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在借鉴社会学中的“底层”概念时，就将底层创作的批评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文学批评中的“底层”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成为学术研究中一个务必事先解决的焦点前提。然而，这个焦点前提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却被“悬置”甚至是有意被“忽视”。很显然，文学批评中的“底层”因概念的含混与不确定性，且由于自身理论根基的松弛，加之创作者创作思路的多变与任意，导致批评空间的泛化，致使“底层文学”批评缺乏科学的严谨性，“底层”在文学批评中的合法性地位不仅受到质疑，亦将自然消解。
社会学和文学间的徘徊
“底层”无疑是一个社会学的专有概念，国内社会学家为“底层”的内涵做了界定，有“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据此，中国“底层”应该包括这样几类人员——农民工、打工者、农民、城市低保户、下岗工人或者说失业人员等，我们又称其为弱势群体。[1]如果追根溯源，“底层”一词源自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此词被翻译成“下层阶级”、“下层集团”。[2]阶层是一个社会学概念，阶级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一般理解为：阶级与社会历史相关联，阶层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联系在一起。
当前对“底层”的关注，多来自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现状。如中国“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会不会导致中国崩溃等，还有城市的“底层”——失业人员等等。针对这种严峻的现象，一个现实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如何保护弱者的生存空间，使他们有一个能够生存的生态。而在当下中国，过度竞争致使底层从事的低端产业完全无利可图，底层的生存底线正在不断地被超越。在一个经济迅速发展，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中，如何使得社会中的每个群体、每个阶层、每个人都有一个生活的家园？也就是说，让他们在社会中有一个位置，有一个空间，这些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言下之意并非要搞平均主义，而是这个社会必须给每个人安排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这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道义底线。
那么，“底层文学”的说法从何而来？这亦能找到源头。翻开中国文学期刊，可以看到，“底层文学”类的表述出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新世纪，在“底层文学”讨论方面用辟有专栏的是《天涯》与《读书》，如开设“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栏目，组织专家译介了一批国外底层研究的理论文章。2005年，南帆发表《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一文，刊物又组织专家学者、作家围绕此文展开讨论，底层文学一词成为学界的热点。
结合中国的现实社会，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促使“底层文学”创作和批评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其直接原因为中国当前社会分层与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趋势，是社会现实危机在文学领域的反映。许多作家、文学批评家在感受中国现实严峻的同时，也将这一感受融入文学事业，从而成为“底层文学”的思想基础。不过，我们应当看到，“底层文学”缺乏具有震撼力的作品，没有实现根本性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突破。创作实践与批评实践是一个“联姻体”，正如有些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底层文学’批评往往流连于‘写作伦理’的层面”。
这就带来一个思考，“底层文学”这一概念，社会学方面的含蕴多一些，还是文学方面的含蕴多一些？言即是社会学概念还是文学的概念？对于文学的划分，有多种方法，譬如从题材而言，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如果从题材划分，亦有多种类型。如因行业的不同可以分为工业题材、农业题材等。假如从社会阶层出发，则可以分为“底层文学”、“白领文学”、“知识分子文学”等。从当前文学批评界的实践老看，“底层文学”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照此可以看出，“底层文学”是依据题材而划分的，稍有文学史常识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这样的划分与文艺为某某服务没有质上的区别，对批评家们有效，对作家的作品却无效。这样的划分窄化了文学的疆域，只选择了特定部分，而且用道德的判断取代了文学判断。在对文学进行评论的时候，倘若依据的词汇停留于道德层面的，那么，文学的内质、艺术部分相形之下就会被大大削弱，这是批评能力匮乏的表征。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底层文学”概念，应当算是一种新的、概念化的矫饰，并无太多的新意。
理论和哲学的贫困
在社会学与文学之间徘徊，很大程度上源于“底层文学”理论的贫乏，而理论的贫乏首先表现在思想资源方面。
在思想资源上，“底层”文论与以往“底层”叙事相同的方面，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这是借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借鉴了南亚底层研究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成果。
