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者阙紫康原载《经济学动态》2000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
◆在反思中成长：西方经济学范式
◆一个经济学“准”范式：描述主义
◆从三大范式看中国经济学的去向
2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学急剧分化的时期。回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嬗变的轨迹，三大经济学范式已经凸现出来；展望未来，三大范式并存发展将是中国经济学演变的基本格局。
一、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
改革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是中国经济学唯一的理论范式，它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是同一的。改革后，传统政治经济学衰落了，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并没有衰落，相反，它挣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的束缚，走上了复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的道路，并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一）遭遇冲击：传统政治经济学
改革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垄断地位（带有很强的政治垄断色彩）。该范式在形成时，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其影响很大，上述两本著作中的教条主义也被移植过来；受极“左”思潮影响，传统政治经济学在后来的发展中，脱胎于其母体的教条主义倾向得以固化和强化。
改革树立了新的、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检验标准，该范式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在一个竞争性的“理论供给市场”上与其他理论打了一场遭遇战。由于其教条主义与此时改革实践的要求相去甚远，加之缺乏有效的短期分析工具，甚至缺乏一整套与“具体”层面上的经济问题相对应的概念、范畴体系，其解释、政策处方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此时的理论需求，传统政治经济学衰落了。
面对危机，传统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两种反应：消极的和积极的。
消极表现的第一种形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理论需求和中国经济学蓬勃发展的事实视而不见，对该范式自身的缺陷不去正视，固守传统政治经济学不放。此举意在保护该范式，但结果只能是将其带入更加难堪的境地。
消极表现的第二种形式：在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延袭旧制，加上一些任意剪裁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描述性材料；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引入一个简写本的西方经济学（其蓝本大多数是新古典综合派）。这种做法对一个理论范式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基本要求的漠视是令人吃惊的。它表面上是积极应对危机，实则比“固守”更为消极：前者至少还要坚守，后者则是拱手投降。
面对危机，积极的做法是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以《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为主要理论依据，以中国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为理论源泉重构政治经济学，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在中国的创新发展。
（二）创新发展的两大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改革开放的实践给予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有力的现实批判，但对它的理论批判在改革开放前即已存在。老一辈经济学家如孙冶方、顾准和卓炯等都曾围绕着“价值规律”问题向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抗争，建国后关于商品生产、按劳分配、所有制、生产劳动、劳动力商品性等问题的大讨论中也都记载下了中国经济学家试图打破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的桎梏，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尝试。只是改革前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工作没能全面展开。
改革提出了紧迫的理论需求，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创造了宽松的学术环境：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创新发展的契机。尽管此时受到了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冲击，但一个业已挣脱教条主义束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仍然展示出了其强大的理论力量和迷人的理论魅力。
概念、范畴体系和分析方法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的标准，也是一个理论范式自我完善的途径。在概念和范畴体系方面，该范式自我发展表现为两个方面：（1）在所有制、所有权、劳动、劳动力、剩余价值、剩余劳动、资本等上进行了激烈的概念之争，以求澄清概念，使讨论能在共同基础上展开。（2）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该范式，以使该范式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如有学者提出了“公本”[2]的概念。
在分析方法方面，（1）重新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在研究中的方法论地位。虽然任何一本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都会宣称自己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研究方法，但在一个教条主义的框架下这两大方法并没有展开的空间。从真理的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开始，到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被人们广泛接受，教条主义逐步被清除出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地位得以重新确立。（2）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在短期分析中也具有意义，有的学者试图为该范式的工具箱中增加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如将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导入该范式中，以促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大范式的对话和互补发展。樊纲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做了“沟通”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尝试，并将其模型化。如果其理论是正确的（在此笔者不对其理论正误本身进行分析），则将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导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顺理成章的事，且“导入”能做到内在逻辑一致。
多方面努力的成果被整合进了两大自成体系的理论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实际上是为理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座标图[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早期关于价值规律的探讨以及市场与计划关系的探讨的进一化深化和系统化，在该理论中上述两个主题已拓展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这一更为全面和深刻的主题。总之，上述两大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支柱，是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科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4]，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在改革后的创新发展。
（三）对该范式进一步发展的几点意见
放弃政治经济学的旧称，而直接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本身是学科的名称，与理论经济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同义的，具有一般性，不足以从名称上区分出一个理论范式。此外，直接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利于将该范式纳入一个更加明确、自觉的发展轨道。
1．准确地为范式的理论功能定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具有的历史洞察力是无可比拟的，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的视角也是独特的，这是该范式的竞争优势所在，应该做为该范式给自己的基本功能定位。至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亚于诺斯等人的新经济史理论；它在资源配置以外的广阔领域中有比西方经济学不逊色的或更有力的分析手段。总之，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廓清范式的边界。
