积蓄起来了。
超过l000美元后的主要矛盾是旧体制残余扭曲了社会公正
当一个社会的人均产值达到1000美元时，贫穷者也能维持低标准的生活。只要能够勉强生活下去，人们就不会铤而走险。庞大的贫穷人口常常是无声的。这样，贫富差距虽然是大问题、却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此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市场经济因素已经大量产生，另一方面旧体制残余大量存在旧体制残余利用新的资源而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从而使新的社会形态迟迟不能产生，社会公正被扭曲而导致各种问题，包括巨大的贫富差距。
西欧的历史经验说明了这个道理．西欧大致在工业革命以后进入1000~3000美元期。在这个时期，英国曾爆发过工人捣毁机器运动，法国瀑发过里昂纺织工人起义。但是，这些被马克思主义历史教科书强调的阶级冲突或贫富对立其实并不是当时的社会冲突主流，当时的主流是针对旧体制的。
以法国为例，它19世纪初期到中后期显得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发生了七次著名的革命运动：1830年的“七月革命”、1834年的里昂纺织工人起义、1848年的“二月革命”、1848年的“六月起义”、1870年的“
非西方国家展示的情况也是同样。一些渲染1000～3000美元危险期神话的学者，常提到拉美的“威权主义”政体，认为拉美因为贫富差距引起社会不稳，才导致专制政体上台；在贫富差距大的危险期适合采用专制体制，而不适合搞民主政治。这种认识很肤浅。
巴西(1964)、阿根廷(1966)、智利（1975）的军人政变上台，借口是文职政府的低效率、腐败与无能。“无能”是指控制不住工人运动。在20世纪50~60年代，不断的工人运动成为拉美社会突出问题。但是，这些工人的工资运动却不能证明贫富差距引起社会动荡的理论。因为，拉美巨大的穷人群体是由小企业雇工、破产农民、拣垃圾者、无业流民等所组成。这些真正的穷人倒不是社会动荡的原因，他们过于分散而不能组织起大规模运动，处于沉默的、无助的状态。搞运动的是国有企业的工人，国有企业规模大甚至形成行业垄断为有组织、有规模的运动提供了条件。而国有企业工人的收入状况属于比较好的，其中还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工人贵族”的群体。拉美收不错的国企工人在运动、而真正贫穷的庞大人口却是沉默的。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它说明此阶段的矛盾冲突之源并不是贫穷人口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政府效率与社会公正的问题。
当然，拉美的军人政府没有改变不公正局面，因为种种原因拉美的旧体制残余太多，包括大地产制、国有企业肿块、膨胀的官僚机构、腐败等，而军人政府并没有做很多事情，仅仅是控制住了工人运动。
中国的问题没有很大特殊性
首先，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与其他国家的一样，是旧体制残余因素扭曲了市场经济而导致社会不公正。
中国目前贫富差距的拉大，只能从社会不公正上来理解。一般说来，有两类贫富差距拉大：一类与市场经济相关，比如能力不同、机会不同(包括地域限制)、企业家阶层兴起、工业集中以及私营大企业群体的出现等；另一类与则旧体制残余相关，包括旧的权力与特权阶层的存在、官僚机构膨胀与腐败、官商勾结等。前一类造成的财富集中属于“有效集中”，尽管造成贫富差距，却带来了效率，创造了财富、就业机会及技术进步；而后一类造成的财富集中属于“无效集中”，只能增加社会不公正，白白地拉大了贫富差距。前一类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是有幅度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40以下，美国在“里根革命”废除高额累进税后，其基尼系数也只有0．41；而后一类造成贫富差却是没有幅度限制的，拉美有的国家的基尼系数曾超过0．60，现在许多国家也在0．50以上，包括巴西。在前一类情况中，会出现一个私营大企业群体，比如韩国在70年代的基尼系数由0．32上升到1979年的0．39，在此期间有近百家私人财阀崛起，其中进入世界500强的就达15家。而在后一类情况中，却没有私人大企业的崛起，甚至私人企业处于被边缘化的状况。
中国的问题属于后一类。中国没有私人大企业群体兴起，而且还是小农土地制，在这种条件下贫富差距拉大显然与前一类因素的关系不大。只有一种解释，即旧制度残余因素造成社会不公正，使财富不规则流动。一些研究也说明，在拉大中国贫富差距的各种因素中贪污、腐败、灰色收入、投机等非法渠道是主要的。这就是说，中国当前主要矛盾是社会不公正，贫富差距主要是由不公正造成的。
其次，中国的旧体制残余与其他国家的旧体制残余没有本质区别。
有些表面上完全不同的事物，实际上却一样。比如，有的学者喜欢拿我们目前农村土地制度沾沾自喜，可笑地把它看作为避免“拉美化”药方。中国目前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公有礼拉美流行私人大地产制，甚至有的拉美国家80％的耕地被百十家、几百家人所拥有。然而，中国与拉美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土地制度，所造成的后果却是一样的：广大农民没有土地产权(等于没有财富)，农村的中产阶级化过程被遏制。一旦中产阶级化过程被扼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扶植政策也改变不了农村人口的贫穷。日本、韩国、台湾的战后的私有小农土地制度促进了农民中产阶级化进程，而我们目前的土地“公有制”却与拉美的大土地“私有制”一样地展现了旧体制残余扼杀新事物的本质，成为广大农村人口贫穷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中国目前存在的与政治体制相关的各种旧体制因素，比如集权体制、广泛干预控制经济、官僚队伍膨胀、官商勾结、腐败、国企垄断等，与前面所提到的法国和拉美的情况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程度更加严重而已。
总之，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不是贫富差距而是旧体制残余。要缩小贫富差距，必须首先清除旧体制残余。近几年，我们一边推行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现实中却差距进一步拉大；一边要避开“拉美化”，现实中却进一步接近拉美状况。这一令人吃惊的现象说明我们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在溶化经济改革和启动民主政治改革上犹豫不决，这当然很难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