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产业集群的合作竞争优势。企业进入集群既可以获得收益，也会带来成本，对成本和收益的评估是集群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存在收益，集群才会不断吸引企业进入集群，而成本把集群总是控制在一个范围内，不会无止境的扩大。如果集群仅仅具有经济优势，则集群必然在成本和收益的平衡下停止发展，甚至因为技术的不连续性走向消亡。一般说来，当产业集群形成后，将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如降低成本、刺激创新、提高效率、加剧竞争等，提升整个区域的竞争能力，并形成一种集群竞争力。这种新的竞争力是非集群和集群外企业所无法拥有的。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集群将比非集群更具有竞争力。集群加剧了竞争，竞争是产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动力。竞争不仅仅表现在对市场的争夺，还表现在合作上。在产业集群内，大量企业相互集中在一起，既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又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如联合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建立生产供应链，由此形成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合作竞争机制。这种合作机制的根本特征是互动互助、集体行动。要获得创新优势，需要反复的学习，尤其是有意识的学习能力，从而获取“学习经济”(Learning Economies)①，来增强企业的研究和创新能力，这就需要形成合作。从经济网络的角度看，企业合作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分工与交易的合作，称为交易性合作，另一类是基于技术和资源共享的合作，称为非交易性合作。基于分工与交易的合作是通过合作博弈实现的②。企业间分工明显，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就存在一定交易，合作恰好能减少这些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降低成本。在基于技术和资源共享的合作中，如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能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创新的风险性和交易费用，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①。由于存在着“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②，使集群内专业化中小企业学习新技术变得容易和低成本。产业集群区内企业竞争的最大特点是在合作中竞争，从理论上讲，这不是一种零和博弈③，而是一种正和博弈④。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竞争合作机制，也有助于加强企业间进行技术创新的合作，从而降低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成本。因此，进一步合作成为集群创新优势形成重要条件。事实证明，集群内企业合作形成的创新能力为集群的提供了长期竞争优势。从根本上说集群形成的动力由聚集经济（包括外部经济和市场进入）和合作两个部分构成，这两个部分所产生的成本优势和创新能力形成了集群的竞争优势，其中创新能力正好是集群长期竞争优势所在(如图3)⑤。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享产业集群的合作竞争优势的同时，要谨防盲目竞争、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盲目竞争、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都会使产业集群效率下降，市场环境恶化，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升（见图4），甚至导致整个产业集群的衰亡 。

3、产业集群的类型。由于产业集群的数量众多与千差万别，研究者将产业集群划分成了不同的类型加以讨论。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划分的标准也就不同。按照集群的产业性质，可以将产业集群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传统产业集群，它以传统的手工业或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部门为主，如纺织、服装、制鞋、家具、五金制品等行业，大量的中小企业在空间上相互集中，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市场组织网络。在这种产业集群内，劳动分工比较精细，专业化程度较高，市场组织网络发达。这类产业集群主要是以生产专业化、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以及企业间的合作为特征。这种产业集群可以看作是一个多中心的网络，参与者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横向或纵向联系进行合作或竞争。企业之间的信息流动比较简单，主要是有关组件性能和质量信息的非系统交换。由于信息流动比较简单，这种产业集群的知识基础也相对简单，因此这种产业集群中的创新努力也是有限的。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的特色产业区。第二类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即以研究与开发(R&D)的高投入、风险资本的巨大收益和精致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要特征的产业集群。它主要依托当地的科研力量，如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企业间相互密切合作，具有强烈的创新氛围。由于这种产业集群主要以高新技术为基础，因而需要集成复杂的知识以及对研究开发的大量投资。这种产业集群内部的信息流动非常复杂，涉及研究开发不同阶段之间的反馈回路。这种流动经常建立在个人之间和团队之间联系的基础上，从而获得缄默知识。而产业集群内部的中介机构把具有不同背景的参与者(以技术为基础的企业、最终用户企业、大学、研究所等)联系起来，对于创新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美国的硅谷、第三意大利、印度的班加罗尔及中国台湾的新竹等都是著名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尤其是硅谷，是高新技术产业成功发展的典范，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试图模仿硅谷的结构。一般说来，由于存在着不确定性以及研发与生产的日益分离，高新技术企业比传统产业企业更倾向于集聚。据研究表明，在美国像电脑、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明显多于传统产业，与此相对应，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更加倾向于以集群的形式存在。目前，世界各地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国政府也往往对这种基于知识或创新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给予大力支持。第三类是基于大企业的产业集群，其特征是必须通过高质量的培训、培育。通过R&D和通信设施体现区域性制度支持来共同实现的产业集群。这种产业集群的产品具有高附加值、数量大、品种多、技术复杂等特点。就技术合作而言，产业集群内部的信息流动具有双向特点，大企业和组装厂商及供应商之间关于组件和子系统质量和性能方面的连续的信息交换，有助于对现有产品的改进以及新产品的生产；而新组件和子系统的共同开发也会加强组装厂商和供应商之间的信息流动。