2．贯彻“有机联系”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自身是一个由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和经济学构成的有机整体，不从“有机联系”出发，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卢卡奇、悉尼·胡克和马尔库萨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西方国家成为很有影响的学术思想，与他们从更宽广的视野审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在研究中贯彻了“有机联系”有很大的关系。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以“青年马克思”否定“老年马克思”，贬低恩格斯，以西方的“人性论”歪曲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但其研究方法仍然是值得借鉴的。事实上，当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研究难以深入的原因就在于忽略了这种有机联系。例如，没有人否定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的有机联系，但将马克思主义三大构成部分有机联系起来的纽带是什么？认真回答问题的似乎并不多。（笔者以为是“劳动”，因为科学社会主义讲的是如何消除劳动的异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性体现在其实践观中，而最重要的人类实践就是劳动；辩证法讲得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而劳动正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渠道；《资本论》的中心范畴是资本，而资本与雇佣劳动只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3．进一步系统化已有的研究成果。虽然该范式经过创新发展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但毋须讳言，目前该范式尚无一个足以统领全局的理论框架，这无疑降低了其作为一个理论范式的价值。构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进来，是该范式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笔者以为该范式的成员首先要停止或放弃旷日持久的概念之争，早日达成共识，在一个定义明确的概念体系下将研究资源投向现实问题和理论体系的构建上。虽然笔者的建议在方法论上有“约定主义”的嫌疑，与该范式在概念形成上所要求的“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有出入，但仍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
二、在反思中成长：西方经济学范式
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创新发展外，改革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另外一个重大成就是在许多已有的研究领域中引入了西方经济学方法，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开拓了一些全新的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中国经济学中的西方经济学范式。
（一）中国经济学中的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形成及其发展
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开辟了西学东渐的通道，一个概念、范畴体系健全，分析手段规范和多样化的经济学体系呈现在中国经济学家的面前，在传统政治经济学业已陷入困境时，西方经济学的诱惑是不可抵挡的：很多接受传统政治经济学教育，并已习惯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研究问题的学者转而研究和应用西方经济学；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开始形成，而这些研究领域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野之外的；在一些已有的研究领域，范式转换过程迅速展开。
经过改革后十来年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在九十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中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形成。标志着该范式形成的理论成果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本专著当属《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和《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该范式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的特点。在微观经济学中，1992年以前围绕着价格改革对价格机制问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研究，此后围绕着国企改革的问题展开了企业理论的深入探讨。至于宏观经济学，经济周期和物价水平稳定是二十来年研究的两根主线，以1996年为分水岭这两根主线有不同的侧重点：1996年以前，反通货膨胀和防止经济“过热”以及在“过热”出现后如何“软着陆”是研究的重点；1996年以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反通货紧缩成了新的焦点。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该范式今后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该范式不断扩张其研究领域的同时，它也在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分析工具箱，其途径有两个：（1）将国外经济学研究中的原有成果和已有成果引进。其中九十年代后期博弈论方法的引入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借着纳什等人因发展博弈论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影响，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博弈论方法就开始被中国的经济学家大量应用经济分析中。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张维迎用博弈论方法改写和深化了企业理论的很多方面。在宏观经济学领域，陈学彬的《宏观金融博弈分析》，堪称一部成功应用博弈论方法的力作。（2）自主创新。西方经济学自身在分析方法上存在缺陷，以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分析对象时，其缺陷并不特别明显，而对于中国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来说，其理论适用性受到很大限制。对于缺陷，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做了改进的偿试，如樊纲等人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中做了将制度变量内生化的尝试，以提高西方经济学宏观分析方法在中国的适用性，尽管其努力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但毕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二）对该范式两个批评意见的评价
该范式现在的影响很大，但对其批评意见也不绝于耳。最主要、最有价值的批评有两个：（1）照搬西方经济学，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2）滥用数学方法。
1．关于“照搬西方经济学”
第一种“照搬”论比较肤浅。批评者认为该范式的学者将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他们本国经济时得出的结论和政策主张不加选择地应用于中国。果真如此，自然是食洋不化的“照搬”。事实是，归于该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具有职业道德的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照搬”的强烈偏好，他们在进行分析的假定前提设定时总是在分析方法自身的可操作性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不舍象掉能体现中国经济特点的因素，如前文提到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和《非均衡的中国经济》都是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矛盾出发展开分析的。此外，该范式的很多学者对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持谨慎态度。有学者（胡汝银）在八十年代就指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分析有重大缺陷，[5]主张以供给分析为支点，溶供给分析、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于一炉，建立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6]再说，即使存在食洋不化的“照搬”，也并不能否定该范式，因为“照搬”并不是该范式自身所要求的，一些“照搬”现象的存在只能说明该范式中有人向中国经济学提供了无效的“理论供给”。
