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五年反思，陕西拿什么来抢占先机
勿庸置疑，在西部大开发这场伟大的战役中，陕西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痛失了许多发展良机，留下了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在五周年来临之际，静下心来反思西部大开发中的得与失、成与败，就显得意义深远。
西部大开发开始实施时，国家计委副主任李子彬曾指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形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西部。在今后的5～10年内，力争使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并加快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使西部大开发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对比西部大开发排定的时间表，陕西人在享受成果时已把目光关注到辉煌背后的另一面，开始考虑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和差距。
省委书记李建国指出："陕西经济已经进入了快车道，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要保持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还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比如，如何尽快增加农民收入，如何振兴陕西的装备工业，如何做大做强陕西的文化产业，如何应对危害公共利益的突发事件，等等。中心课题是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诸多矛盾。"
专家们则以一种审视的眼光对西部开发需要面对的障碍进行预测，把焦点锁定在资金、政策和观念上，他们认为，在西部大开发的奠基阶段，陕西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梳理。
资金
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亮点之一，陕西的交通事业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公路建设资金不足仍然是制约陕西公路发展的主要因素。当然，作为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开路先锋"，陕西省的公路建设已经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大量公路建设项目的上马，使得资金紧缺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出现了投资总量不断增加，而面上资金却不断偏紧的局面，公路的"畅"通资金仍然是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省林业厅提供的资料表明：林业重点工程专项资金管理不够规范，不少县、市、区存在着滞留、截留、挪用林业专项资金的问题；林业重点工程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差。从1999年以来，全省林业重点工程地方配套资金应为7.9亿元，省级配套已基本到位，市、县两级除西安市、汉中市有少量配套资金外，其余市、县政府基本未落实，制约了工程的顺利进展。另外，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任务繁重，责任重大，但工作经费严重不足。
2004年两会期间，西部大开发融资渠道又一次引起关注。全国人大代表陈江灵说，西安的人才优势、资源优势和西部大开发所带来的政策优势都十分明显，但是由于融资渠道狭窄，企业融资能力不足，一些好的项目无法启动，融资渠道迫切需要拓宽。
资金严重短缺，纵有再好的规划和项目，实施起来也会困难重重，如履薄冰。
政策
作为资源大省，开发五年来，陕西的资源优势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经济优势。而在经济活动中，资金任何时候都是发展的关键所在。如果说资金还能通过多种渠道融通的话，那么政策上的瓶颈往往令人窒息。
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靖边县的能源开发颇具代表性。
凭借丰富的能源资源，西部大开发以来，靖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全县财政收入由1992年的500万元提高到去年的3.8亿元，发展速度全国少有。然而，无论石油，还是天然气开采，当地群众参与程度不大，地方政府没有开采权和资源开发的独立招商权，主要是为国家开采单位搞些配套服务，老百姓只能通过出让矿区服务，间接地通过开源开发获取利益。
靖边县委书记马乐斌坦言，实践证明，能源这一不可再生资源只有科学开采和管理，才能使国家利益、地方利益与老百姓利益协调，但是目前还没有妥当的政策；当年一哄而上虽给地方带来了一点效益，但损害的资源要严重得多。他主张国家集中开采，统一管理这种模式，但如何在开采中让地方和群众受益，他感到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政策和实践课题。
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调研与决策》副主编蒋宏权认为，所有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都是地区差距的成因，但是体制的差距特别重要。沿海许多地区的发展，并不是因为中央给了多少投资，只是改革开放先走了一步，体制上占了优势，于是资金、人才就向那里聚集。对于陕西来讲，如何在体制改革方面取得进展，是根本性的环节。与其多向中央要投资，不如多要一些领先一步的改革政策。有了较好的体制，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人才可以有人才。否则，中央投进来的钱要么"固化"为一堆钢筋水泥，要么还会转个圈从其它途径投到其它地区去。
观念
如果说资源大县遇到的政策性困惑还可以松动的话，那么，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陕西现象"就很令我们警觉。
最近，"陕西现象"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全省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本应协调发展但实际却不协调发展的现象。即高新技术与比较滞后的经济并存；先进的文化与保守的思想观念并存；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与落后的基础教育并存；经济发达的关中与贫穷的陕南、陕北并存；实力雄厚的国防工业与薄弱的中小工业并存；大量引进人才与某些方面的人才浪费并存；一些实事虚干与某些虚事又实干并存；千方百计招商引资与屡屡发生闭门宰客并存；部分高收入阶层与广大城乡居民的低收入并存；全国综合竞争力评价中，知识化、网络化的高名次与经济发展指标的低名次并存等等。这些都是‘陕西现象’。"
长期关注陕西经济发展的省统计局总工程师杨永善接受采访时显得很激动："‘陕西现象’的出现，既有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上和其它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就是思想不够解放造成的。"
陕西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胡煜认为，"陕西现象"说明了陕西经济发展既有机遇，又有挑战，陕西的经济要素好，但要素好并不等于经济好。转化经济要素到经济效益的关键是制度的组合问题。他说，区域经济发展与解放思想很有关系，当然思想上的革命总是会遇到自身或外界的阻力的，这就是决策层的魄力问题，这种魄力需要从实际出发，客观决策。他建议在陕西掀起新一轮解放思想热潮，营造加快陕西发展的良好观念环境。