譬如，有学者考察查吉特的著述《关注底层》，然后追溯葛兰西的底层论述，并将此作为思想的出发点。大致说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其一，葛兰西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讨论底层阶级问题的，所以他的底层意指阶级社会中包括农民在内的从属阶级，并且“对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文化、信仰、实践活动以及政治潜力的否定和不予重视的态度持严厉的批判立场”。人们很早注意到，底层文学叙事的倡导者中有一批是具有农村生活经验的知识分子，他们如此关注农民，以致在谈论底层立场、底层经验、底层压抑等等问题时，基本上用农民来代指底层。因此他们在学术研究中常常用农村生活体验替代客观的理性分析。其二，葛兰西也用底层做产业无产者的代名词，不过，他强调资产阶级获得支配地位不仅需要国家机器，还要行使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文化霸权。因此，底层叙事不仅不信任主流意识形态，反对精英意识，而且对知识分子的代言写作表示怀疑，提出如何使沉默的底层人发出声音并进入文学叙述的问题。这种理论设想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恰恰忘记了查吉特本人一个不无痛苦的研究结论：“底层意识的内部是分裂的，它是由来自支配和从属阶级双方经验的元素建构起来的”。完整的原生态底层声音的承诺，与不带偏见的纯粹生活叙述的承诺一样，都是乌托邦。[3]
毫无疑问，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底层”同无产阶级、工农大众、阶级斗争以及共产主义革命相生相伴，与资本主义中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价值观等相对立。南亚“底层”研究从社会学的历史学转向角度，结合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已经抽取了“底层”的原初含义。“底层”的概念移植到中国，许多学者搁置了这一历史情境，未进行历史学的还原，将“底层”简化为一种古典人道主义或普遍主义的修辞性的概念，即成为这样的含义——“底层出场的同时，阶级退场了”。
如果站在后现代的立场来考察“底层”在中国的当代含义，发现这一充满吊诡意义的词语有了新的解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新生”，毋庸讳言，“底层”含义中的历史能动性、主体性却被抛弃了，或者说被遮蔽起来。这样的认识虽然符合时下流行的所谓历史终结和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认知理论，有其“洞见”，但“不见”之多也令人担忧。说其“洞见”，“底层”的当代含义显然更多的集中于社会分层与断裂的洞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小的方面认识当今世界；说其“不见”，我们无法考查到“底层”的历史渊源，无法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全局。
因而，这样的担忧产生了，人们在谈论底层的时候，仅关注于当下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至于过去如何，则不在考虑之列，“不是注重于从相关历史缝隙中搜寻和打捞出那些被遗忘的思想面容，并赋予其现实指涉的功能，或者即便描述历史，也只是停留于对其进行道德与政治的指控或滑稽戏仿，但作为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乃至政治的人同特定历史和现实情境的复杂纠结和粘连，却被连根斩断了。”于是，对于“底层”的认识，出现了一下的偏差：
其一，把底层人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赞颂，同时把知识分子视为精英主义加以拒斥。这种思想使底层文学批评把所有触及底层大众负面性的描述，都认定为真实底层“被扭曲被遮蔽”的表述，并以此作为否定知识分子代言写作的有力证据——“非底层的身份造成他们不可能表述真实的底层经验”。其二，留恋过去的浪漫因素，使底层文学叙事在描述历史时常常出现记忆错构症。体现在文学史写作中，有人把郭沫若的《新华颂》和老舍的《陈各庄上养猪多》这类完全缺乏可读性文学史知识的作品，从历史的裂隙中挖掘出来，视为可贵尝试的代表作。其三，人民崇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相融合，使底层文学叙事显现出强烈的信念伦理取向，即过度强调主观的合理性。表现在文论上，就是把叙述主体的身份与立场的确认放在首位（即“谁在说”与“站在哪个利益阶层立场上说”），而将是非的理性分析置于其后。[4]
表现在作家和创作方面，作家哲思的贫乏，作品思想的空洞就显而易见了。
“底层文学”概念或者说口号的提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家与批评家哲思的贫乏，这是因为，作家本应最大限度地开阔他的视野，尽量将人类所有层面纳入思索的范围，如果仅把目光聚焦在某一个领域，那只能使自己作茧自缚。放眼世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许多优秀的作家间有多重身份，是一个学者、一个哲学家，尤其是哲学思维。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哈维尔，还有许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们不仅有着丰厚的学识，还有深厚的哲学积淀。他们就是用深邃的哲学思考，对整个人类的命运做出思索，运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正因如此，他们也才称得上是国际性的文学大师。一个作家不仅要关注现在，还要关注历史，且要看到未来；不仅要注视形而下，还要注视形而上，齐头并进，才能写出经典性的作品。
知识分子角色的尴尬
倘若说因作品涉足底层则为底层文学，从“底层”的角度来批评中国文学，那么，作家是一个什么角色，抑或说扮演怎样的知识分子角色？