第二种“照搬”论较深刻。批评者认为该范式全盘引进、接受和应用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该方法存在缺陷，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该放弃这种方法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改良。这种批评的立论也有欠妥之处。首先，无人讳言西方经济学自身存在缺陷，实际上对该范式最深刻的批判是来自该范式内部的。（例如，对完全竞争市场一般均衡分析中的“瓦尔拉斯叫价者”的嘲笑就主要是来自该范式成员的）。批评者似乎忘了选择只能是一种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行为，离开了约束条件谈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在批评者能提供更好的替代产品前，其批评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其次，改良研究方法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具体国情”，而是研究方法的确存在缺陷。在研究成熟的市场经济时，其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也是存在的；最后，该范式形成时间不长，而一个范式在形成初期的主要任务是稳定，达成共识，逐步廓清边界，而不是盲目扩张。如同库恩所指出的：革命仅仅是科学进步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之一。常规研究，即使是最好的常规研究，也是一种高度收敛的活动，它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从科学教育中获得的一致意见上。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必须同时显示出维持传统和反对偶像崇拜这两方面的性格。[7]对于该范式，当前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收敛”和“维持传统”，而不是“革命”和“反对偶像崇拜”。
2．关于“滥用数学”的批评
对该范式“滥用数学”的批评，笔者是认同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批评意见的正确性仅限于对“滥用”的批评，不能将其引伸为不加区别地反对数学方法的应用。
在西方国家，自萨缪尔森、阿罗和德布鲁以后，数学方法开始全方位地渗透进经济学，出现了经济学数学化的趋势。1968年设立的“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为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早期经济学家使用的数学工具仅限于初等数学（形成于十七世纪初以前）和高等数学（形成于十七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但经济学数学化中，现代数学（其形成以G·康托尔建立集合论为起点）也开始大量进入经济学中。现代数学将数学的抽象和统一的特点发挥到了更高的水平，甚至微积分也难入现代数学的门槛。现代数学满足了经济学家建立内在逻辑一致（统一）的理论体系的欲望，但其代价是经济学理论在形式上更加抽象，因为抽象是追求统一必须支付的成本。面对一个在逻辑上更加完善，但日益抽象的经济学，反对“滥用数学”和“经济学数学化”的批评者是有正当理由的：抽象是理论必要的，但抽象本身不应成为评判一个理论体系的标准。如果在追求抽象程度上不为经济学设立一个界限，经济学的致用之学的定位将受到影响；在逻辑上，经济学家必然会“升华”为数学家，那么还要经济学家与数学家的职业分工，经济学与数学的学科分工干什么？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分析基础》中文版序言中断言，不使用数理经济学方法，是“不能使人超越经济科学的幼儿园的”。[8]笔者以为无止境的经济学数学化只会使经济学在形式上超越“经济科学的幼儿园”，在更为重要的经济思想上它有可能使经济学长期停留在“幼儿园”中，甚至有可能使经济学步入疯人院。
笔者虽然反对滥用数学，反对经济学数学化，但仍然认为将“滥用”的批评用在中国的西方经济学范式上似有不妥。该范式中“滥用数学”者有之，但整体上离“滥用”尚有很大距离，相反是数学方法用得不多，以致于该范式在分析方法上离原汁原味的“西方经济学”尚有很大出入。没有“滥用”数学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数学分析方法的掌握需要该范式学习者付出长周期、艰辛的“前期投入”，由于不同的原因，在当前已经和将要认真完成“前期投入”的人并不多，这使“滥用”数学的经济学论著失去创作者和读者两个基础；第二，中国经济学家一般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只注重纯理论者少，为民请命和学以致用者多。而强调理论的现实意义与数学方法使用的程度存在冲突，要在理论中纳入更多的现实因素往往要放弃数学形式上的完美性。
问题最终会归结到“度”上。一方面，数学方法是必要的，毕竟经济思想的数学模型化非常有利于经济学知识准确地、低成本地积累、交流和传播，而这对一个范式是非常重要的。数学方法也可以为经济分析的展开提供强有力的手段；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中归属于该范式的学者必须为自己确立数学方法使用的界限。数学方法使用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可以划出，提供一个可定量分析的标准也许不可能的，但一个定性分析的界限是可以刻划出来的：经济学家至少不应因为数学形式完美的追求而放弃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尽管该范式的母体——国外的“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学派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数学化，但这不足以成为中国经济学中该范式选择发展路径的标准。当前国外经济学进一步数学化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战后发展的“路径依赖”力量使然，其导向的正确性仍值得怀疑。当前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界的该范式的学者，是该范式在中国的奠基者，他们有责任在为该范式确立发展路径时三思而后行（无论选择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三）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发展前景
展望该范式的发展前景，两个主要因素可以支持乐观的判断。
1．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阶段定位和体制选择两大命题后，如何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哪种理论范式能在这个主题面前具有更强的洞察力，具备更好的政策处方能力，该范式在中国经济学中的影响就会上升，而基本理论功能定位于资源配置问题的西方经济学无疑在这个主题面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2．一个理论范式要获得更大的影响以至于打开上升到主流地位的大门，其必要条件是该理论自身要被广泛地传播，其研究成果要能够不断地积累。由马歇尔开创，经萨缪尔森等人进一步发展，西方经济学已经成功地纳入一个数理分析的框架，虽然该框架存在缺陷，但在这个框架下，定义的明确性，分析方法的规范性都是极其有利于经济学知识的传播和积累的。无论其传播的知识是否正确，思想是否深刻，其影响扩大是必然的结果。[9]
展望该范式的前景，在纯粹的基础理论方面，该范式离其“母体”——国外的“西方”经济学——还会有相当大的差距，难以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但这不值得悲观，毕竟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强国富民之学，通过自己的理论促进中国经济腾飞才是中国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10]
三、一个经济学“准”范式：描述主义
如果只有上述两个范式的认定，中国经济学界将有为数众多的研究人员及其理论成果无法归类。为此，笔者提出“描述主义”经济学的概念以使“中国经济学”概念的外延，并将“描述主义”经济学认定为一个与前文论及的两大范式并存的一个经济学理论范式。
（一）对“描述主义”经济学的归纳
该范式的理论特点是：（1）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2）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3）没有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4）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分析中规范分析多于实证分析。
“描述主义”能否成为一个经济学范式，取决于对什么是经济学的判断标准。如果以研究对象来界定，描述主义可以无可争议地归入经济学门下。以研究方法来界定经济学，描述主义能否被认定为经济学取决于不同的人对经济学方法的认同。如果一个人认同加里·贝克尔的观点，认为经济学就是一种方法，具体来说就是三位一体的效用最大化、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分析方法，[11]则描述主义的研究成果将难以成为经济学成果，尽管它们可能研究的是地地道道的经济问题；相反，只要采用了贝克尔的方法，分析犯罪、婚姻等社会现象的研究成果倒可以成为经济学研究成果。笔者以为经济学内部有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差别，但什么是经济学无疑是一个规范的价值判断的问题——笔者不怀疑描述主义的经济学资格。
对经济“科学”进行考察时，在科学的划界标准上笔者没有选择激进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标准，也没有选择折衷的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标准，而是选择了库恩的“范式论”这一相对保守的标准。这一划界标准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笔者会将描述主义认定为“科学”，认定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范式中的一些学者怀疑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实际上与该范式成员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影响有关。依据波普尔的标准，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可检验性和可证伪性是经济理论成为科学的条件。姑且不论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用来衡量经济学是否太残酷，是否是经济学家过于自负（因为按波普尔的标准，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尚且是“软科学”），必须指出的是波普尔提供的也是一个规范的方法论，他试图制定科学家在其研究或发现过程应当遵守的规则，认为只有符合这些规范的科学行为才是合理的[12]。换言之，他们对描述主义的批评是主观的，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但他们的批评无可厚非，甚至批评本身就是该范式廓清自己边界的必要手段。描述主义也可以对西方经济学范式进行批评，同样，批评也是描述主义完善自己的途径。相互批评都是主观的，但促进彼此的进步将是客观的。