根据产业集群发展的驱动力划分，可以把产业集群分为“原生型”产业集群和“嵌入型”产业集群两种。所谓“原生型”产业集群，是指主要由区域内部力量或者说区域内部资源、技术、市场等因素驱动而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如浙江温州和宁波等地的中小企业集群。所谓“嵌入型”产业集群，是指主要由区域外部力量或要素驱动而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如广东东莞形成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浙江“原生型”产业集群和广东“嵌入型”产业集群的比较见表2。

表2  两种类型产业集群的比较

资料来源：刘友金：《中小企业集群式创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按产业集群内企业组织和关联结构划分为：马歇尔式产业区、中心—辐射区、卫星产业区和国家主导产业区（如表3）。

表3产业集群的类型(按群内企业联系分类)

（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内涵

1、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概念。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概念源于产业集群的概念。综合产业集群及技术极①和增长极②理论的观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可以定义为：指科学技术与产业相互作用促成大量关联密切的高新技术企业与相关机构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集聚，从而形成的产业体系健全且具灵活性的、充满创新活力的有机体。集聚于特定地理区域中的高新技术企业及其关联机构通过机构长期的交易关系、互利合作及共同发展的交易规则，技术语言等积累了较高的社会资本。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最为成功的模式，通过集群内人才的流动、企业信息的交流、知识的共享与传播、设施的共享等为集群内企业的知识及技术创新提供了适宜环境和强大动力，为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在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因此受到理论界及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新兴产业集群己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

2、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特征。明确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特征对于研究集群社会资本的特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归纳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五个基本特征：（1）明确的区位指向性。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区位条件。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其产品技术复杂、生命周期短、具有高附加值、研究开发费高等特点。所以，高新技术产业的区位一般趋向聚集于基础设施发达、智力资源密集、信息灵通、良好的生活环境、交通通讯便利的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各种企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良好的环境和发达的服务业可以吸引高级人才，而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利于聚集社会闲散资金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科学基地效应促使高新技术企业聚集于大学或研究基地附近，便于获得知识资源，包括高新技术的最新成果、技术上的咨询和指导等。

（2）技术关联性。高新技术产业群内部分工与协作是一种网络化的组织结构，它们的内在联系主要由两种技术关联关系形成，一是基于垂直技术关联关系，由上游企业的创新技术向下游企业的扩散而引起的；二是基于水平技术关联关系，在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间引起的模仿创新形成的联系。对基于垂直技术关联关系进入集群的企业，可以利用位于上游的企业创新中溢出的一般性知识和共用专门知识，来进行创新。对基于水平技术关联关系进入集群的企业，可以利用率先创新者溢出的知识、市场信息和所带来的市场机会。由于这种技术关联性，一项创新技术或新产品出现后，会在不同企业，甚至不同产业之间进行扩散，导致集群内其他企业利用或模仿这项新技术进行相关的创新，那么在一定的时期内，围绕这项特定的创新技术就会形成一定的技术创新知识链，从而构成了产业集群内的自创新效应①。

（3）经济外部性①特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创新技术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也称为“外部性”, 而自溢出效应是其主要的表现。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自溢出效应指的是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信息、技术、管理方法和企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和成果会被迅速地共享和仿效。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经济外部性可以从创新网络观和知识观层面考察。从创新网络看，集群内部存在知识溢出效应②，该效应的存在是集群创新网络发展和集群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是集群创新产出和生产率提高的源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知识溢出的传导表现为从知识溢出源对集群中企业的知识输入到集群中企业知识产出的一个动态过程。由于知识的累积性，知识溢出的动态过程使集群中知识存量不断增加，从而产生更多的知识溢出，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集群中知识溢出的传导路径如图5所示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源可以分为集群内和集群外知识源，集群内企业可以通过某种途径获得显性知识溢出和隐性知识溢出。由于隐性知识的传递受地理距离的限制，通常需要面对面交流才能实现，集群内的知识溢出源通常可以传递隐性知识，集群外知识溢出源通常传递的是显性知识。在这一阶段，集群社会网络为知识溢出提供通道，对知识溢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图中所列的知识溢出途径（如企业衍生②、合作创新、逆向工程③等）嵌入在集群社会网络中，通过社会网络联系传递知识。知识源通过某种途径传递的知识，并不能全部被企业所吸收，吸收多少受企业吸收能力的影响。对知识溢出的吸收导致企业知识存量增加，企业知识可以分为冗余知识(Obsolescence Knowledge)和适宜知识(Appropriate Knowledge)两类，冗余知识作为一种新的溢出源参加整个集群的知识溢出循环，适宜知识会促使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产生新的知识。从知识观考察，知识溢出可以用来解释增长速率在空间上的不同和经济增长的布局。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外部效应还包括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④，知识是高新技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而知识的载体就是人力资本，聚集便于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人力资本和信息资本。

