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者应有怎样的责任？
文/潘军强
有人说，历史是一门最残酷的学问。如能真正读懂这句话，也就读懂了人生。
历史似乎有二种，一种写在教科书上，另一种留在所有个人的记忆中，特别是那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异端头脑中。
古人说，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此中有真意，欲辩岂忘言？此中之“灭史”之形式多矣，如焚书、改史、教化、流放、去首……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真理，这是法西斯的说法，而依历史现实察之，谎言重复一遍便成真理，君不见以神圣的名义可干出最灭绝人性的“伟业”。
人的全部尊严便在于思想，思想即一种追求真善美的完整的记忆，而这种记忆之获得离不开语言。
“语言环境对于人的心智的成长是决定性的。语言不仅限定思想的范畴，而且可以改变思想的性质，改变人的情感和良知。”（筱敏）在人类的历史上，用语言的巫术使整个民族失忆，从而丧失理性、丧失人性，这种的历史每天都在重演，正因如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研究哲学时转向语言。用学理语言来讲，即走向解构，从而建立新的历史之真。
面对我们中国的历史，近百年来最杰出的文化历史解构者便是鲁迅。批评
语言由语词、概念所组成，而每个词语概念的凸现自身的存在意义又必须建立在与其它概念、词语的比较之中。贫乏导致死亡，而“渗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
当我们单独面对汉语言时，我们实在分辨不出它的优劣，而当我们沿着语言之源一步步走近时，可以洞察汉语言本身并不单纯，并非一元，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与异族、异国语言文化的碰撞、对话中丰富完善自己。只可惜中国人有历史而无历史感，长期处于时间停止状态，这可能跟地理环境有关，更与中国人的价值信仰有关。
文化生命的密码就在于信仰，简而言之，中国人治人事，西方人治神事。中国人独创了伦文传统，西方人独创了神文传统。中国人一部《论语》治天下，西方人一部《圣经》治天下。
一百多年来，中国被迫现代化的历史已证明，一个开放、健康的社会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又远远超越了传统，成为积极现代化的理智的市民社会。汉语言是中华民族重建信仰的根与源，每个教育者都有责任使其走向多元化、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