不可否认这样的现实，当“底层”、“底层文学”概念本身陷入模糊不清的泥潭时，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作为扮演知识分子角色的作家显得尴尬起来，他们面对所谓的“底层”，如果界定自己变得似乎“艰难”。由于角色的尴尬，作家表述“底层”，采取何种角度，以什么身份出现，呈现出游离不定的局面。因为底层是个相对的社会位置，从来就没有绝对化过，这就意味着有底层，就有中层、上层。许多社会学家就指出过，在中国，“底层”是没有声音的，他们因为经济地位、文化修养等方面的先天“缺陷”，无法向世人或者向国家表述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表达只能通过“他人”得到间接反映。面对这种情势，作家产生为“底层”代言的责任感，作家为“底层”代言，其实承认“底层”与“中层”、“上层”存在着差别，作家虽然不会承认自己属于高于“底层”，但某种优越感却无法掩饰。因为，在现代社会，身份认同变得尤其重要，是一个现代性的命题，一个人要立足于这个世界，必须先取得身份，作家当然会关注自己的身份。而身份认同是以“他者”来确定的。既然有了“底层”必然有其他层面来相对应，否则，“底层”就没有了意义。也正是在这种认识前提下，作家必然会将自己归于与“底层”相对应的高一层的行列，藉此获得身份的认同。
正如有些评论所指出的那样，所谓“底层文学”，存在着多种表现“底层”的态度：以博爱之心去演绎底层的悲苦，表达浓烈的人性关怀和人生关怀；以现代启蒙主义思想为指针，弘扬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深入观察和反思底层的生存状态；以中立的姿态和纪实性的方式，客观展示底层的生活真实。
以上是一种表述的方式或者说态度，还有一种表述方式值得关注，“有的作家在表现苦难时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将之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同时也推向极端化。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有的作家以简单的‘城乡对立’、‘肉食者鄙’等线性逻辑理解复杂的‘底层问题’，以苦大仇深作为推动故事的情绪动力，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隐含的‘仇恨叙述’；还有的作家既无底层经验，又少底层关怀，只因题材热门、‘政治正确’，也来分一杯羹，寻求‘入场’的捷径，这样的‘底层叙述’已经是一种‘功利叙述’，把‘为底层说话’变成了‘拿底层说事儿’，令人对整个‘底层叙述’的可靠性产生怀疑。”[5]当以这种姿态出现时，作品虽然可读，也颇为有“市场”，如果用严谨求实的眼光来审视，问题便“暴露”：文字充满同情与怜悯，确实作家的一种施舍或者说矫情，对读者而言，则是一种误导或者说遮蔽。
从创作心理学角度看，重构底层不可能在纯粹经验的层面展开，作家从自身的经验出发，融入创作者的学识和心理。其中较为重要的就是作家的姿态和珅是的眼光、角度。我们知道，作家面对创作的客体，有平视、仰视、俯视3种角度。对于“底层”，上文中就提到过，作家有一种优越的心态，采取的姿态大多为“俯视”。一些敏锐的评论家在考察从新写实到“底层文学”的转向时，他们认为“视点下移”是最重要的变化。毫无疑问，随着作家普遍的中产阶级化，底层日益被界定为弱势群体，“俯视”已经成为文学家对待底层的主流立场。当然，并非所有作家都俯视底层，但俯视无疑是大多数作家的立场。我们还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某些打工作家也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同属的阶层，自认为是诗人、作家、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自然采取“中层”身份言说底层。
这一带有变异色彩的发展趋势也引起了一些评论者的注意：我们必须将话语的重心由言说者转向被言说者，恢复底层在底层文学中的主体位置。无论如何，平视、介入、设身处地的写作才能造就出真正的底层叙述——指向底层、为了底层、呈现底层自身的文学。要完成这个根本性的位移，文学家首先应该否定知识分子/底层的二分法，站在人人平等的立场上观照和表现底层。[6]
民间与先锋的两极
如果具体到一些作家作品的层面，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创作规律：“底层文学”要么像新闻报道那样平和而亲切，成为一种纪实的“新闻体”，有着浓厚的“民间”气息；要么表现为“先锋”，显得大胆而泼辣，纪实的同时，虚构性表现得相当强烈。
北方小煤窑是中国社会“底层”的独特现象，窑工均为农民，其间充满了苦难、鲜血、罪恶。为了全面反映这一中国独特社会现象，小说《卧底》写一个记者为了写出重大的有影响的新闻报道，他乔装打扮来到一个私人小煤矿上去卧底。通过这个记者的眼睛，小说呈现出的是劳资关系恶化的小煤矿的黑暗内幕，以及媒体的内部矛盾，还有国家有关方面监管的无力。不用说，这篇小说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类似小说中描述的现象在目前矿难的频繁报道中可以看出。因为追求纪实性的效果，小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受到诸多限制，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性，没有多大的美学价值。有评论家这么说：“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弱势群体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境况，也看到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和罪恶现象的难以遏抑的不满和愤怒。但是,愤怒的情绪也扭曲了作者的感受和叙述,使他的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显示出一种片面和简单的倾向，使他的写作成为我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过的单向度写作。”[7]
湖北作家陈应松在反映“底层”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他继续了“先锋”写作的姿态，将笔头深入“底层”。《醉醒花》、《白眼狼》是他近期的较为可读的作品。这2篇小说有很强的故事性，富于传奇色彩，令一些读者称奇并感到震惊。小说艺术性强，其虚构性已经超出了现实主义的手法，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有些读者会对作品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其实，不必质疑，陈应松的作品本来就带有很浓的“先锋”意味，在他眼中，不仅仅神农架，就是全世界几乎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