4）社会文化特征。社会文化特征，也称为根植性（embededness）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既是一个经济系统，又是一个社会系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根植性决定了它是嵌入于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网络系统之中。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根植性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的一个根本性特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的根植性是指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于当地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文化土壤之中。如果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缺乏社会网络根植性，这一产业集群的成长将会变为“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也就难以形成核心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人们常说，硅谷不是计划出来的。硅谷的产生与其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硅谷①与128号地区的最大区别是它们区域文化的差异。区域社会文化环境是指存在于创新集群系统并影响集群内创新主体活动的各种精神文化状况的总和，它包括区域内居民的风俗习惯、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心理素质、主流价值观念、社会风气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内容。按照美国人类学家林顿(Linton)的论述：社会文化是“某特定社会成员共享并相互传递的知识、态度、习惯行为模式等的总和” ②。区域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它直接影响着人们是否有追求创新的热情，人与人之间能否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具体包括：a、行为主体的创新精神。它包括人们对创新的接纳、认可程度，敢于冒险的热情和勇气等，是人们创新的原动力。b、彼此信任的协作关系。彼此信任的协作关系是集群创新的关键。c、开放的思想交流氛围。平等、自由、宽松的工作环境和开放的信息交流环境有利于新思想、新技术在区域内的传播、学习。相互信任和开放的心态，使得人们之间交流和互动频繁，加快了新思想、信息和创新扩散的速度。集群内企业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以此为基础，人们之间在经常的联系、互动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经济行为深深根植于大家所熟悉的圈内语言、背景知识和交易规则，因而具有可靠性、可预见性，并避免彼此陌生的人进行交易时可能产生的问题。共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产生的信任、理解和相互合作，既有效地防止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倾向③，又促进知识的流通和扩散。相互信任和满意成为区内最有价值的资源。这为集群提供了一种“胶”，使众多企业粘结在一起，既营造了区域创新环境，又使企业深深扎根于当地。美国硅谷的创新文化体现在它那种能够产生相互激励的文化氛围和那种合作与竞争的不寻常组合与其它要素共同构成的制度环境。正是硅谷的这种区域文化优势成为硅谷企业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

（5）自我增强（self-enforce）特征。也称为自组织性④。这种特征源于外部经济的正反馈机制。系统的自组织性是指系统具有一能动地适应环境，并通过反馈来调控自身结构与活动，从而保持系统的稳定、平衡及其与环境一致性的自我调节能力①。系统的组织化程度表现为系统整体的有机性程度，系统的有机程度越高，其组织化程度也就越高，系统的运行就越接近于最佳状况，系统也就越表现出更好的整体功能。系统的有机程度，可以用系统的有序度R来描述：R=1-E/Emax，其中：R代表：有序度；E代表熵②值；Emax：代表熵的极大值。当E= Emax时，即熵值达到极大时，R=0，系统完全无序，整体组织化程度最低；E=0时，R=1，系统完全有序，整体组织化程度达到最高；系统整体的有序度R的取值范围为0≤R≤1。当系统的熵逐步增大，逐步接近Emax时，系统的有序度就趋近于0，系统整体有序程度趋于最小值。当系统的熵逐步减小，系统的有序度就逐步提高。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具有自组织特征：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的调整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各个主体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且作为和其他部分的关系存在的。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整体与部分之间除了存在着对立外，还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其整体的性质由互相依存的各个部分的关系来体现。同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具有自身的调整性，集群中构成要素——即企业和机构——存在着互相调节的能力和作用。这种自身的调整性既保证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作为整体的存在，同时又赋予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一旦形成，就能通过发挥其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的优势以及区域创新环境弥漫的“产业空气”（industrial air），促进集群内部新企业衍生，并增强对集群外部企业进入的吸引力，从而使集群的规模不断扩张、优势持续累积，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③和“累积因果”④的自我加强过程。根据自组织发展模式（如图6），基于自组织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的发展模式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在原产业集群创新范式中的自稳定过程、新旧范式交替的自创生①过程和新范式时表现出来的自重组过程。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创新模式来说，发展和利用那些能够产生多样性的选择标准是极为重要的，多样性是其发展的内在根据，选择是其发展的外在条件，而这些都是通过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系统内诸要素和系统与环境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自组织发展过程来实现的。