虽然笔者将描述主义与前两个范式并列为中国经济学中的三大范式，但由于该范式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概念、范畴体系，在库恩列举的“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比较一致”[13]等方面做得也不够，因而描述主义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科学共同体”[14]。折衷的技术处理方法是将描述主义定性为“准”范式。
（二）描述主义的两大缺陷
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两个重大、甚至是致命的缺陷。
1．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但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只可能是倒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
2．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借用新旧制度经济学的不同命运也许可以说明这点。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因其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将自身与新古典经济学区分开来，同时又因其采用了标准的新古典分析方法而将自身与以康芒斯、凡勃伦和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区分开来。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分析方法引入是这一研究制度的经济学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有利于新制度经济学自身知识的积累。至于旧制度经济学，其影响已经消失殆尽，甚至新制度经济学也不承认其与旧制度经济学有多少理论上的传承关系。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它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其发展的连续性成了问题。
（三）描述主义的前景
尽管描述主义作为一个理论范式存在两大缺陷，而且主流范式的学者对其学术地位的评价不高，但基于两方面原因，其发展前景仍然是乐观的。
1．描述主义具有无可否定的现实意义
在三大范式中，以形式上的抽象程度看，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抽象程度最高，因其采用了一个抽象的数理分析框架；以对经济本质问题的抽象程度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抽象程度最高，比如，该范式中利润、利息和地租被进一步抽象为剩余价值，而西方经济学范式只停留在表象上考察问题。但是，无论是哪种划分标准，描述主义都是抽象程度最低的。
抽象程度低不利于一个理论范式自身的稳定，因为它在面对冲击时缺少“保护带”。但是这并不影响其实用价值，相反，由于抽象程度低，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它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比较简单。此外，如果我们从经济理论为决策提供参考或指导的角度看，内在逻辑一致性是理论所强调的，而影响决策效果的因素很多，其所依据的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换言之，描述主义作为一个理论范式的缺陷并不能限制其实用性，在此基础上，其分析问题舍象掉的现实因素少等特点倒有可能使其对现实决策的参考与指导意义更大。
2．中国经济学的“国民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直觉，轻理性；有异常早熟的辩证法，却没有像样的形式逻辑和理论实证方法[15]；长于描述，疏于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我们有一个个“思潮”，但罕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古代哲学也是这样）。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形成的这种思维方式，姑且不论其是否有必要改变，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是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改变的。只要认可经济学的探索需要思维，就不能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排除在分析中国经济学前景的视野之外。中国人的特有思维方式在理论的供给和理论的需求两个方面都为描述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事实上，即使在很多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学者的学术作品中也可以发现其带有明显的描述主义的特点。这也许可以算作经济学的“国民性”。
四、从三大范式看中国经济学的去向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是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学者的观点不一样，但立论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愿：试图建立单一范式的中国经济学。
笔者以为中国经济学单一范式的格局不可能出现。中国经济学长期内将是三大范式并存的局面。两个基本事实将支持“并存”局面：（1）三大范式各有其长处和缺陷，都具有特定的理论适用性；（2）经济问题自身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经济理论需求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
三大范式之间存在互动，“取长补短”的可能性是有的。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那里，也可以看到这种互动。比如早期的熊彼特和当代的阿马蒂亚·森，从其学术背景看，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从其理论看，影响也能体现出来。中国的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学者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更加明显。
但是，笔者认为更值得强调的是三大范式的分野。综合三大范式以创立独特的“中国经济学”一来没有可能性，二来没有必要性。就可能性而言，三大范式的理论出发点，基本的分析方法是难以沟通的，在不改变各个范式的基本特性的条件下，综合是没有空间的。就必要性而言，三大范式的理论分工是正常的，为什么要放弃分工呢？
但无论是哪个范式，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共同方向是不断提高学术质量。张曙光先生多年来倡导的“学术规范”是值得学界同仁们积极响应的，因为它是提高中国经济学学术质量的关键。同时，遵守“学术纪律、学术传承、学术道德、学术秩序”，“尊重知识发明的科学态度，恪守学术创作的基本要素和基本体例等”[16]对于一个理论范式自身的形成和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学术规范”将使范式或说“科学共同体”自身难以存在。“学术规范”对于中国经济学中的三大范式都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可以说，遵守“学术规范”的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三大范式未来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经济学中的地位。
[1]本文合作者阙紫康。
[2]马仁典《公本论：社会主义公本阶段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
[3]冒天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载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4]张卓元《中国经济理论50年论争与发展总揽》，载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5]胡汝银：《供给分析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研究》1987年第11期。
[6]胡汝银：《低效率经济学：集权体制理论的重新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7]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8]P·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中文版序言，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
[9]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0]邹东涛《十字路口上的中国：问题·探索·艰难的选择》，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
[11]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3]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14]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墨子》较多地涉及到逻辑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其后继无人，以至于出现了“墨经失传”。
[15]一般情况下，库恩的“范式”与“科学共同体”是等同的。