《醉醒花》讲述一个猎人的儿子好不容易在勘探队谋到一份工作，最后却死于非命。小说的构思非常精巧，实际上是写人的阴险、残忍，写人性深处的罪恶与可怕，但却能从人与动物、人与植物处来曲折地讲述故事。这样一来，小说的意蕴变得丰富深刻，意义多面，有了纵深感与多重解释的可能。父亲给儿子巴安常送来一头小熊，本意是养大了给人吃，但巴安常却与小熊有了感情，这感情固然是山里人淳朴、善良本性的自然流露，更重要的是映衬出了巴安常的孤独，映衬出了人世间的冷漠。然而，巴安常却死于小熊的掌下，因为有人给小熊喝了醉醒花酒，喝了这种酒，人与动物都会做出摘花者摘花时的动作，小熊就这样在醉中糊里糊涂地模仿摘花者的杀人动作杀了巴安常。人不直接杀人，却借动物的手杀人，而且借了动物“朋友”，这是多么让人惊悚的故事。
《白眼狼》把笔触伸到了人性的本能的最幽暗处。李山顺对异性的渴望让人不可理喻，以致他成了本能的奴隶而丝毫不能顾及到人情物理。而勘探队的队长则成为李山顺的对照，这是个性无能者，但就是这个性无能者，他为了追逐和保护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江红英竟然想出常人难以理解的主意，许多读者看到李山顺眼珠子掉在地上的那一段描写不寒而栗。作者推进情节的功夫跃然纸上，运用细节刻画人物的笔力浑厚，笔触到位。李山顺早已被铁丝戳得满脸鲜血，只求到医院一趟，但队长却硬要他写完偷窥女工江红英洗澡的检查再去：“（李山顺）喃喃地说着这句话时，一个东西从手指缝里掉了下来，是颗软绵绵的破烂的眼珠子！……队长马上就看到了，他愣了一下，好像打了一个寒战，在寒战中肯定了那个东西是啥东西，浮肿的嘴唇启动着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可他说了：‘捡起来！’”这也是一个人与人的故事，一个残酷的故事，队长何以如此？这是能使人对自身产生巨大恐惧与悲哀的。
当然，陈应松的小说虽然“先锋”却不晦涩，故事情节离奇却不失真实的本质性特征。与此相反的是，当前文坛上有相当数量被称之为“底层文学”的作品，情节离奇同时显得晦涩难懂。“底层”只是这些作品的标签，却无实质性的内在联系。不可否认这样的事实，当“底层文学”成为文坛的热点时，许多作家争先恐后地往这种题材上靠拢，希望能够在寂寞的文坛上争得一席之地。一些作品要么平淡无奇，如一般的新闻类报道，要么奇崛高深，令人费解。这种两级摇摆局面的形成，与“底层文学”本身理论空泛有相当大的联系。
批评空间的泛化
因为文学批评中关于“底层”和“底层文学”概念的含混性和理论根基的松散，“底层文学”的内涵过于宽泛，“底层文学”似乎成了无所不包的文学类型。譬如，某些学者将“底层文学”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平民文学、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相对照研究，也不乏一些真知灼见，而某些学者干脆就将其划入“底层文学”，对研究带来一些混乱。
到底哪些作品属于“底层文学”，似乎没有定论。比如，近几年，大量民工的出现，也出现了众多反映这类人群生活艰辛的作品，甚至出现了专门反映他们生活情形的期刊杂志志。评论家将其称之为“乡下人进城”的小说、“城市异乡者”、“打工文学”、“新乡土小说”、“亚乡土叙事”等等。其实，“乡下人进城”、“城市异乡者”和“打工文学”等概念的内涵都不同程度地超出农民进城务工的范畴。据统计，徐德明从2000年到2005年的11种文学刊物中找到224篇（部）小说在叙述乡下人进城故事。他注重从文学现代化质素的角度剖析其文化内涵、文学价值和意义。[8]与此相对应的是“乡村小说”、“乡土小说”的概念，文学批评界将这类作品均划入“底层文学”。
另外，因城市居民中“下岗工人”、“失业人员”、“低保户”等人群的存在，反映他们生活状态的作品也常见于许多文学期刊，文学批评界亦将其列入“底层文学”。还有反映其他社会领域的作品，只要与“底层”有点联系，均被划入“底层文学”，致使这一领域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底层”这个群体名词本来就与“人民”、“公民”等概念纠缠在一起，很难在短时间内在理论上厘清，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而在这一时期，任何一种写作都可以堂而皇之的登上历史的舞台，进而形成泥沙俱下的态势。当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遭遇时，“底层”批评泛化，以至于混乱，也就成了理中之义。
在当下，因“底层文学”成为文坛的“中心话语”，大量的研究者像挤独木桥一般地往这个领域里钻营。对于作家而言，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希望在文坛分得一杯羹。对于批评家而言，因为学术的体制化和这种体制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使得某些批评者成为时髦的“钻营者”，抢占“话语权”，抢夺所谓的学术领域。他们盲目地进入“底层文学”批评的行列，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一些作品列入批评的视野，扩大“底层文学”的边界，使得本已宽泛的“底层文学”显得更为宽泛了，导致批评的泛化。
从表面上看，文学中的“底层”有了合法的外衣，但这样的外衣却越来越遭到多方的质疑，现在应该是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
注释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总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参见葛兰西《狱中杂记》，《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颜敏的《底层文学叙事的理论透视》，《文艺报》2006年10月12日。
[4]颜敏：《底层文学叙事的理论透视》，《文艺报》2006年10月12日。
[5]邵燕君：《“底层”如何文学？》，小说选刊2006第3期。
[6]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文艺争鸣》2006年4期。