图6 自组织发展模式

3、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重要载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是一种以智力密集为依托，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发展高新产业为目标，同时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促进科技、教育和生产相结合，推动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基地。世界各国发展高新技术，带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建立“科技工业园”（Science Park），我国称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Hi-Tech Industry Development Zone)。国际上有时还把其称为“科学园”、“科学城”、“技术城”②、“高新技术地带”、“技术园区”等，尽管名称不同，但其内容基本相同，即在一国或地区内的特定区域中，赋予特定的优惠政策，以发展高新技术为目的，吸引投资者，同时聚集一批高新技术人才和科研人员，促使科技成果和生产应用相结合，推动本国和本地区的工业现代化，促使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商品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高新区作为高技术产业化运行机制有效实施的产业制度安排和社会组织安排，为资金土地、人才、信息、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有效“集聚”,提供了良好的空间载体和基地。高新区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现象，已经并且正在对世界各国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虽然开发区和产业集群在理论根源上是完全不同的，也没有学者会说开发区就是产业集群，但是两者之间却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有了开发区不等于就有了产业集群，但是开发区应该成为产业集群或者成为产业集群的载体。产业集群是开发区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该着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从而提高其内部竞争力。创办高新区，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的挑战，为创造竞争优势而形成的一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它是连接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纽带。在高新区中创新的思想可以得到孵化，同业者合作更为方便，规模经济效益将会增大，风险减少，高新区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现象正在对世界各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对单个企业而言，其发展离不开高新区整体创新能力。产业集群的地域化特征意味着本地企业的专业化水平越高，区域内的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会较强。由高新区内的企业组成的网络组织，拥有丰富的人力、技术资源，使企业活动很难被其他地方所取代，具有所谓的“粘结性”。

世界各国和地区相继成立的高新区不少（见表4），从1951年世界上第一个高新区斯坦福科学园诞生至今，40多年来，高新区得以迅速发展，已遍布世界各地，总数己超过1000个。世界上高新区成功的有很多，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形成了产业集群。

美国的“硅谷”是全世界第一个高新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圣地，是全世界高新区建设的典范。硅谷是世界高新技术创新的源地，而产业集群是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模式和载体。从早期的国防工业到后来的网络经济,硅谷的主导经济无一不是以产业集群形式存在和发展的。硅谷座落在加利福尼亚州内，靠近著名的斯坦福大学，从旧金山出发往南到圣荷塞(San.Jose)相距50英里。硅谷并不是因为硅比别的地方多而得此名称，而是因为其半导体工业群集而闻名天下。在“硅谷”的101号高速公路沿线集聚了高达8000多家电子科技公司和软件公司，以及超过7000家的制造商，全球前100家大科技公司有20%在此驻足。英特尔(Intel)、思科(CISCO Systems)、太阳(Sun Microsystems)、网景(Netscape Communication)和3COM等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价值的总和已超过2500亿美元。在这里，大小企业比邻密集，产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综合集聚效应，相互之间进行频繁交流、沟通，发生思想和观念的碰撞，产生了新的智慧火花和创意。这些企业是竞争与合作的交互关系，彼此促进，协作发展。

英国的剑桥工业园区于1969年为响应英国政府关于大学和工业界联合的呼吁，由剑桥大学筹备建立。园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曾经高速发展，但是伴随着1989年英国经济的衰退，剑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陷入停滞；从1993年开始，剑桥工业园及附近地区再次出现增长的态势。2000年，剑桥地区约有1200家高技术公司，就业数为35000人，年贸易额达40亿英镑该地区的公司以研究与开发为主，集中了大量的高新技术公司，主要是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科学仪器和电子工业，还有日渐增多的生物技术、医药化学、空间技术等方面的公司。剑桥工业园还集中一大批大型跨国公司的研究基地和研究所，如诺基亚、日立、甲骨文、施乐公司、斯坦福研究所、微软等。印度的班加罗尔(Ban galore)是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首府，1990年代初印度政府制订了重点开发计算机软件的长远战略，1991年将全国第一个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区建立在班加罗尔地区。在印度政府和卡纳塔克邦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10多年左右的发展，如今班加罗尔地区已发展成为印度软件之都。截止2001年，在这里高科技企业有4500家，其中1000多家有外资参与,还有大约250多家外国公司在这里开展业务，这其中有CISCO、IBM、Mo-torola、德州仪器等著名的跨国公司。100多家跨国公司进驻班加罗尔和在班加罗尔地区可以找到几乎所有的软件技术，使得班加罗尔成了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和世界十大硅谷之一，甚至被认为已具备了向美国硅谷挑战的实力。据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目前在全球按客户要求设计的软件开发市场上，印度占据了16.7%的市场份额，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电脑软件王国。2004～2005年，印度软件出口128亿美元 ，其中卡邦出口达62.7亿美元，占了一半，而卡邦的软件出口以班加罗尔为主。可以说，班加罗尔的软件出口占了整个印度的半壁江山。

另外，还有很多世界著名的成功的高新区，如美国的波士顿128号公路、法国昂蒂布、芬兰的赫尔辛基、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我国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等等，都具有明显的产业集群特征。各国在国际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位置更直接地表现为各产业集群实力的强弱，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成为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方式。尽管以上所描述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但由于各个产业集群在发展的背景、发展动力机制、发展阶段、区域创新环境等方面不同，所以在表现形式上和区域的竞争力方面也存在差异(如表5)。

表4 部分国家和地区高新区的始建年份

表5  国际典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对比分析

资料来源：盖文启等：《国际典型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比较分析与经验启示》[J]，《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2期。