[16]张曙光《立足本土，走向世界——1998年中国经济学述评》，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
◆在反思中成长：西方经济学范式
◆一个经济学“准”范式：描述主义
◆从三大范式看中国经济学的去向
2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学急剧分化的时期。回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嬗变的轨迹，三大经济学范式已经凸现出来；展望未来，三大范式并存发展将是中国经济学演变的基本格局。
一、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
改革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是中国经济学唯一的理论范式，它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是同一的。改革后，传统政治经济学衰落了，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并没有衰落，相反，它挣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的束缚，走上了复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的道路，并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一）遭遇冲击：传统政治经济学
改革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垄断地位（带有很强的政治垄断色彩）。该范式在形成时，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其影响很大，上述两本著作中的教条主义也被移植过来；受极“左”思潮影响，传统政治经济学在后来的发展中，脱胎于其母体的教条主义倾向得以固化和强化。
改革树立了新的、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检验标准，该范式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在一个竞争性的“理论供给市场”上与其他理论打了一场遭遇战。由于其教条主义与此时改革实践的要求相去甚远，加之缺乏有效的短期分析工具，甚至缺乏一整套与“具体”层面上的经济问题相对应的概念、范畴体系，其解释、政策处方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此时的理论需求，传统政治经济学衰落了。
面对危机，传统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两种反应：消极的和积极的。
消极表现的第一种形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理论需求和中国经济学蓬勃发展的事实视而不见，对该范式自身的缺陷不去正视，固守传统政治经济学不放。此举意在保护该范式，但结果只能是将其带入更加难堪的境地。
消极表现的第二种形式：在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延袭旧制，加上一些任意剪裁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描述性材料；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引入一个简写本的西方经济学（其蓝本大多数是新古典综合派）。这种做法对一个理论范式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基本要求的漠视是令人吃惊的。它表面上是积极应对危机，实则比“固守”更为消极：前者至少还要坚守，后者则是拱手投降。
面对危机，积极的做法是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以《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为主要理论依据，以中国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为理论源泉重构政治经济学，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在中国的创新发展。
（二）创新发展的两大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改革开放的实践给予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有力的现实批判，但对它的理论批判在改革开放前即已存在。老一辈经济学家如孙冶方、顾准和卓炯等都曾围绕着“价值规律”问题向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抗争，建国后关于商品生产、按劳分配、所有制、生产劳动、劳动力商品性等问题的大讨论中也都记载下了中国经济学家试图打破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的桎梏，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尝试。只是改革前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工作没能全面展开。
改革提出了紧迫的理论需求，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创造了宽松的学术环境：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创新发展的契机。尽管此时受到了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冲击，但一个业已挣脱教条主义束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仍然展示出了其强大的理论力量和迷人的理论魅力。
概念、范畴体系和分析方法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的标准，也是一个理论范式自我完善的途径。在概念和范畴体系方面，该范式自我发展表现为两个方面：（1）在所有制、所有权、劳动、劳动力、剩余价值、剩余劳动、资本等上进行了激烈的概念之争，以求澄清概念，使讨论能在共同基础上展开。（2）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该范式，以使该范式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如有学者提出了“公本”[2]的概念。
在分析方法方面，（1）重新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在研究中的方法论地位。虽然任何一本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都会宣称自己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研究方法，但在一个教条主义的框架下这两大方法并没有展开的空间。从真理的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开始，到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被人们广泛接受，教条主义逐步被清除出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地位得以重新确立。（2）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在短期分析中也具有意义，有的学者试图为该范式的工具箱中增加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如将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导入该范式中，以促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大范式的对话和互补发展。樊纲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做了“沟通”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尝试，并将其模型化。如果其理论是正确的（在此笔者不对其理论正误本身进行分析），则将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导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顺理成章的事，且“导入”能做到内在逻辑一致。
多方面努力的成果被整合进了两大自成体系的理论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实际上是为理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座标图[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早期关于价值规律的探讨以及市场与计划关系的探讨的进一化深化和系统化，在该理论中上述两个主题已拓展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这一更为全面和深刻的主题。总之，上述两大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支柱，是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科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4]，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在改革后的创新发展。
（三）对该范式进一步发展的几点意见
放弃政治经济学的旧称，而直接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本身是学科的名称，与理论经济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同义的，具有一般性，不足以从名称上区分出一个理论范式。此外，直接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利于将该范式纳入一个更加明确、自觉的发展轨道。
1．准确地为范式的理论功能定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具有的历史洞察力是无可比拟的，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的视角也是独特的，这是该范式的竞争优势所在，应该做为该范式给自己的基本功能定位。至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亚于诺斯等人的新经济史理论；它在资源配置以外的广阔领域中有比西方经济学不逊色的或更有力的分析手段。总之，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廓清范式的边界。