[7]李建军:《被任性与仇恨奴役的单向度写作》，《小说评论》2005年第一期)。
[8]参见《“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乡下人进城”小说的生命图景》，《文艺报》2006年12月28日；《乡下人的记忆与城市的冲突》《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社会学和文学间的徘徊
“底层”无疑是一个社会学的专有概念，国内社会学家为“底层”的内涵做了界定，有“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据此，中国“底层”应该包括这样几类人员——农民工、打工者、农民、城市低保户、下岗工人或者说失业人员等，我们又称其为弱势群体。[1]如果追根溯源，“底层”一词源自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此词被翻译成“下层阶级”、“下层集团”。[2]阶层是一个社会学概念，阶级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一般理解为：阶级与社会历史相关联，阶层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联系在一起。
当前对“底层”的关注，多来自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现状。如中国“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会不会导致中国崩溃等，还有城市的“底层”——失业人员等等。针对这种严峻的现象，一个现实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如何保护弱者的生存空间，使他们有一个能够生存的生态。而在当下中国，过度竞争致使底层从事的低端产业完全无利可图，底层的生存底线正在不断地被超越。在一个经济迅速发展，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中，如何使得社会中的每个群体、每个阶层、每个人都有一个生活的家园？也就是说，让他们在社会中有一个位置，有一个空间，这些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言下之意并非要搞平均主义，而是这个社会必须给每个人安排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这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道义底线。
那么，“底层文学”的说法从何而来？这亦能找到源头。翻开中国文学期刊，可以看到，“底层文学”类的表述出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新世纪，在“底层文学”讨论方面用辟有专栏的是《天涯》与《读书》，如开设“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栏目，组织专家译介了一批国外底层研究的理论文章。2005年，南帆发表《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一文，刊物又组织专家学者、作家围绕此文展开讨论，底层文学一词成为学界的热点。
结合中国的现实社会，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促使“底层文学”创作和批评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其直接原因为中国当前社会分层与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趋势，是社会现实危机在文学领域的反映。许多作家、文学批评家在感受中国现实严峻的同时，也将这一感受融入文学事业，从而成为“底层文学”的思想基础。不过，我们应当看到，“底层文学”缺乏具有震撼力的作品，没有实现根本性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突破。创作实践与批评实践是一个“联姻体”，正如有些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底层文学’批评往往流连于‘写作伦理’的层面”。
这就带来一个思考，“底层文学”这一概念，社会学方面的含蕴多一些，还是文学方面的含蕴多一些？言即是社会学概念还是文学的概念？对于文学的划分，有多种方法，譬如从题材而言，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如果从题材划分，亦有多种类型。如因行业的不同可以分为工业题材、农业题材等。假如从社会阶层出发，则可以分为“底层文学”、“白领文学”、“知识分子文学”等。从当前文学批评界的实践老看，“底层文学”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照此可以看出，“底层文学”是依据题材而划分的，稍有文学史常识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这样的划分与文艺为某某服务没有质上的区别，对批评家们有效，对作家的作品却无效。这样的划分窄化了文学的疆域，只选择了特定部分，而且用道德的判断取代了文学判断。在对文学进行评论的时候，倘若依据的词汇停留于道德层面的，那么，文学的内质、艺术部分相形之下就会被大大削弱，这是批评能力匮乏的表征。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底层文学”概念，应当算是一种新的、概念化的矫饰，并无太多的新意。
理论和哲学的贫困
在社会学与文学之间徘徊，很大程度上源于“底层文学”理论的贫乏，而理论的贫乏首先表现在思想资源方面。
在思想资源上，“底层”文论与以往“底层”叙事相同的方面，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这是借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借鉴了南亚底层研究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成果。