（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来源

如图7所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社会网络、信任、规范和信念等四个方面，下面将分别详细论述。

1、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一种持久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群人或组织间关系的网络联结，而网络是指个人节点点或组织节点点之间的联结；社会网络则是指某1个人或1组人连接着另1个人或1组人的社会关系，个人可通过网络维持某种社会认同并建立社会接触，进而取得相关资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实质是由相互联系的企业和机构基于经济、技术的联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该网络体系包括提供知识和技术源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金融、法律等支持的中介服务机构，相关技术和辅助产品、设备供应商以及建立于广泛纵向(上下游)和横向(合作)联系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的形成根植于集群内基于“柔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①的生产网络体系和基于合作创新的创新网络体系。如在硅谷地区，专业化设备供应商众多、集团内中小企业之间、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分包、联盟等灵活多样的合作关系。同时，产学研一体化、R&D联盟及各种创新活动的配套支持体系亦十分发达。区内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其他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及其创办的衍生企业不断提供新的科技成果和商业化的技术产品。而活跃于区内的风险投资机构则几乎占据全美风险投资机构的1/3以上。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全球化的市场以及普及的信息和技术使得产品的差别性越来越小，同质性越来越高。诸多前瞻性的高薪技术企业基于对传统的企业与顾客、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易关系以及双方在交易关系条件下建立的低效率合作，提出以合作求竞争，共同将利益蛋糕做得更大，从而形成使双方都受益的社会网络关系。高新技术企业的社会网络可以分为开放性和封闭性两种种。开放性社会网络是指高新技术企业的网络成员之无任何联系的网络形式，见图8(a)。封闭性社会网络是指高新技术企业的网络成员之间两两相互联系的网络，见图8(b) 。以上两种情况均为极限情况，现实中高科技企业的社会网络形式往往界于两者之间。社会网络则是高新技术产业群社会资本的直接体现。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本作用的强弱因社会网络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认为网络结构的封闭性能促进各种行为规范的出现，提高成员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社会资本。相反，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则认为，联系松散的社会网络(即结构洞观点①)则由于很少产生重复的联系，而对社会资本具有很强的作用。但不管怎样，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社会网络基础是不可或缺的。从集群组织间关系密集性的社会网络分析来看，受连接多样性、连接偏好和集群生命周期的影响，集群网络关系的开放性和封闭性是相对的,并且是动态演进的。对特定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来说，组织间关系网络是开放性和封闭性的结合，不同的关系类型、网络局部和集群发展阶段网络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使得网络结构呈现开放性和封闭性结合的特征。而这种结构特征在集群发展中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作用。集群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由多重关系交织、多个局部网络组合并不断发展演化的网络整体，网络关系开放性和封闭性的不断重构共同推动了产业集群的演化发展，既促进了集群的成长创新，又保持了集群的繁荣稳定。

一般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而高新技术企业所寻求的资本更具有针对性。高新技术企业社会网络总是面向特定的对象而言，并且该网络具有自我复制性、自我选择性与自我强化性。社会网络的自我复制性是指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社会网络成员的社会网络即间接网络可以成为最终演变为高科技企业的直接网络成员，网络成员之间的特性在学习机制的作用下可能被同化，并且小的、简单的社会网络可以形成大的、复杂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的自我选择性是指高新技术企业在不断试错中，通过前验与后验的比较和判断，逐步形成其评价与选择标准。社会网络的自我强化性是指高新技术企业社会网络的构建具有路径依赖性与规模经济性，即当高新技术企业一旦形成其选择标准，这种标准将成为其约定束成的制度来指导高新技术企业社会网络资本的积累，并且随着网络的逐步扩散，高新技术企业的社会网络规模越来越大，构建与维系其社会网络的平均成本也将越来越低，这种规棋经济性更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通过社会网络资本代替或促进经济资本的方式来创业。

我们如果定义高新技术企业的合作伙伴(按照生态学食物网的观点，这里定义的合作伙伴是属于同一营养级的)规模为n，各合作伙伴与自身的利益相关者再构成社会网络，则高新技术企业的合作伙伴所构成的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最大联系规模为C²_n。假定合作伙伴的实际联系数量为a，该企业社会网络的冗余度①r=2a/n，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合作伙伴的有效规模为S=n-2a/n。基于此，高新技术社会网络资本的贡献率为1-a/C²_n。

