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内斗”学之差异

——我看光华管理学院“何-张”事件

最近，网上又热闹了，起因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11月11日作出的决定：免去何志毅教授的北京大学管理案例中心主任职务；他仍将担任《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但该刊物的主办权将收归光华学院，并由学院一名副院长主管工作。在11月16日，何教授在北大校园内散发“致张维迎的公开信”，把这一行政决定称之为张维迎院长的“打击报复”，并对他个人道德品质攻击。另外，一份署名为“北京大学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全体员工”致校领导的公开信也同时在网上发表，为何志毅的工作评功摆好，并把这一人事变动称之为“破坏”，不符合情理和惯例。以北大的社会知名度，以网络信息的影响力，这一时间即刻引起轩然大波，众说纷纭：北大光华又在“内斗”了。

看何教授的公开信，语调高昂，言辞偏激，他显然被激怒，才表现出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势。信开首为：“张维迎‘院长’：之所以对院长加引号，是因为我认为你不配有资格当光华的院长。”这个说法不妥。管理学院院长是一行政职位，由上级主管部门的任命而生效，就能行使职权。那不是如经济学专家、著名学者等头衔，需有众人的肯定，所以何教授的个人认同无关紧要。只有在“文革”中才会出现那种下级罢免上级，群众组织开除党员党籍的可笑事件。

何教授的公开信最后说：“我为光华有你这样的流氓‘院长’感到耻辱，为学院内部的四分五裂、文化破坏、人心涣散、师资流失、声誉下降感到痛心。”看到此处我忍俊不禁。那一系列的排比句，念起来铿锵有利，在表述上却极不严谨，难以建立起因果关系，这都不像是个学者的言论。而结尾是：“有人劝我向你低一下头，我可以向任何光华的院领导低头，但对于你这个流氓，我绝不低头。”这更是逻辑上的病语，因为张维迎是院长，也就是学院的主要领导。

何志毅教授是先攻击张教授的人品和人格，并以社会舆论为进攻武器。其实，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人们，对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对这种无限上纲上线的做法都不会感到陌生。当然，信中也披露了很多“猛料”，但作为局外人，我们对这些情况无法真正了解，也无从评论。然而，这对整个事件的分析并不是最重要的。

从网上的评论文章看，很多人对何志毅力和张维迎都有一定的了解。在阅读后，我毫不怀疑，何志毅教授极有能力和才气，在杂志和研究中心的发展中是起着骨干作用。我也获知，张维毅教授在中国学术界颇有名气，但人们的贬褒不一，在那些批评声中，有人说他自大、爱斗、甚至说他是假学者。这些说法到底有多大真实性，我并不清楚，不过这也与主题无关。只是，我在西方生活久了，已不习惯国内某些人的讨论方式，动辄上纲上线，把要讨论事情与个人品格挂钩——要战胜对方就要先在人格上把他打到。这些与整个争议性事件都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那么，什么才是相关的呢？

我就先举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例子吧。甚至在莱温斯基事件多年之后，克林顿谈起当年，仍然表现得很激愤。因为那是他政敌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他们先已获得了他与莱温斯基性关系的第一手证据，却并不全部披露,而是有策略地“抄作”：先捅出一点消息，就等着克林顿去否认，诱使他在宣誓之下去作伪证，再把最致命的证据摊出来——婚外情不足以置他于死地，但作伪证就可以。而在当时事件的调查过程中，人们不是去考虑那些整人的人的动机，也没有因克林顿在任期内的贡献，就可将功抵过,网开一面。整个社会关注点是：“他有没有做（Did he do it）？”

那么，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何志毅事件。他个人对研究中心和《北大商业评论》的发展功不可抹，或许他才深感委屈，才绱思づ獠皇侵氐悖煌咸致壑刑岬剿Ｈ笨危ㄉ踔劣猩螮MBA的课，十之有九是由人代课的说法），而他对此指责的辩护也是避免直接回答，不过这也不是重点；张、何两位教授的个人品行、道德和学术成就就更不是重点；我们若是着眼于俩人的个人关系、历史恩怨，甚至是张院长的个人动机等细节，那就只会是永无休止的争执。整个问题的中心在光华学院的指控：何教授擅自改变了《北大商业评论》的主办单位，而行政处理是由此而作出。那么，要作有结果性的讨论，我们就得就事论事，把注意力集中到两点：（1）这一指控是否成立，（2）假如指控成立，这一处分又是否过分、过度。

先看第一点，何教授的公开信没有答复。但从他后来发出对“北大光华说明”的回复来看，他并没有否认这一指控，只是以经营的必要性，为自己作辨解，这或许是真实理由——不过也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然而，一个不辩的事实是“擅自”：他在数次改变主办单位过程中完全绕过了光华管理学院领导。仅就此点，已是一严重错误。何教授提出的另一理由是案例研究中心只是挂靠光华管理学院，但这也难以站住脚。首先，他当初应也清楚，若是挂靠，就要失去很大的控制权，但他仍愿如此，是因为北大光华的牌子的巨大潜在值。我们只要问一简单问题：若非这一挂靠，何教授是否也能有此成就？

让我们再讨论第二点，这一处分是否过分、过度。光华管理学院的决定只是免去他案例管理中心主任的职位，仍然保留他杂志主编的职务，他仍是北大的正教授。所以我认为，这一免职并没有过度、过分，也不是嬖诤谓淌谒频摹笆晡饣龅墓毕妆荒隳ㄉ薄钡慕峁?/FONT>

最后，我想谈一下中西教育制度的差别。常听人说有“内斗”是咱中国人的天性，这话不太正确，“内斗”是人的共性，古今中外皆如此，在知识分子打堆的地方或许更严重，所以才有“文人相轻”的古言。在美国高校内也是斗得厉害，因为有终身教授的制度，在此位者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系里往往是派系林立，斗得厉害。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教授出身，他曾有句格言：“大学内斗[Politics尚有‘内斗’意思] 如此恶毒，恰是因为相关利益太小了（University politics are vicious precisely because the stakes are so small）。我在美国任教十多年，对此太有体会了。有些时候教授们争的还都是很小事情，如休假时间、排的课程时间、电脑设备配置等，甚至是某某背后怎么议论自己的。教授们记性又好，有些陈芝蔴烂事多年后尚是耿耿于怀。一个例子，我学校每年要评选出一个最佳教授（那仅是个荣誉），今年我学院有两个教授被了提名，其中那个更资深者最后落选，他勃然大怒，觉得不公平，还要跑去校领导申诉。

但西方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也为解决冲突建立起必要机制，那就避免了矛盾的激化。比如，假如你觉得受到歧视或不公正待遇，可以诉诸于申诉程序（Grievance Procedure）。你担心会官官相互吗？尚有第三方仲裁的方式，或是由行政、老师和学生的代表共同组成的听证会作裁决。系里还有由教授代表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参与行政管理，如系里有教授人事委员会，他们就招聘、晋升、终身教授评定等向商学院院长提出建议，而这种建议具有很大份量。这种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的最大弊病是行政效率低下，但减少了行政决定的个人色彩。如，我校评选最佳教授那例子，此老教授去吵也没有用，因为那一决定是由此奖项评选委员会的集体产生的，是程序的产物，从而使得他的抱怨成为没有理由的抱怨。

概况起来，我认为，若是就事论事，光华管理学院对何志毅教授的处分不能说是不合理，我也不欣赏他那种挾民意以迫天子，惟恐天下不乱的做法。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高校应该建立起更完善的争执解决的机制，以避免这种两败俱伤的局面重复出现。

刘贤方，美国纽约理工大学（NYIT）商学院院长

2007/11/27 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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