譬如，有学者考察查吉特的著述《关注底层》，然后追溯葛兰西的底层论述，并将此作为思想的出发点。大致说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其一，葛兰西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讨论底层阶级问题的，所以他的底层意指阶级社会中包括农民在内的从属阶级，并且“对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文化、信仰、实践活动以及政治潜力的否定和不予重视的态度持严厉的批判立场”。人们很早注意到，底层文学叙事的倡导者中有一批是具有农村生活经验的知识分子，他们如此关注农民，以致在谈论底层立场、底层经验、底层压抑等等问题时，基本上用农民来代指底层。因此他们在学术研究中常常用农村生活体验替代客观的理性分析。其二，葛兰西也用底层做产业无产者的代名词，不过，他强调资产阶级获得支配地位不仅需要国家机器，还要行使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文化霸权。因此，底层叙事不仅不信任主流意识形态，反对精英意识，而且对知识分子的代言写作表示怀疑，提出如何使沉默的底层人发出声音并进入文学叙述的问题。这种理论设想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恰恰忘记了查吉特本人一个不无痛苦的研究结论：“底层意识的内部是分裂的，它是由来自支配和从属阶级双方经验的元素建构起来的”。完整的原生态底层声音的承诺，与不带偏见的纯粹生活叙述的承诺一样，都是乌托邦。[3]
毫无疑问，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底层”同无产阶级、工农大众、阶级斗争以及共产主义革命相生相伴，与资本主义中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价值观等相对立。南亚“底层”研究从社会学的历史学转向角度，结合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已经抽取了“底层”的原初含义。“底层”的概念移植到中国，许多学者搁置了这一历史情境，未进行历史学的还原，将“底层”简化为一种古典人道主义或普遍主义的修辞性的概念，即成为这样的含义——“底层出场的同时，阶级退场了”。
如果站在后现代的立场来考察“底层”在中国的当代含义，发现这一充满吊诡意义的词语有了新的解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新生”，毋庸讳言，“底层”含义中的历史能动性、主体性却被抛弃了，或者说被遮蔽起来。这样的认识虽然符合时下流行的所谓历史终结和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认知理论，有其“洞见”，但“不见”之多也令人担忧。说其“洞见”，“底层”的当代含义显然更多的集中于社会分层与断裂的洞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小的方面认识当今世界；说其“不见”，我们无法考查到“底层”的历史渊源，无法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全局。
因而，这样的担忧产生了，人们在谈论底层的时候，仅关注于当下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至于过去如何，则不在考虑之列，“不是注重于从相关历史缝隙中搜寻和打捞出那些被遗忘的思想面容，并赋予其现实指涉的功能，或者即便描述历史，也只是停留于对其进行道德与政治的指控或滑稽戏仿，但作为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乃至政治的人同特定历史和现实情境的复杂纠结和粘连，却被连根斩断了。”于是，对于“底层”的认识，出现了一下的偏差：
其一，把底层人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赞颂，同时把知识分子视为精英主义加以拒斥。这种思想使底层文学批评把所有触及底层大众负面性的描述，都认定为真实底层“被扭曲被遮蔽”的表述，并以此作为否定知识分子代言写作的有力证据——“非底层的身份造成他们不可能表述真实的底层经验”。其二，留恋过去的浪漫因素，使底层文学叙事在描述历史时常常出现记忆错构症。体现在文学史写作中，有人把郭沫若的《新华颂》和老舍的《陈各庄上养猪多》这类完全缺乏可读性文学史知识的作品，从历史的裂隙中挖掘出来，视为可贵尝试的代表作。其三，人民崇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相融合，使底层文学叙事显现出强烈的信念伦理取向，即过度强调主观的合理性。表现在文论上，就是把叙述主体的身份与立场的确认放在首位（即“谁在说”与“站在哪个利益阶层立场上说”），而将是非的理性分析置于其后。[4]
表现在作家和创作方面，作家哲思的贫乏，作品思想的空洞就显而易见了。
“底层文学”概念或者说口号的提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家与批评家哲思的贫乏，这是因为，作家本应最大限度地开阔他的视野，尽量将人类所有层面纳入思索的范围，如果仅把目光聚焦在某一个领域，那只能使自己作茧自缚。放眼世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许多优秀的作家间有多重身份，是一个学者、一个哲学家，尤其是哲学思维。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哈维尔，还有许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们不仅有着丰厚的学识，还有深厚的哲学积淀。他们就是用深邃的哲学思考，对整个人类的命运做出思索，运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正因如此，他们也才称得上是国际性的文学大师。一个作家不仅要关注现在，还要关注历史，且要看到未来；不仅要注视形而下，还要注视形而上，齐头并进，才能写出经典性的作品。
知识分子角色的尴尬
倘若说因作品涉足底层则为底层文学，从“底层”的角度来批评中国文学，那么，作家是一个什么角色，抑或说扮演怎样的知识分子角色？