2、信任。信任是什么？从认知角度讲,信任是一个经济主体估计另一个经济主体不采取某种特定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主观预期。它既是一种个体心理特征，又具有经济学、社会学意义。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特性是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石。信任被普遍认为是社会资本的最重要的来源，它是经济活动得以稳定协调进行的重要因素。信任本身意味着行为者不会实施自私自利的行为，信任的存在会对经济理性产生约束，使经济交易并不向着完全经济理性的方向发展，从而减少交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信任也促进交易双方的信息交换和摩擦冲突的协调解决，在双方相互适应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就把社会资本看成产生信任的一种机制。他认为信任可以产生于直接的人际交往，如对朋友的信任；也可以产生于在网络中的声誉。按照他的观点，信任是个体估计另一个体采取某种特定行为的可能性的主观概率而企业间的信任就是“一种心智状态，就是参与合作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期望，即期望对方能以一种可以预期的和相互可以接受的方式行事”。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1993）把社会资本解释称为“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1995）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并非所有可用事例说明的规范都是社会资本。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能够促进群体内的合作。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1996）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将在社会或群体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并认为社会的经济繁荣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的信任程度的高低。格鲁特尔特（Grootaerl）等人认为，“社会资本建立了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导致了交易成本的下降”。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信任关系的产生是在组织或个人随着对彼此行为的观察和了解而逐渐形成的。信任至少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建立起来：第一种是基于法律法规的信任，也可以理解为建立在正式合约基础之上的信任；第二种是基于道德规范和对做正确的事情的认同的信任；第三种是基于非正式网络，如家庭、亲戚朋友、同学等。社会资本的关键特性就在于信任的传递:A信任C是由于A信任B，而B信任C，这样更大的网络关系就可以通过总体的信任水平来表现，而不需要每个成员之间的亲密接触。在组织间合作的不同形式中，信任关系的建立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合作效信任关系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于创新中的合作行为非常重要，信任减少了不确定性，它可以作为主体自身的延伸，增强了主体行动的有效性。在一个群体中，如果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并值得信任，那么这一群体就会比另一个成员之间缺乏信任的群体有能力多做更多的事情。信任与合作紧密相联的。在一个组织中，相互信任的程度越高，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经济行为中，权力、市场和信任一起作为促成和维系合作的三种机制。信任程度和“信任半径(radius of trust)”①可以影响集群成员的合作范围、合作深度、合作方式、合作效率。

信任是产业集群地方网络形成和运作的基础，是结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的重要纽带。信任对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来说是独特的社会资本，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成员获得集群性租金的核心要素, 是培育集群内成员之间关系的粘合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存在着紧密的合作机制，企业间、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间围绕生产、营销、研发的多元、重复的合作关系提升了行为主体间的强度，促进了区域成员高信任度的产生。我们可以用图9来形象地演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组织间信任的产生。A、C是两个企业，D、E、F是A、C的供应商，其中E是共同的供应商，同时A又是B的供应商。假设D可能会对A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而D需要面对来自四方面的制约，从而限制他的机会主义，保持D和A之间的信任关系。

第一，来自交易另一方。由于地理的接近，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D和A面谈沟通机会的增多，也会有共同的理念、价值观，因而双方易在感情的基础上产生人际信任，减少D发生机会主义的概率。这是一种事前预防。一旦发生机会主义，地理接近也使A对容易实施惩罚，方式要比非集群企业多，成本也较低。集群中供应商的集聚使得A能很容易地改变供应商，把订单转给E等其他供应商，转移成本很低。第二，来自其他下游企业方面。如果D实施了欺诈行为，C由于与A地理接近，容易从市场和社区中获得该信息，从而降低对D的评价，对D构成一种市场风险。B作为A的下游企业，因为D的欺诈行为也会影响到B的自身利益，因而B也会对D做出制裁行为，或督促A对D实施制裁。第三，来自竞争对手方面。如果该事件发生，E和F作为D的竞争对手也较容易得到这个事件的信息，他们会很积极地将这一信息传播给C，影响C对D的评价，以期从C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和市场中的有利地位。并且，E和F也会从D的事件中引以为戒，主动实施诚信自律。第四，来自上游企业方面。D的欺诈行为会影响他的声誉，D的供应商G也可能在A、E、F等的要求或怂恿下，停止对D的供应，转向对E或F供应。总之，在产业集群网络组织下，来自多方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会对行为者产生较大的制约力，使机会主义的最终后果是使企业的经济利益、社会声誉都大为损坏。因而在产业集群中，信任实际上不是社会机制对行为者经济理性的制约，严格地讲是对行为者短期经济理性的制约，诚信自律才会获得长期利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曾言:没有任何东西比信任更具有重大的使用价值。企业中的每一项交易话动都包含有信任要素，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在充满信任的氛围下, 网络成员之间可以更加自由的交换知识, 因为决策者不会认为他们必须防范机会主义行为。马克•格兰诺维特在他主持的研究项目报告里《硅谷社会关系网络》里将“社会关系网络”定义为“由社会关系或某一特殊类型的链接联系起来的一些节点和行为者（个人和组织）。两个行为者之间的链或关系既有紧密程度也有具体内容。内容可能包括信息、建议或友谊，共同利益或成员资格，通常还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在硅谷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链的信任程度是关键。社会关系网络的两个方面影响信任。一是‘关系的’——必须利用这一链的特定历史，它能使行为者之间相互依赖。二是‘结构的’——某些网络结构比其他网络结构更容易使人们建立信任关系和避免不当行为。例如，具有多方联系的紧密关系网更易把一个人的声誉好坏的信息传播开来。”集群成员之间的信任不随着网络成员信任度的提高, 成员之间知识转移的机会就会提高。当网络成员间的关系嵌入在信任中时, 企业更愿意分享有用的知识。关系嵌入在网络中不仅有利于发展行动者之间的信任关系, 而且能够产生第三方信任, 从而形成信任扩散, 带来社会资本总量增加。