2．贯彻“有机联系”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自身是一个由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和经济学构成的有机整体，不从“有机联系”出发，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卢卡奇、悉尼·胡克和马尔库萨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西方国家成为很有影响的学术思想，与他们从更宽广的视野审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在研究中贯彻了“有机联系”有很大的关系。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以“青年马克思”否定“老年马克思”，贬低恩格斯，以西方的“人性论”歪曲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但其研究方法仍然是值得借鉴的。事实上，当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研究难以深入的原因就在于忽略了这种有机联系。例如，没有人否定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的有机联系，但将马克思主义三大构成部分有机联系起来的纽带是什么？认真回答问题的似乎并不多。（笔者以为是“劳动”，因为科学社会主义讲的是如何消除劳动的异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性体现在其实践观中，而最重要的人类实践就是劳动；辩证法讲得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而劳动正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渠道；《资本论》的中心范畴是资本，而资本与雇佣劳动只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3．进一步系统化已有的研究成果。虽然该范式经过创新发展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但毋须讳言，目前该范式尚无一个足以统领全局的理论框架，这无疑降低了其作为一个理论范式的价值。构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进来，是该范式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笔者以为该范式的成员首先要停止或放弃旷日持久的概念之争，早日达成共识，在一个定义明确的概念体系下将研究资源投向现实问题和理论体系的构建上。虽然笔者的建议在方法论上有“约定主义”的嫌疑，与该范式在概念形成上所要求的“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有出入，但仍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
二、在反思中成长：西方经济学范式
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创新发展外，改革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另外一个重大成就是在许多已有的研究领域中引入了西方经济学方法，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开拓了一些全新的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中国经济学中的西方经济学范式。
（一）中国经济学中的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形成及其发展
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开辟了西学东渐的通道，一个概念、范畴体系健全，分析手段规范和多样化的经济学体系呈现在中国经济学家的面前，在传统政治经济学业已陷入困境时，西方经济学的诱惑是不可抵挡的：很多接受传统政治经济学教育，并已习惯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研究问题的学者转而研究和应用西方经济学；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开始形成，而这些研究领域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野之外的；在一些已有的研究领域，范式转换过程迅速展开。
经过改革后十来年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在九十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中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形成。标志着该范式形成的理论成果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本专著当属《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和《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该范式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的特点。在微观经济学中，1992年以前围绕着价格改革对价格机制问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研究，此后围绕着国企改革的问题展开了企业理论的深入探讨。至于宏观经济学，经济周期和物价水平稳定是二十来年研究的两根主线，以1996年为分水岭这两根主线有不同的侧重点：1996年以前，反通货膨胀和防止经济“过热”以及在“过热”出现后如何“软着陆”是研究的重点；1996年以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反通货紧缩成了新的焦点。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该范式今后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该范式不断扩张其研究领域的同时，它也在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分析工具箱，其途径有两个：（1）将国外经济学研究中的原有成果和已有成果引进。其中九十年代后期博弈论方法的引入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借着纳什等人因发展博弈论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影响，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博弈论方法就开始被中国的经济学家大量应用经济分析中。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张维迎用博弈论方法改写和深化了企业理论的很多方面。在宏观经济学领域，陈学彬的《宏观金融博弈分析》，堪称一部成功应用博弈论方法的力作。（2）自主创新。西方经济学自身在分析方法上存在缺陷，以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分析对象时，其缺陷并不特别明显，而对于中国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来说，其理论适用性受到很大限制。对于缺陷，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做了改进的偿试，如樊纲等人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中做了将制度变量内生化的尝试，以提高西方经济学宏观分析方法在中国的适用性，尽管其努力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但毕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二）对该范式两个批评意见的评价
该范式现在的影响很大，但对其批评意见也不绝于耳。最主要、最有价值的批评有两个：（1）照搬西方经济学，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2）滥用数学方法。
1．关于“照搬西方经济学”
第一种“照搬”论比较肤浅。批评者认为该范式的学者将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他们本国经济时得出的结论和政策主张不加选择地应用于中国。果真如此，自然是食洋不化的“照搬”。事实是，归于该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具有职业道德的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照搬”的强烈偏好，他们在进行分析的假定前提设定时总是在分析方法自身的可操作性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不舍象掉能体现中国经济特点的因素，如前文提到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和《非均衡的中国经济》都是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矛盾出发展开分析的。此外，该范式的很多学者对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持谨慎态度。有学者（胡汝银）在八十年代就指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分析有重大缺陷，[5]主张以供给分析为支点，溶供给分析、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于一炉，建立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6]再说，即使存在食洋不化的“照搬”，也并不能否定该范式，因为“照搬”并不是该范式自身所要求的，一些“照搬”现象的存在只能说明该范式中有人向中国经济学提供了无效的“理论供给”。