不可否认这样的现实，当“底层”、“底层文学”概念本身陷入模糊不清的泥潭时，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作为扮演知识分子角色的作家显得尴尬起来，他们面对所谓的“底层”，如果界定自己变得似乎“艰难”。由于角色的尴尬，作家表述“底层”，采取何种角度，以什么身份出现，呈现出游离不定的局面。因为底层是个相对的社会位置，从来就没有绝对化过，这就意味着有底层，就有中层、上层。许多社会学家就指出过，在中国，“底层”是没有声音的，他们因为经济地位、文化修养等方面的先天“缺陷”，无法向世人或者向国家表述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表达只能通过“他人”得到间接反映。面对这种情势，作家产生为“底层”代言的责任感，作家为“底层”代言，其实承认“底层”与“中层”、“上层”存在着差别，作家虽然不会承认自己属于高于“底层”，但某种优越感却无法掩饰。因为，在现代社会，身份认同变得尤其重要，是一个现代性的命题，一个人要立足于这个世界，必须先取得身份，作家当然会关注自己的身份。而身份认同是以“他者”来确定的。既然有了“底层”必然有其他层面来相对应，否则，“底层”就没有了意义。也正是在这种认识前提下，作家必然会将自己归于与“底层”相对应的高一层的行列，藉此获得身份的认同。
正如有些评论所指出的那样，所谓“底层文学”，存在着多种表现“底层”的态度：以博爱之心去演绎底层的悲苦，表达浓烈的人性关怀和人生关怀；以现代启蒙主义思想为指针，弘扬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深入观察和反思底层的生存状态；以中立的姿态和纪实性的方式，客观展示底层的生活真实。
以上是一种表述的方式或者说态度，还有一种表述方式值得关注，“有的作家在表现苦难时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将之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同时也推向极端化。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有的作家以简单的‘城乡对立’、‘肉食者鄙’等线性逻辑理解复杂的‘底层问题’，以苦大仇深作为推动故事的情绪动力，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隐含的‘仇恨叙述’；还有的作家既无底层经验，又少底层关怀，只因题材热门、‘政治正确’，也来分一杯羹，寻求‘入场’的捷径，这样的‘底层叙述’已经是一种‘功利叙述’，把‘为底层说话’变成了‘拿底层说事儿’，令人对整个‘底层叙述’的可靠性产生怀疑。”[5]当以这种姿态出现时，作品虽然可读，也颇为有“市场”，如果用严谨求实的眼光来审视，问题便“暴露”：文字充满同情与怜悯，确实作家的一种施舍或者说矫情，对读者而言，则是一种误导或者说遮蔽。
从创作心理学角度看，重构底层不可能在纯粹经验的层面展开，作家从自身的经验出发，融入创作者的学识和心理。其中较为重要的就是作家的姿态和珅是的眼光、角度。我们知道，作家面对创作的客体，有平视、仰视、俯视3种角度。对于“底层”，上文中就提到过，作家有一种优越的心态，采取的姿态大多为“俯视”。一些敏锐的评论家在考察从新写实到“底层文学”的转向时，他们认为“视点下移”是最重要的变化。毫无疑问，随着作家普遍的中产阶级化，底层日益被界定为弱势群体，“俯视”已经成为文学家对待底层的主流立场。当然，并非所有作家都俯视底层，但俯视无疑是大多数作家的立场。我们还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某些打工作家也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同属的阶层，自认为是诗人、作家、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自然采取“中层”身份言说底层。
这一带有变异色彩的发展趋势也引起了一些评论者的注意：我们必须将话语的重心由言说者转向被言说者，恢复底层在底层文学中的主体位置。无论如何，平视、介入、设身处地的写作才能造就出真正的底层叙述——指向底层、为了底层、呈现底层自身的文学。要完成这个根本性的位移，文学家首先应该否定知识分子/底层的二分法，站在人人平等的立场上观照和表现底层。[6]
民间与先锋的两极
如果具体到一些作家作品的层面，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创作规律：“底层文学”要么像新闻报道那样平和而亲切，成为一种纪实的“新闻体”，有着浓厚的“民间”气息；要么表现为“先锋”，显得大胆而泼辣，纪实的同时，虚构性表现得相当强烈。
北方小煤窑是中国社会“底层”的独特现象，窑工均为农民，其间充满了苦难、鲜血、罪恶。为了全面反映这一中国独特社会现象，小说《卧底》写一个记者为了写出重大的有影响的新闻报道，他乔装打扮来到一个私人小煤矿上去卧底。通过这个记者的眼睛，小说呈现出的是劳资关系恶化的小煤矿的黑暗内幕，以及媒体的内部矛盾，还有国家有关方面监管的无力。不用说，这篇小说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类似小说中描述的现象在目前矿难的频繁报道中可以看出。因为追求纪实性的效果，小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受到诸多限制，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性，没有多大的美学价值。有评论家这么说：“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弱势群体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境况，也看到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和罪恶现象的难以遏抑的不满和愤怒。但是,愤怒的情绪也扭曲了作者的感受和叙述,使他的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显示出一种片面和简单的倾向，使他的写作成为我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过的单向度写作。”[7]
湖北作家陈应松在反映“底层”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他继续了“先锋”写作的姿态，将笔头深入“底层”。《醉醒花》、《白眼狼》是他近期的较为可读的作品。这2篇小说有很强的故事性，富于传奇色彩，令一些读者称奇并感到震惊。小说艺术性强，其虚构性已经超出了现实主义的手法，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有些读者会对作品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其实，不必质疑，陈应松的作品本来就带有很浓的“先锋”意味，在他眼中，不仅仅神农架，就是全世界几乎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