3、规范。人们的理性行动总是在一定规范指导下的行动，规范是人们行动的准则。规范是理性构建之物，是从个人对生产和行为规范必要性的理解中派生出来的规则、范式及制度安排。从社会学发展历程来看，人们对于规范的理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认为规范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制约并控制处于微观水平行动的个人，体现并反映社会系统的特征，而不代表系统内部个别行动者特征，但是，它为解释特定社会系统中的个人行动提供了便利。这样，规范就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变迁。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规范是行动原则的基础，把社会规范作为自己行动的准绳，个人依据社会规范行动，因此，“规范就成了解释个人行动的理论”①。规范是社会认定的、对各种行动进行控制的权利，它“不是由行动者掌握而是由行动者之外的其他人掌握”②。 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为人们指明了什么样的行动符合传统或正确的。它是人们有意创造的，其实施常常伴有各种赏罚措施。如果规范为人们所遵守，他们将获益；如果人们违背规范，他们将受到伤害。规范通过奖励大公无私的行动，惩罚自私自利的行动，并要求个体放弃自我利益而按公共利益行事，来约束个人行动，从而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因此，规范存在的唯一条件就是行动者之外的其他人拥有影响行动者行动的权利。在对大量社会事实分析基础上，詹姆斯·科尔曼对规范进行了分类。在他看来，规范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相对应的类型：一是禁止性规范与指令性规范。某些规范限制甚至禁止人们采取某种焦点行动，在系统内部这种规范提供了否定性反馈；而有些规范，如以色列人每天到教堂做祈祷的规范等，则是鼓励或者命令人们从事某种焦点行动，这类规范则属指令性规范，它则提供了肯定性反馈。当然，如果行动只存在两种可能，这些规范既是禁止性也是指令性的。二是共同性规范与分离性规范。科尔曼认为，“共同性规范是指每个行动者既是规范的收益者又是目标行动者”①，也就是规范的收益者与目标行动者同为一个人，人们既从规范的实施中又从未加限制的焦点行动中获得好处。而分离性规范则是指两者相分离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行动系统中收益者不是目标行动者，或者某些目标行动者不是收益者” ②。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共同形成的规范也是社会资本的来源。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规范可以理解为政策、制度与规则。作为社会资本规范的“政策”是特指能改善组织间关系的非强制性政策，如促进集群内组织间合作、互动的政策等。以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为例，分析根植于其中的规范。20世纪80年代以前，印度的大多数产业具有以下特征：局限于不发达的国内市场，规模和复杂性都比较低，公司之间的竞争处于低水平状态，缺乏产业集群和有效的制度支持，软件业需求很小，行业萎缩。转机从1984年甘地政府重点扶持软件业开始，随后印度于1986年颁布《计算机软件出口、发展和培训政策》，广泛鼓励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软件职业培训，包括“走出去”(如出国留学、国外办厂、办研究所)与“放进来”(如国外直接投资、合资办企业等)，直接促进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合资、合作与各种联盟，带动了软件业的巨大发展，尤其是在知识密集的班加罗尔，1991年班加罗尔成为印度第一个软件科技园；1999年印度发布《IT行动计划》，提出成为世界IT超级大国的目标，从各项政策与制度上保障软件产业的优先发展，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度鼓励合作，尤其是与全球知名企业或软件强国合作，如班加罗尔分别与美、中、日、以色列等国签署大量合作开发计划，班加罗尔最著名的软件企业Inosys则与微软、IBM、Intel等企业建立多个合作项目，共图发展。正是这些非强制性政策作为促进合作的社会资本因素，极大地促进了班加罗尔软件集群的发展，造就了今日班加罗尔被誉为“亚洲的硅谷”的世界地位。班加罗尔的软件企业之间互相合作、共同开发软件项目，诚信守约是起码的游戏规则，“追求卓越”的职业精神成为一个工作的原则，这些非强制因素被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奉若神明，引导他们精益求精。规范在无形之中激励或者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使之趋向合作与信任，从而改善班加罗尔软件集群的关系网络，提高了集群的区域竞争力③。