第二种“照搬”论较深刻。批评者认为该范式全盘引进、接受和应用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该方法存在缺陷，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该放弃这种方法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改良。这种批评的立论也有欠妥之处。首先，无人讳言西方经济学自身存在缺陷，实际上对该范式最深刻的批判是来自该范式内部的。（例如，对完全竞争市场一般均衡分析中的“瓦尔拉斯叫价者”的嘲笑就主要是来自该范式成员的）。批评者似乎忘了选择只能是一种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行为，离开了约束条件谈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在批评者能提供更好的替代产品前，其批评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其次，改良研究方法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具体国情”，而是研究方法的确存在缺陷。在研究成熟的市场经济时，其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也是存在的；最后，该范式形成时间不长，而一个范式在形成初期的主要任务是稳定，达成共识，逐步廓清边界，而不是盲目扩张。如同库恩所指出的：革命仅仅是科学进步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之一。常规研究，即使是最好的常规研究，也是一种高度收敛的活动，它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从科学教育中获得的一致意见上。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必须同时显示出维持传统和反对偶像崇拜这两方面的性格。[7]对于该范式，当前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收敛”和“维持传统”，而不是“革命”和“反对偶像崇拜”。
2．关于“滥用数学”的批评
对该范式“滥用数学”的批评，笔者是认同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批评意见的正确性仅限于对“滥用”的批评，不能将其引伸为不加区别地反对数学方法的应用。
在西方国家，自萨缪尔森、阿罗和德布鲁以后，数学方法开始全方位地渗透进经济学，出现了经济学数学化的趋势。1968年设立的“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为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早期经济学家使用的数学工具仅限于初等数学（形成于十七世纪初以前）和高等数学（形成于十七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但经济学数学化中，现代数学（其形成以G·康托尔建立集合论为起点）也开始大量进入经济学中。现代数学将数学的抽象和统一的特点发挥到了更高的水平，甚至微积分也难入现代数学的门槛。现代数学满足了经济学家建立内在逻辑一致（统一）的理论体系的欲望，但其代价是经济学理论在形式上更加抽象，因为抽象是追求统一必须支付的成本。面对一个在逻辑上更加完善，但日益抽象的经济学，反对“滥用数学”和“经济学数学化”的批评者是有正当理由的：抽象是理论必要的，但抽象本身不应成为评判一个理论体系的标准。如果在追求抽象程度上不为经济学设立一个界限，经济学的致用之学的定位将受到影响；在逻辑上，经济学家必然会“升华”为数学家，那么还要经济学家与数学家的职业分工，经济学与数学的学科分工干什么？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分析基础》中文版序言中断言，不使用数理经济学方法，是“不能使人超越经济科学的幼儿园的”。[8]笔者以为无止境的经济学数学化只会使经济学在形式上超越“经济科学的幼儿园”，在更为重要的经济思想上它有可能使经济学长期停留在“幼儿园”中，甚至有可能使经济学步入疯人院。
笔者虽然反对滥用数学，反对经济学数学化，但仍然认为将“滥用”的批评用在中国的西方经济学范式上似有不妥。该范式中“滥用数学”者有之，但整体上离“滥用”尚有很大距离，相反是数学方法用得不多，以致于该范式在分析方法上离原汁原味的“西方经济学”尚有很大出入。没有“滥用”数学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数学分析方法的掌握需要该范式学习者付出长周期、艰辛的“前期投入”，由于不同的原因，在当前已经和将要认真完成“前期投入”的人并不多，这使“滥用”数学的经济学论著失去创作者和读者两个基础；第二，中国经济学家一般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只注重纯理论者少，为民请命和学以致用者多。而强调理论的现实意义与数学方法使用的程度存在冲突，要在理论中纳入更多的现实因素往往要放弃数学形式上的完美性。
问题最终会归结到“度”上。一方面，数学方法是必要的，毕竟经济思想的数学模型化非常有利于经济学知识准确地、低成本地积累、交流和传播，而这对一个范式是非常重要的。数学方法也可以为经济分析的展开提供强有力的手段；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中归属于该范式的学者必须为自己确立数学方法使用的界限。数学方法使用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可以划出，提供一个可定量分析的标准也许不可能的，但一个定性分析的界限是可以刻划出来的：经济学家至少不应因为数学形式完美的追求而放弃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尽管该范式的母体——国外的“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学派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数学化，但这不足以成为中国经济学中该范式选择发展路径的标准。当前国外经济学进一步数学化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战后发展的“路径依赖”力量使然，其导向的正确性仍值得怀疑。当前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界的该范式的学者，是该范式在中国的奠基者，他们有责任在为该范式确立发展路径时三思而后行（无论选择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三）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发展前景
展望该范式的发展前景，两个主要因素可以支持乐观的判断。
1．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阶段定位和体制选择两大命题后，如何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哪种理论范式能在这个主题面前具有更强的洞察力，具备更好的政策处方能力，该范式在中国经济学中的影响就会上升，而基本理论功能定位于资源配置问题的西方经济学无疑在这个主题面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2．一个理论范式要获得更大的影响以至于打开上升到主流地位的大门，其必要条件是该理论自身要被广泛地传播，其研究成果要能够不断地积累。由马歇尔开创，经萨缪尔森等人进一步发展，西方经济学已经成功地纳入一个数理分析的框架，虽然该框架存在缺陷，但在这个框架下，定义的明确性，分析方法的规范性都是极其有利于经济学知识的传播和积累的。无论其传播的知识是否正确，思想是否深刻，其影响扩大是必然的结果。[9]
展望该范式的前景，在纯粹的基础理论方面，该范式离其“母体”——国外的“西方”经济学——还会有相当大的差距，难以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但这不值得悲观，毕竟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强国富民之学，通过自己的理论促进中国经济腾飞才是中国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10]
三、一个经济学“准”范式：描述主义
如果只有上述两个范式的认定，中国经济学界将有为数众多的研究人员及其理论成果无法归类。为此，笔者提出“描述主义”经济学的概念以使“中国经济学”概念的外延，并将“描述主义”经济学认定为一个与前文论及的两大范式并存的一个经济学理论范式。
（一）对“描述主义”经济学的归纳
该范式的理论特点是：（1）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2）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3）没有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4）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分析中规范分析多于实证分析。
“描述主义”能否成为一个经济学范式，取决于对什么是经济学的判断标准。如果以研究对象来界定，描述主义可以无可争议地归入经济学门下。以研究方法来界定经济学，描述主义能否被认定为经济学取决于不同的人对经济学方法的认同。如果一个人认同加里·贝克尔的观点，认为经济学就是一种方法，具体来说就是三位一体的效用最大化、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分析方法，[11]则描述主义的研究成果将难以成为经济学成果，尽管它们可能研究的是地地道道的经济问题；相反，只要采用了贝克尔的方法，分析犯罪、婚姻等社会现象的研究成果倒可以成为经济学研究成果。笔者以为经济学内部有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差别，但什么是经济学无疑是一个规范的价值判断的问题——笔者不怀疑描述主义的经济学资格。
对经济“科学”进行考察时，在科学的划界标准上笔者没有选择激进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标准，也没有选择折衷的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标准，而是选择了库恩的“范式论”这一相对保守的标准。这一划界标准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笔者会将描述主义认定为“科学”，认定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范式中的一些学者怀疑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实际上与该范式成员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影响有关。依据波普尔的标准，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可检验性和可证伪性是经济理论成为科学的条件。姑且不论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用来衡量经济学是否太残酷，是否是经济学家过于自负（因为按波普尔的标准，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尚且是“软科学”），必须指出的是波普尔提供的也是一个规范的方法论，他试图制定科学家在其研究或发现过程应当遵守的规则，认为只有符合这些规范的科学行为才是合理的[12]。换言之，他们对描述主义的批评是主观的，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但他们的批评无可厚非，甚至批评本身就是该范式廓清自己边界的必要手段。描述主义也可以对西方经济学范式进行批评，同样，批评也是描述主义完善自己的途径。相互批评都是主观的，但促进彼此的进步将是客观的。