《醉醒花》讲述一个猎人的儿子好不容易在勘探队谋到一份工作，最后却死于非命。小说的构思非常精巧，实际上是写人的阴险、残忍，写人性深处的罪恶与可怕，但却能从人与动物、人与植物处来曲折地讲述故事。这样一来，小说的意蕴变得丰富深刻，意义多面，有了纵深感与多重解释的可能。父亲给儿子巴安常送来一头小熊，本意是养大了给人吃，但巴安常却与小熊有了感情，这感情固然是山里人淳朴、善良本性的自然流露，更重要的是映衬出了巴安常的孤独，映衬出了人世间的冷漠。然而，巴安常却死于小熊的掌下，因为有人给小熊喝了醉醒花酒，喝了这种酒，人与动物都会做出摘花者摘花时的动作，小熊就这样在醉中糊里糊涂地模仿摘花者的杀人动作杀了巴安常。人不直接杀人，却借动物的手杀人，而且借了动物“朋友”，这是多么让人惊悚的故事。
《白眼狼》把笔触伸到了人性的本能的最幽暗处。李山顺对异性的渴望让人不可理喻，以致他成了本能的奴隶而丝毫不能顾及到人情物理。而勘探队的队长则成为李山顺的对照，这是个性无能者，但就是这个性无能者，他为了追逐和保护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江红英竟然想出常人难以理解的主意，许多读者看到李山顺眼珠子掉在地上的那一段描写不寒而栗。作者推进情节的功夫跃然纸上，运用细节刻画人物的笔力浑厚，笔触到位。李山顺早已被铁丝戳得满脸鲜血，只求到医院一趟，但队长却硬要他写完偷窥女工江红英洗澡的检查再去：“（李山顺）喃喃地说着这句话时，一个东西从手指缝里掉了下来，是颗软绵绵的破烂的眼珠子！……队长马上就看到了，他愣了一下，好像打了一个寒战，在寒战中肯定了那个东西是啥东西，浮肿的嘴唇启动着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可他说了：‘捡起来！’”这也是一个人与人的故事，一个残酷的故事，队长何以如此？这是能使人对自身产生巨大恐惧与悲哀的。
当然，陈应松的小说虽然“先锋”却不晦涩，故事情节离奇却不失真实的本质性特征。与此相反的是，当前文坛上有相当数量被称之为“底层文学”的作品，情节离奇同时显得晦涩难懂。“底层”只是这些作品的标签，却无实质性的内在联系。不可否认这样的事实，当“底层文学”成为文坛的热点时，许多作家争先恐后地往这种题材上靠拢，希望能够在寂寞的文坛上争得一席之地。一些作品要么平淡无奇，如一般的新闻类报道，要么奇崛高深，令人费解。这种两级摇摆局面的形成，与“底层文学”本身理论空泛有相当大的联系。
批评空间的泛化
因为文学批评中关于“底层”和“底层文学”概念的含混性和理论根基的松散，“底层文学”的内涵过于宽泛，“底层文学”似乎成了无所不包的文学类型。譬如，某些学者将“底层文学”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平民文学、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相对照研究，也不乏一些真知灼见，而某些学者干脆就将其划入“底层文学”，对研究带来一些混乱。
到底哪些作品属于“底层文学”，似乎没有定论。比如，近几年，大量民工的出现，也出现了众多反映这类人群生活艰辛的作品，甚至出现了专门反映他们生活情形的期刊杂志志。评论家将其称之为“乡下人进城”的小说、“城市异乡者”、“打工文学”、“新乡土小说”、“亚乡土叙事”等等。其实，“乡下人进城”、“城市异乡者”和“打工文学”等概念的内涵都不同程度地超出农民进城务工的范畴。据统计，徐德明从2000年到2005年的11种文学刊物中找到224篇（部）小说在叙述乡下人进城故事。他注重从文学现代化质素的角度剖析其文化内涵、文学价值和意义。[8]与此相对应的是“乡村小说”、“乡土小说”的概念，文学批评界将这类作品均划入“底层文学”。
另外，因城市居民中“下岗工人”、“失业人员”、“低保户”等人群的存在，反映他们生活状态的作品也常见于许多文学期刊，文学批评界亦将其列入“底层文学”。还有反映其他社会领域的作品，只要与“底层”有点联系，均被划入“底层文学”，致使这一领域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底层”这个群体名词本来就与“人民”、“公民”等概念纠缠在一起，很难在短时间内在理论上厘清，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而在这一时期，任何一种写作都可以堂而皇之的登上历史的舞台，进而形成泥沙俱下的态势。当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遭遇时，“底层”批评泛化，以至于混乱，也就成了理中之义。
在当下，因“底层文学”成为文坛的“中心话语”，大量的研究者像挤独木桥一般地往这个领域里钻营。对于作家而言，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希望在文坛分得一杯羹。对于批评家而言，因为学术的体制化和这种体制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使得某些批评者成为时髦的“钻营者”，抢占“话语权”，抢夺所谓的学术领域。他们盲目地进入“底层文学”批评的行列，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一些作品列入批评的视野，扩大“底层文学”的边界，使得本已宽泛的“底层文学”显得更为宽泛了，导致批评的泛化。
从表面上看，文学中的“底层”有了合法的外衣，但这样的外衣却越来越遭到多方的质疑，现在应该是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
注释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总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参见葛兰西《狱中杂记》，《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颜敏的《底层文学叙事的理论透视》，《文艺报》2006年10月12日。
[4]颜敏：《底层文学叙事的理论透视》，《文艺报》2006年10月12日。
[5]邵燕君：《“底层”如何文学？》，小说选刊2006第3期。
[6]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文艺争鸣》2006年4期。
[7]李建军:《被任性与仇恨奴役的单向度写作》，《小说评论》2005年第一期)。
[8]参见《“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乡下人进城”小说的生命图景》，《文艺报》2006年12月28日；《乡下人的记忆与城市的冲突》《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