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自卫队因在印度洋上为美国战舰提供“侵略动力”而臭名卓著，其军国主义尾巴总在二战受害国人民的谩骂声中时隐时现。尽管日本这狭小的岛国富饶美丽，但“右翼”、“侵略”、“鬼子”等极具贬义的辞藻，早已使其容颜凋零，变成丑陋、僵硬的化石。由于曾经的侵略行径，日本难以取得战争受害国的原谅，难以实现“正常国家”的梦想。在众多受害国人心中，日本依然是侵略、膨胀、右翼的代名词。日本对外形象在人们的口水中难以由浊变清，其国内形象亦是无法变得俊朗，仅仅提及日本警察一词，便是右翼中右翼的丑恶化身。
起初，笔者想为日本警察取名“蛆派右翼”。然而，现实中的日本环境优美，几乎无蛆可寻。日本称得上是世界上蟑螂最多的国家，因此，看到日本遍地无事可为、整天盯稍察看华人“外国人登陆证”的日本警察来说，其形象、感觉与蟑螂无异。因此，笔者将日本警察冠以“蟑螂派右翼”之称。日本警察制度是由明治新政府创立，于1871年（明治4年）设置的「逻卒」为日本警察之雏形，1874年设立了作为首都警察的东京警视厅。以后的警察，虽然大多是在国家主导体制之下，由管辖的中央省厅委任权限，但最终还是归由内务省所委任。战后，联合国军废除历来的日本警察制度，1948年另外订定警察法。虽然国家地方警察与自治体警察曾实行过地方分权，但在1954年修正的警察法中订明，把警察厅、警视厅及各道府县的警察统一直至现在。
尽管日本警察有百余年历史，但日本警察制度并未随着社会发展而进化，反而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而趋于原始。在日本，警察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个别警署有办公楼之外，所有警察都在高约3米、面积为10平方米的猪圈大小的水泥窝棚里办公。日本将这一水泥窝棚取名为“交番”，也就是轮流上班、轮流占坑执勤的意思。日本警察尽管无地位、似蟑螂，但他们的着装应该算是贵族装扮。或许由于日本各行业规制森严，在日本的土地上，你无法看到不戴帽子的警察。青一色的蓝制服、蓝帽子，使日本蟑螂警察在懦若鼠辈的平民中，似乎威若泰山。
手电筒、警棍（木棒）、自行车，是日本警察不离左右的办公工具。除在巡逻、追逃时动用警车外，日本全国的警察都是骑自行车工作。谈起日本警察的工作，无非是一人轮番留守水泥窝棚，其他职员骑自行车“逛街”。当然，不要小瞧这个“逛街”。日本警察“逛街”就像饥饿的野狗在冬天里搜寻农家的茅坑，并动用汪精卫“宁可枉杀一千，决不漏掉一个”的狗屎政策。日本警察“逛街”，就是看哪里有人骑自行车没有点灯、看哪辆自行车没有到警察署登陆、看哪个行人外貌像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
由警察察看自行车有无点灯、有无“警察登陆”，可以看得出日本似乎国泰民安、警察无事可作。但同时，也可以看得出日本警察是蟑螂与特务的混合体，他们察看自行车，发现无点灯、无“警察登陆”车主，立刻将其扭送“交番”进行审查，若发现是盗车，会将嫌疑人投身监狱。因此，日本大街上、公园里废旧、废弃的自行车、摩托车遍地都是，很少有人敢去捡。在日本，捡车并使用是违法的。当然，人们将废旧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弃置街头也是违法的。在变态的日本，扔一台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的花费，与买辆新车价钱几乎无异。因此，在日本花上几百元人民币便可买上一台不错的超期服役汽车，但，自购买之日买主已经触犯了日本的变态法律，置身监狱享受并不免费的午餐。