在陕西讲转变观念没有多少新鲜感，却又"老生常谈"般地不断重复着。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历届领导人都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当作加快发展的重要环节来抓，但陕西似乎总比别人慢半拍，难道这与特殊的区位思想积淀有关吗？这肯定对西部大开发中的陕西经济发展有害无益。
声音
5月19日下午，记者专程采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请何老就陕西的西部大开发现状谈些看法。
记者：西部大开发已经实施五年了，国家给了西部哪些政策？你认为中央的政策给足了没有，西部地区对机遇把握得如何？
何炼成：总的看来，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前相比，陕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必须要肯定成绩。1999年是西部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小平同志所讲的"第二个大局"提了出来，从中央领导到中央各部委领导干部都开始重视西部。主要表现在中央的战略有所调整，给西部指出了大开发的方向，特别是一些大的项目如何搞的问题，具体来说，第一个就是植树种草，退耕还林。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规模甚至超过了上个世纪50年代搞的"三北"防护林建设，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西部荒漠化问题。第二个就是搞了基础设施建设。修了一些铁路、公路，还有一系列航空线，中央在交通方面下了一些功夫。第三个是对西部的政策还是有所倾斜，特区所有的某些政策也可以用了，比如讲引进外资，制订优惠政策，虽然没有完全放开，但至少允许引进了，这在以前是不允许的。第四个就是在西部搞了一些项目，当然绝不是指陕西，包括其它一些省，比如四川、新疆，给陕西也搞了一些项目，陕西的西飞就是中央大力支持的，还有陕北的煤、气、油，中央也投了一些资金。最后，财政方面转移支付开始向西部地区倾斜，过去中央在全国撒胡椒面，现在将近一半转移支付到了西部。问题在于一方面中央没有把政策给足，另一方面西部包括陕西也没有全部抓好。
记者：中央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何炼成：一个必须强化机遇意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据我了解，中央最初的想法是如何重振上世纪50年代搞的156项重点建设。这批项目，很大一部分是在西部，仅陕西就占了21项，结果我们省上不敏感，思想上有个"等"字，而东北人醒得早，抓住了机遇。陕西，包括西部地区都没有抓住。结果中央就把资金投到东北去了。西部没有什么反应，好像在等中央给钱，这是不可能的。其实，总体上东北的经济基础还是比西部好。再一个就是必须突出抓制造业。无论在重工业还是在轻工业中，制造业都是根本。去年以来，许多专家、包括国家领导都强调制造业不能忽视，陕西的制造业底子厚，应当趁势有所作为，但是我们不敏感，这方面工作还是存有欠缺。
记者：金融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资本政策存在哪些缺陷？
何炼成：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忽视了金融和资本，发展经济就是空话。西部大开发开始实施时，西部人，包括东部和北京在内的一些专家，都提出要给西部一些优惠的金融政策，建议在西部搞一个证券交易所，但因为对此重视不够，估计西部五分之一的资本流向东部。在现有情况下，西部大开发资金从何处来？首先当然要靠银行，但国有四大银行不能很好地为地方服务，把许多资金都调走了，国家又不允许西部自己组建开发银行。金融方面存在的矛盾一方面反映出中央的政策有些偏差，另一方面也说明西部自己重视不够。
还有一个西部大开发融资政策问题，国家应把当初用到东部的政策用到西部地区，陕西作为西北龙头，至少要向中央提出意见。现在，国家对金融资本市场放宽了，中央已经允许让西部搞了，但省上重视不够。西部现在搞农村信用社改制，中央答应给予支持，陕西要赶快动作，不可再失机遇。国家财政支出应向西部地区倾斜，不但支持西部公共产品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支持西部建立大型龙头企业，财政转移支付也应主要用于西部建设。
记者：去年以来，新型工业化的要求被提了出来，你对陕西在这方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何炼成：过去的工业化是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现在的工业化是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又要进行信息化；过去的工业化是以牺牲环境和高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现在的工业化要求实现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目标；过去的工业化是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现在工业化需要采取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的方针。
对信息化和工业化两者的关系，南方包括东部一些地区认识得比较早，惟独西部动作较慢。陕西虽有认识，但落实得不够。当今正是第二次产业革命和第三次产业革命交替之时，抓住第三次产业革命机遇，就能带动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信息化过程，是从优先发展硬产业到优先发展软产业，我们现在应以优先发展软产业为主。西部现在对工业化提得多一些，对信息化提得少一些，许多省份还忙于搞企业改制，把精力放在调整生产关系上，而没有放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当然，搞国企改革也很重要，但干工作要抓住关键，毕竟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记者：能源是西部的优势所在，你认为，资源开发中，国家、地方、群众三者利益如何兼顾？
何炼成：西部的资源开发之所以变成了"大开挖"，原因是中央的很多政策没有调整好，还是按原来计划经济时定的一些政策执行，给西部的实惠很少，有些还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陕西、新疆、青海都存在一些问题。陕西的优势在于资源，但这种优势给陕西带来的好处不太多，有的甚至还带来一些灾害。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矿产开发这个问题，现在存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规定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应由国家开发和经营管理，这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但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建立起来，这样的体制已远远不能适用了，需要及时加以调整。我不同意完全由国家经营，也不同意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一起上。解决的根本办法还是在于修改《矿产法》，使其真正符合市场经济体制。除过一些与国家宏观经济和国防直接有关的矿产外，其余的矿产可以由国有国营，也可以国有民营，还可以国有外资经营，总之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对国有国营的矿产资源，既可以由中央企业经营，也可以由省市、地县企业经营，一般情况下由省或自治区管理，以便省级和县级得到一些利益。当然，无论谁经营，都必须给资源所在地区交纳矿产资源开发税，用于治理由于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