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我的《市民信箱》里，看到《东广早新闻》发给我的一篇报道：
    新华社报道：一对四川籍农民工夫妇的遭遇近日牵动了人们的心：为了保护好打工赚来的１万多元现金，二人从新疆返回四川时多次换乘火车、汽车，丈夫终因精神高度紧张，把汽车上的司乘人员和乘客当成劫匪拔刀相向，造成１死３伤。综观近年来农民工返乡的旅程，因携带现金压力过大或旅途过于疲劳，撕钱、撒钱者有之，跳窗者有之，攻击他人者有之，爬上高塔避劫者有之。这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农民工返乡的路太沉重了。有关方面建议农民工采用汇款方式解决带钱难题。然而，一方面农民工的家乡大多偏僻，银行网点匮乏；另一方面汇款需要交纳一定手续费，多数农民工舍不得。春运越来越近，全国交通运输业又将迎来农民工返乡高峰。如何让农民工放心、舒心地返乡，不仅仅是如何安全把现金带回家的问题，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这篇报道中所说的事情，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许多和农民工赚钱有关的问题；这些现象又让我概括性地想到了一句话：农民工挣钱难，把钱揣到兜里更难，把兜里的钱带回家更是难上加难。
    人们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农民工艰苦的生活环境和艰难地讨薪问题上。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这两者太难，导致了农民工最终拿到钱太不容易，才会出现农民工带钱回家时提心吊胆，精神高度紧张，也才会出现精神紧张到了一定程度，超出了人的承受能力，导致精神出现异常的现象。这种悲惨的结果是前两种悲惨的延续。
    我们曾经看过冯小刚的作品《天下无贼》。那个叫傻根的农民工带钱回乡在火车上的戏剧经历，虽说过于夸张和充满想象，但却起到了漫画那种笑中有味的作用；让我们在这种虚构中，看到了盗贼盛行是对农民工血汗钱的又一种侵蚀。只是影片热映的时候，很多人只注意到了片中大牌明星们的光芒四射和特有的冯氏幽默带给人们的欢笑，而没有过多地去关注农民工归乡途中还需要经历过五关斩六将般的艰难。
    从上面的报道来看，农民工在路上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外力侵害，那么他们怎么会假想有人在侵害他，而把司售人员和乘客当成劫匪，拔刀相向，或是撒钱、跳窗、登高避劫呢？农民工这种物极必反心理的最好诠释，就是我们曾经看到过的一个经典故事“范进中举”。范进渴望通过科举之路改变门庭、光宗耀祖，并倾毕生之精力为之奋斗；他做得太多、想得更多，他把全部的精神支柱和人生意义，都押在了中举这一个支点上；终于，他中举了，这突如其来的喜悦，让他大喜过望，让他本来就绷得太紧的神经，又被狠狠地拉了一下；他承受不了了，他进入了上帝为人类设计的用精神崩溃来保住人体存在的程序，他的精神失常了；人活了下来，可灵魂已经被上帝收走了。
    中举和守钱，表面上看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是，农民工对钱的重视丝毫不亚于范进对举的重视。这可是农民工自己或是全家，一年或是几年奋斗的结果呀！为此，他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住得是简易的、拥挤的、肮脏的的房子；吃得是简单的、粗造的、仅能果腹的食品。风餐露宿的、披星戴月的、当牛作马的、流血流汗的，所有的辛苦不就是为了这点活命的钞票吗？终于得到了这钱，他们怎么会不视之如命、守之高度紧张呢？高兴过了头，会冲垮人的理智；紧张过了头，同样会让精神崩溃。两者都源于之前的太看重了。以前，高考竞争太惨烈，有人在考场里昏倒，也是同样的心理。
    我们不断地看到煤矿在出大事故，把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工活埋在里头。起初，我们会想：难道他们就没有看到前面的兄弟们倒下去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在那暗无天日的小煤窑里，常年累月地工作，是在用命换钱吗？知道，都知道，可是，他们更知道，钱对他们是多么地重要：老人看病要钱，媳妇理家要钱，娃娃上学也要钱；为了这这活命的钱，就顾不了那么多了，能挣到钱，拼就拼了吧。可是，即使是这样玩命挣钱，挣到的血汗钱想装到自己的口从袋里，还是非常地难，难于上青天。