日本警察个个都是右翼的化身，他们骑自行车“工作”目的简单明了：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查清所有外国人的面孔，把违法滞在（签证过期的黑户口）的外国人“赶尽杀绝”。然而，日本警察却对欧美人情有独钟，见到这些日本人认为具有富贵血统的人，日本警察不但不去盘问“登陆证”，还要毕恭毕敬地行上一礼，以佩服其曾经使用原子弹对广岛、长崎、甚至对整个日本的震慑力。不仅如此，自有性功能便会与男人同居的日本女人，终于迎来了叛逆时代，她们比日本警察更会表白：日本男人身材矮小、无“体力”，由于过早“开发”使其在青春早逝的同时迎来“小泉”时代。因此，早在20岁之前，日本女人已经将那些其貌不扬的小男人们的躯体吸干，开始藐视甚至仇视本民族的男人们。日本几度发动膨胀的侵略战争，是因为日本右翼动用的部队里尽是尚存“底气”、未来得及“开发”的少年兵。而今天日本的小男人们比土豆还要贱，早已在刚刚懂事的年龄被那些深受慰安妇熏陶的日本女人们折磨掉了“精神”。于是，20岁以上的日本女人们早已“国际化”，将性爱目标盯上了欧美人、非洲黑人，尽管英语是日本人的弱项，但日本女人看中的是欧美、非洲黑人比日本男人强大的身材和更强大的“精神”。
日本女人“识时务”的前卫观念，可以折射出日本警察的崇洋丑举。因此，日本警察的工作实际上并没有对镇压本国国民犯罪做出什么贡献，而其工作宗旨似乎只是聚焦到“宁可枉杀一千，决不漏掉一个”，赶除欧美人、非洲黑人以外的所有外国人。虽然日本制定了“观光立国”、“研修生（老五）接收”等多种国际化政策，但这些政策为其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动力之后，他们又以最快的速度欲将为日本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外国人赶出国境。这，不由得让人想到所谓的“日本精神”。其实，“日本精神”就是婊子精神；日本警察便是“日本精神”的实施者，也是婊子精神的代表者。近来，日本这种婊子精神还用到了机场、海关，大部分外国人入境者不仅要被按十指指纹，还要被迫接受面目拍照。试想，今天的日本不是婊子是什么？今天日本婊子精神不是右翼是什么？日本的婊子精神不是军国主义是什么？
截至目前，在日本生活、学习、工作有65万华人，人数位居在日外国人前列。因此，加之曾经的战争仇恨，中国人自然是“日本精神”的最大受害者，仅从日本警察的录用制度上便知一、二。据说，在日本警察队伍中，长期以来贯彻着视中文为第一外文的政策，甚至有更多的右翼警察想把中文变成母语。这不是说中文在日本有多高的地位，而是日本警察欲通过对中文的掌握，来发挥排华、反华的右翼婊子精神。日本警察对中文有了一定掌握后，其右翼气焰更为嚣张。比如，一位朋友来电话说，他所居住的楼房虽然只有5个住户，都是中国人。一日，其居住区发生了犯罪事件。次日清晨，当地警察署便动用近20人警力将他所在住宅楼团团围住，并将所有中国人扭送到警察署开始右翼式的调查。其中，阴险狡诈的警察头子在未找到任何华人作案证据后，强迫所有被扭送来的华人按双手掌纹、指纹，并强迫刮几位华人口腔细胞，强行留下DNA资料。当时，几位华人尽管没有犯罪，但被“拷问”得惊慌失措，还哪有气力进行抗议。
由于日本警察扫射式的“外国人登陆证”盘问制度，使得大多在日华人如惊弓之鸟，即便自己堂堂正正地工作和学习，但日本警察随时盘问“外国人登陆证”甚至搜身的右翼婊子措施，为其正常工作和学习带来了极大障碍。未触犯法律的正常工作、学习者尚受此“礼遇”，那些在日本无身份的“黑户口”的生活状况更是窘迫至极。在日本的“黑户口”，以中国、韩国、菲利宾人居多。其实，“黑户口”只是没有合法的居住资格，“黑户口”应该不等于犯罪。只是，日本这个国家变态的规章十分多。比如，公费留学生不允许打工；自费留学生周打工时数不得超过28小时等。日本相关政策限制了诸如留学生等人才的正常打工，而为了弥补其劳力不足却制定了“研修生”制度（其实就是劳务制度），到日本的工厂、农田里“实习”，并美其名曰：“研修生不是工作，只是研修，用人单位为其提供约月6万日元（400人民币）的研修补助。而且，研修生不得打工。”
试想：一周28小时的打工时数能让留学生安心学习和生活吗？每天做十几小时超强的体力劳动，月6万日元的工资（若是正常劳动者，如此劳动强度的月收入应该在40万日元——约3万人民币）能让研修、劳务一族心理平衡吗？说白了，日本的研修生制度就是压榨、强奸；日本对留学生打工时数的限制更是其右翼婊子精神的体现。那么，可想而知，这种种强奸式的变态制度将为在日外国人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怎样的恐慌。于是，仅仅周28小时的打工收入使得大多留学生难以生存，便悄悄地迈进超时打工“犯罪”（不知道在其他国家有没有将超时打工视为犯罪的）行列；部分拼了血本债台高筑（交中介费）来日本研修、劳务者，对日本环境稍有了解后便跳出研修高墙，变成真正的“黑户口”，步入真正的违法打工行列。于是，日本右翼警察便有了打击犯罪、扩招、扩编右翼队伍的理由。