虽然笔者将描述主义与前两个范式并列为中国经济学中的三大范式，但由于该范式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概念、范畴体系，在库恩列举的“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比较一致”[13]等方面做得也不够，因而描述主义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科学共同体”[14]。折衷的技术处理方法是将描述主义定性为“准”范式。
（二）描述主义的两大缺陷
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两个重大、甚至是致命的缺陷。
1．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但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只可能是倒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
2．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借用新旧制度经济学的不同命运也许可以说明这点。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因其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将自身与新古典经济学区分开来，同时又因其采用了标准的新古典分析方法而将自身与以康芒斯、凡勃伦和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区分开来。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分析方法引入是这一研究制度的经济学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有利于新制度经济学自身知识的积累。至于旧制度经济学，其影响已经消失殆尽，甚至新制度经济学也不承认其与旧制度经济学有多少理论上的传承关系。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它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其发展的连续性成了问题。
（三）描述主义的前景
尽管描述主义作为一个理论范式存在两大缺陷，而且主流范式的学者对其学术地位的评价不高，但基于两方面原因，其发展前景仍然是乐观的。
1．描述主义具有无可否定的现实意义
在三大范式中，以形式上的抽象程度看，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抽象程度最高，因其采用了一个抽象的数理分析框架；以对经济本质问题的抽象程度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抽象程度最高，比如，该范式中利润、利息和地租被进一步抽象为剩余价值，而西方经济学范式只停留在表象上考察问题。但是，无论是哪种划分标准，描述主义都是抽象程度最低的。
抽象程度低不利于一个理论范式自身的稳定，因为它在面对冲击时缺少“保护带”。但是这并不影响其实用价值，相反，由于抽象程度低，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它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比较简单。此外，如果我们从经济理论为决策提供参考或指导的角度看，内在逻辑一致性是理论所强调的，而影响决策效果的因素很多，其所依据的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换言之，描述主义作为一个理论范式的缺陷并不能限制其实用性，在此基础上，其分析问题舍象掉的现实因素少等特点倒有可能使其对现实决策的参考与指导意义更大。
2．中国经济学的“国民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直觉，轻理性；有异常早熟的辩证法，却没有像样的形式逻辑和理论实证方法[15]；长于描述，疏于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我们有一个个“思潮”，但罕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古代哲学也是这样）。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形成的这种思维方式，姑且不论其是否有必要改变，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是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改变的。只要认可经济学的探索需要思维，就不能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排除在分析中国经济学前景的视野之外。中国人的特有思维方式在理论的供给和理论的需求两个方面都为描述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事实上，即使在很多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学者的学术作品中也可以发现其带有明显的描述主义的特点。这也许可以算作经济学的“国民性”。
四、从三大范式看中国经济学的去向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是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学者的观点不一样，但立论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愿：试图建立单一范式的中国经济学。
笔者以为中国经济学单一范式的格局不可能出现。中国经济学长期内将是三大范式并存的局面。两个基本事实将支持“并存”局面：（1）三大范式各有其长处和缺陷，都具有特定的理论适用性；（2）经济问题自身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经济理论需求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
三大范式之间存在互动，“取长补短”的可能性是有的。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那里，也可以看到这种互动。比如早期的熊彼特和当代的阿马蒂亚·森，从其学术背景看，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从其理论看，影响也能体现出来。中国的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学者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更加明显。
但是，笔者认为更值得强调的是三大范式的分野。综合三大范式以创立独特的“中国经济学”一来没有可能性，二来没有必要性。就可能性而言，三大范式的理论出发点，基本的分析方法是难以沟通的，在不改变各个范式的基本特性的条件下，综合是没有空间的。就必要性而言，三大范式的理论分工是正常的，为什么要放弃分工呢？
但无论是哪个范式，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共同方向是不断提高学术质量。张曙光先生多年来倡导的“学术规范”是值得学界同仁们积极响应的，因为它是提高中国经济学学术质量的关键。同时，遵守“学术纪律、学术传承、学术道德、学术秩序”，“尊重知识发明的科学态度，恪守学术创作的基本要素和基本体例等”[16]对于一个理论范式自身的形成和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学术规范”将使范式或说“科学共同体”自身难以存在。“学术规范”对于中国经济学中的三大范式都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可以说，遵守“学术规范”的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三大范式未来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经济学中的地位。
[1]本文合作者阙紫康。
[2]马仁典《公本论：社会主义公本阶段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
[3]冒天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载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4]张卓元《中国经济理论50年论争与发展总揽》，载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5]胡汝银：《供给分析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研究》1987年第11期。
[6]胡汝银：《低效率经济学：集权体制理论的重新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7]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8]P·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中文版序言，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
[9]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0]邹东涛《十字路口上的中国：问题·探索·艰难的选择》，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
[11]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3]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14]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墨子》较多地涉及到逻辑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其后继无人，以至于出现了“墨经失传”。
[15]一般情况下，库恩的“范式”与“科学共同体”是等同的。
[16]张曙光《立足本土，走向世界——1998年中国经济学述评》，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