    昨天晚上，我在上视的《七分之一》节目里，看到了一个片子，是讲农民工讨薪的故事。这个话题早就不新鲜了，可是，又到年底了，这个问题又成了农民工提心吊胆的头等大事。一年辛苦到年底，不知工钱在何方。片中讲到了一位浙江籍的农民工，他为上海的一个楼盘做了两年建筑工，可至今，除了每月两百元的基本生活费之外，其余的工钱还没有拿到。这两年里，为了讨钱，他不能回家和家人团聚。他在他干活的那个建筑工地旁边的临时空地上，理出一小块地种菜，一方面平时自己吃，另一方面，也可以拿菜去市场上换两个零钱。老婆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两年不见钱，在老家活不下去了，离家走了。他一方面讨着钱，一方面想着她。他从老乡那儿打听到，老婆还没有跟别人，他太想在这个年底讨到钱了，这样，他就可以回家把老婆再迎回来了；也可以回家看看他日思夜想的三个孩子了。而欠他工钱的人不是别人，是他的亲哥哥。他哥哥当时从别人的转包中包下了这个工程，至今也才拿到了百分之十的工程款，他也在年底拼命地追讨着上家。而这个楼盘还没有竣工，就已经被法院查封了。不断地有农民工包工队进来干活，拿不到钱，中途停下来；也不断地有新的农民工包工队接着进来干，又接着停下来，加入讨薪者的队伍。
    不是农民工们不知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凶险，而是人在特饥的时候，会饥不择食；人在极渴的时候，会饮鸩止渴。现在，出来找活路的农民工那么多，就整个劳务市场来看，活儿和人明显是一种僧多粥少的状况，农民工们还能有多少选择呢？有再强的理智，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当记者问那些后进来的农民工是不是知道这项工程已经被法院查封了的时候，一个农民工的回答很简单：“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干活挣钱。”大家都在抢活干，哪还有挑的余地呀！
    玩命的干活，再拼命的要钱。有很多人还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揣上原本就属于自己的那点微薄的工钱呢。在这样一种劳作环境下，如果有人把挣来的钱终于攥在了自己的手里，能不高度兴奋和过于紧张吗？他会心说：天哪！我终于拿到我的钱了。带着这样得来的钱，再想着电影《天下无贼》讲的故事，在路上，在车上，能不提心吊胆吗？别人的一举一动，都会由于这种紧张而有杯弓蛇影般的敏感。带钱者心说：这不会是来抢我的钱的吧？本身人就劳累了一年了，体弱难支，再呆在拥挤不堪又空气混浊的车厢里，加上精神高度紧张，几十个小时下来，能承受得了吗？大多数人精神没那么脆弱，忍一忍、抗一抗也就熬到家了；少数人精神不够强劲，受不了了，忍不住了，终于，精神夸了，就会出现本文开头所说的新华社报道中的那些场面。
    农民工拿回家点钱可真难！出来找工作，要在春运那样的民工潮中挤出一个立锥之地来，此一难；好容易冲进了城市，要在人山人海的农民工队伍里，揽着活儿，此二难；总算找到了一份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儿，拼死拼活地干，忍受生活和工作的艰辛，此三难；没时间也没钱中途回家，青壮年难有正常的性生活，此四难；好容易熬到了年头，总算有了回家的盼头，却迟迟拿不到工钱，不得不苦熬着、等待着，此五难；终于拿到了钱，千山万水地赶回去，带着这全家的希望和全家的活命钱，能够平安返乡，此六难；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家，能够保证这来之不易的血汗钱，不被假种子、假农药和假化肥商人骗了，此七难。
    农民工的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情，每一个农民工，都涉及到一个家庭和一个家族的利益。农民工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百姓群体，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我时常在想，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也讲法制社会，可对于广大的农民工们来说，那些政治的东西他们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分析和思考，他们更简单、更直接地感受是：怎么样才能在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之后，能够把我应得的工资顺利地拿回去；能够让我拿我的钱，不太吃力、不太艰难、也不太复杂。各级各部门的管理者们可以想一想：农民工们的这个要求是起码的呢还是太高的呢？如果是起码的话，我们又该怎么样各尽其能地满足农民工的这个基本的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