例如，2006年便发生了一起日本警察枪击中国研修生案件：“枥木县警透露，（2006年）6月23日下午5时左右，枥木县鹿沼警署的一名30岁男巡警在西方町真名子路上巡逻，欲对两名形迹可疑的男性进行询问时，其中一人（罗成）欲夺警枪，未遂后逃走，后在该巡警继续追踪时该男子拿起石灯笼顶盖欲砸该巡警，该巡警在向其发出警告后开枪，击中其腹部，因失血过多死亡。和罗成在一起的另外一名在日华人张学华，当天以涉嫌违反出入国管理法(非法滞在)被捕。张学华和罗成一起于2004年4月来到岐阜县研修，今年（2006年）2月，他们离开岐阜县到福岛县的水泥工厂打工。罗成的在留资格到今年（2006年）2月已经到期。张学华供述说：他们之所以逃跑，是怕被强制送还。据悉，案发前一天、即本月（6月）22日，罗成来到西方町，目的是拜托同为四川人的朋友帮忙寻找一份工作。”。
日本所谓的官方数字总是将外国人犯罪丑化得不堪入目。其实，所谓的犯罪者中大多为凭借体力、透支生命的真实劳动者，而真正从事、参与刑事犯罪的外国人并不多见。因此，这些官方数字为日本右翼警察及右翼部门在冬季里搜寻农家茅厕增添了极具诱惑力的气味。于是，日本全国各地街头巷尾的右翼警察更多了，有的右翼警察甚至捡回外籍住户的垃圾，将从垃圾袋里找到的避孕套带回警察署检验DNA。
当然，在工作压力堪称世界最大的日本，日本警察的右翼工作也并不轻松。日本警察机构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轮到上街检查自行车、盘问“外国人登陆证”的警察，不但身份卑微，工资也少得可怜。在日本当警察与应征自卫队员一样，要经过严格的考试，会中、英文者自然具有一定优势。日本警察的整体学历并不高，有很多高中生毕业后为了谋生便加入了警察队伍。一日，笔者在公用电话亭打国际长途，刚刚说了几句，便发现一个年轻的警察在不知不觉间“守候”在电话亭外。笔者当然知道他是听见中文后前来盘问“外国人登陆证”的，自然不去理会，仍不紧不慢地在电话中闲聊。
通完话后，笔者走出电话亭，那位年轻警察便上来盘问：“你是日本人吗？如果不是，请您拿出登陆证”，笔者看对方幼稚且很不专业的样子深觉可笑，并质问道：“难道你们日本警察都不懂得行礼吗？另外，在盘问对方时应该先亮出警察证！再者，你见到所有人都会盘问有无登陆证吗？你们日本警察是否认为所有在日外国人都在犯罪？”小警察听完笔者的反问后，立刻回笔者一礼，并亮出警察证证明身份。笔者对所有日本警察没有好感，但不知不觉见却与这位不懂警察的年轻警察闲聊起来。当然，在日本受到警察盘问时，所有人都有义务予以配合，笔者自然也要掏出相关证件证明自己的清白之身。毕竟，人在屋檐下有时还是要忍耐一些。通过与小警察的闲聊得知，他的工资才十几万日元，几乎是日本人中最低的工资。而且，他的职责是，自晚18时到早6时，要骑自行车在规定的区域内巡逻12小时。虽然他们的工作就是逛街，但要做到风雨无阻也是辛苦了得。
由于日本警察的待遇并不高，加之等级森严，使得那些右翼观念稍轻的年轻警察们满腹抑郁，以至于在看似威严的日本警察队伍中发生了“跳进小学院墙，盗取男童鞋闻气味”、“谎称家人病亡休假”、“为逃避繁重工作用刀自残，以期带病休息”等滑稽的故事。
日本国家在龙席一年几易中上演着“国中无主也运行”的可笑政治游戏；日本国民在与世无争的自私中经营着各自独立的生活；只有日本的右翼警察欲想通过其婊子式的极端努力，来实现日本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军国主义梦想。于是乎，笔者担心：若日本警察的右翼工作方式将所有警察逼到“剖腹请假”、“盗窃男童鞋子”成隐地步的话，日本的“正常国家”梦、军国梦、“大东亚共荣梦”岂不在自制的右翼核武的腐蚀下，走向“不正常灭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