4、信念。信念是指一个人坚信某种观点的正确性，并支配自己行动的个性倾向。J.Nahapict and S. Ghoshal论证道: “共同的战略远景、共同的理解等形式表现的信念，对社会资本的产生起着关键作用” ④。共同的经验和由此产生的共同的信念会通过增进同一关系网络中所有成员的团结观和社区观而有助于社会资本的产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产生往往地缘关系上依赖于科研力量聚集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同时在创建的动机上来自于技术为基础的中小科技企业的创业努力。如硅谷地区，来自于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创办了数千家的高科技公司，而素有“欧洲硅谷”之称的英国剑桥工业园区则集中了大量取自于剑桥大学的科研成果、活跃于各学科前沿的高科技中小企业，这种模式往往是搞技术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拥有相似的教育、社会文化背景、相似的创业经历和创业动机，易于在集群内形成共同认知的价值观和信念。如硅谷地区的鼓励创新、容忍失败、专业忠诚、重视合作的文化。这与Ingehart对社会资本的认识相一致。Ingehart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种诚信和宽容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涌现出大量自愿联合的网络。”

（四）影响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核心能力的社会资本类型

1、群内社会资本和群外社会资本。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群内社会资本是以信任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群内高新技术企业间的合作网络关系，既有供应商、制造商、经销商之间的网络关系，也有高新技术企业与中介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还有高新技术企业与大学、研发机构之间的网络关系以及企业与行业协会之间的网络关系。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群外社会资本是以业务联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群内高新技术企业与群外企业（包括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间的合作网络关系。群内社会资本对增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核心能力比群外社会资本更重要，群内社会资本与群外社会资本是互补性关系。

2、强社会资本和弱社会资本。强社会资本是指产业集群中存在发达而丰富的社会网络关系，弱社会资本是指产业集群集群中存在弱势的社会联系。弱联系是指主体之间比较松散的联系。在强关系为特征的企业网络中，企业间相互熟悉，同质性网络意味着企业所获得的大多数是同质性的信息，信息的有效性难以保证。在这一方面，集群内部网络的多元化及由此提供的弱联系弥补了此种不足。集群与外部的社会网络关系通常以弱联系的形式存在。在集群内部，除了企业间的强关系网络之外，还有企业与中介机构，如行业协会培训机构、咨询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的弱联系网络。这种弱联系网络在集群创新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与各类中介机构的互动及其所组织的各类活动，集群企业突破了内部强关系网络的束缚，使不同社会关系网络相互沟通与合作，实现了跨集群社会团体的交流与联系，有利于获得新的异质性信息。这种稀疏、偶然性的弱联系网络促进了非冗余和最新信息的传播，保证了企业创新所需信息的有效程度。因此，集群外部弱联系是企业获得新技术、新信息的主要途径。根据Hansen（1999）的观点，集群弱联系有助于显性知识溢出，但对缄默知识溢出没有显著影响。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强社会资本和弱社会资本对于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创造和扩散有着不同的影响，强社会资本和非常有利于缄默知识的交流，而弱社会资本更有利于显性知识的交流。那么强社会资本和弱社会资本如何达到平衡呢？从创新的角度出发，决定强社会资本和弱社会资本相对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索是创新的幅度，创新幅度包括激进式和累积式(持续而不断的改进)创新两种。以弱社会资本为主要特征的网络控制较为宽松，有利于获取和采纳外部新的思想和下作方式；以强社会资本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具有很强的内部控制，有利于程序问题的快速解决，增加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稳定性和网络成员的忠诚度。因此不同的强社会资本和弱社会资本结合的网络结构适合具有不同创新幅度的集群网络。

3、正式联系社会资本和非正式联系社会资本。正式联系的社会资本，一类是以双方签订了正式的契约为标志，如通过采购合同建立的联系、通过R&D合作协议建立的联系等；另一类是通过行政隶属关系而存在的，如在我国转轨经济中，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仍然隶属于某级政府部门，企业与其主管部门的这种联系也是一种正式联系的社会资本。从企业的角度看，正式联系的社会资本联系的对象是明确的，一旦形成，相对来说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存在的时间相对较长。非正式联系的社会资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理的接近性，各种企业因为地理接近而集中在一定的区域，有利于创新知识的分享、扩散与传播，它同正式联系的社会资本相比更难以被复制和模仿。非正式联系的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企业的技术人员或经理们的交流以及他们的私人关系。萨克森安妮在考察硅谷在半导体工业方面的创新优势后认为:“在一个技术发展迅速、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这种非正式交流比像行业杂志这种不很及时的传统论坛更有价值。”这种价值实际上就是非正式联系的社会资本的价值，正因为具有这种独特的价值，非正式联系的社会资本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财富》杂志的一位作家在考察硅谷后，曾经写到:“那里的公司之间有一种让人惊诧的合作，……，这种合作源于个人之间的交流，它进一步加强了圣克拉拉的优势地位。”

4、市场性社会资本与非市场性社会资本。市场性社会资本是指集群内组织与集群内外商业组织之间以信任关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合作网络关系。非市场性社会资本是指集群内组织与集群外政府机构或组织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政府机构或组织之间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政府的产业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机群在宏观上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