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在2008年1月1日新的劳动合同法生效之前，华为公司责令旗下工龄满8年的员工，主动辞职，重新竞聘，近万名华为员工的工龄统统归零。
华为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具有领军地位。其一举一动，皆为公众瞩目。此番断然举措，不可能不引来舆论非议。但有着强大法律专家资源的华为，既是有备而来，显然不会留下什么法律破绽，应无法律风险。道德风险虽难以完全规避，但华为已用较高的经济补偿的形式，换得多数员工的谅解，从而似乎把道德风险也减到了最轻。
趋利避害，用最小化的用工成本获取最大收益，是理性经济人的本能选择。何况华为在这方面并非全无人情味可言。要想据此对华为提出十分有力的指控，似乎是比较困难。但纵然如此，负面效应仍不可小觑：工龄归零的近万名员工，他们的权利确实受到了侵犯，而无论他们是否觉察到，也无论他们是否接受。
资本权力的挥洒自如，和当事员工选择空间的逼仄，惊人的反差就这样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凸显着劳资权利的过度不均衡。凸显这种过度不均衡的是华为，但造成这种过度不均衡的绝非华为。所以，一味责备华为不仅不合情理，也于事无补。最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只在于，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华为们的过度强势？
华为的自由裁量权，无疑与当事员工自主选择的权利此消彼长。也就是说，华为自由裁量权的巨大，是以当事员工自主选择权的急剧萎缩为前提的。
其实，任何单个的劳动者相对资本强权，都处于绝对弱势。正因为如此，文明国家的普遍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劳动者以集体形式，与资方对等博弈。
以华为事件为例，如果当事员工的公民权利有充分保障，那么纵然同意“主动辞职”的当事员工多达99%，这99%的当事员工也无法剥夺剩下1%的当事员工不同意的权利，剩下1%的当事员工仍可以组织起来，与资方谈判的同时，兼向社会申诉，以自己的集体压力和来自社会的舆论压力，迫使资方更多让步，为自己争取更多合法权益。
有经济学家认为，增强劳方的博弈能力，会降低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就不能扩大再生产，最终反而会损害劳方的就业机会。但在今天的中国，显然尚远未出现劳方权利过度的问题。更要看到的是：劳方强了，才能提高工资；民众富了，才会消费；民众消费能力强了，国家经济才会有强劲而持久的动力。
资本也是一种权力。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腐败，公权力如此，资本的权力也不例外，这已为一部世界近代史所印证。要避免公权力为恶，唯有民主一途，即唯有以权利制约权力；要避免资本的权力为恶，也唯有民主一途，即唯有以公民权制约资本强权。
华为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具有领军地位。其一举一动，皆为公众瞩目。此番断然举措，不可能不引来舆论非议。但有着强大法律专家资源的华为，既是有备而来，显然不会留下什么法律破绽，应无法律风险。道德风险虽难以完全规避，但华为已用较高的经济补偿的形式，换得多数员工的谅解，从而似乎把道德风险也减到了最轻。
趋利避害，用最小化的用工成本获取最大收益，是理性经济人的本能选择。何况华为在这方面并非全无人情味可言。要想据此对华为提出十分有力的指控，似乎是比较困难。但纵然如此，负面效应仍不可小觑：工龄归零的近万名员工，他们的权利确实受到了侵犯，而无论他们是否觉察到，也无论他们是否接受。
资本权力的挥洒自如，和当事员工选择空间的逼仄，惊人的反差就这样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凸显着劳资权利的过度不均衡。凸显这种过度不均衡的是华为，但造成这种过度不均衡的绝非华为。所以，一味责备华为不仅不合情理，也于事无补。最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只在于，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华为们的过度强势？
华为的自由裁量权，无疑与当事员工自主选择的权利此消彼长。也就是说，华为自由裁量权的巨大，是以当事员工自主选择权的急剧萎缩为前提的。
其实，任何单个的劳动者相对资本强权，都处于绝对弱势。正因为如此，文明国家的普遍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劳动者以集体形式，与资方对等博弈。
以华为事件为例，如果当事员工的公民权利有充分保障，那么纵然同意“主动辞职”的当事员工多达99%，这99%的当事员工也无法剥夺剩下1%的当事员工不同意的权利，剩下1%的当事员工仍可以组织起来，与资方谈判的同时，兼向社会申诉，以自己的集体压力和来自社会的舆论压力，迫使资方更多让步，为自己争取更多合法权益。
有经济学家认为，增强劳方的博弈能力，会降低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就不能扩大再生产，最终反而会损害劳方的就业机会。但在今天的中国，显然尚远未出现劳方权利过度的问题。更要看到的是：劳方强了，才能提高工资；民众富了，才会消费；民众消费能力强了，国家经济才会有强劲而持久的动力。
资本也是一种权力。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腐败，公权力如此，资本的权力也不例外，这已为一部世界近代史所印证。要避免公权力为恶，唯有民主一途，即唯有以权利制约权力；要避免资本的权力为恶，也唯有民主一途，即唯有以公民权制约资本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