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古代天书《尚书》
作者：东方玄（笔名）
《尚书》在先秦的古代叫《书》，后世称为《尚书》。尚者，上也，上古之书。现代的《尚书》共有58篇文章。在先秦时，已经有了定本，孔子已经将它作为给学生上课的教材，《论语·述而》有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那时有多少篇呢？汉代的《纬书》说有3240篇。《汉书·艺文志》记载说，孔子删减成了100篇。孔夫子教学生的应该是个选本。后来，经历秦始皇焚书到汉代，《尚书》分为今文和古文两种。今文在汉代一直作为国家认可的版本，古文只能够在民间传授，其中只有很短的时间被认可。到了曹操的儿子曹丕做了皇帝，古文的版本才得到官方认可而成为官学。稍后的西晋时，今文本失传，古文本仍然存在。到了唐朝时，出了伪古文的《尚书》本（58篇），取代了真古文的学界地位。虽然伪，对于今人来说，也算是古珍了；当然，伪也不是全伪，其中33篇是真品。这个伪本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尚书》的内容涉及到虞夏商周四个朝代。所以，又在归类后分别称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当然，今天的考古只考出了后三个朝代，专家们对于虞朝基本持否定态度，但不知道学富五车的孔夫子为什么要认可虞朝？《尚书》后来成为儒家的六大经典之一。由于它的文字晦涩，非常难懂，加之又是孔圣人亲自担任过主编，中国社会从大内到“大外”，研究者历朝历代非常之多。两汉之间，曾经刮过一阵《尚书》风，有点像“文革”中学毛主席的书，大家都要读（限于知识分子）。因此，靠此书混饭吃的人多如牛毛，据称仅一位汉代大师门下的徒众动辄上万人，两汉大师如云，徒众自然多得数不清；而对于《尚书》的注疏和理解及发挥，其一人之言可著书数十万字，那时还没有发明纸，都是写在竹片上的，不然相关的著述就更不得了。
《尚书》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这得从它的功用说起——它是干嘛使的？虽然，《尚书》的文字生僻，晦涩难解，如果不是专门的研究者，又没有师承，对于古代的人来说，的确很难读懂。也有人故意将自己混饭吃的家伙抬得很高，加大了《尚书》的神秘和玄虚。其实，正如现代的某些专家指出的那样：它只“是一部官方文件的汇编”。当然，是周代及之前的历史文献。按我简单的理解，还应该加上一句话：该文件不是编年性质的，而是中国第一位大编辑孔丘先生有选择、有目的、有思想的汇编了周代前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什么要编这样的书呢？道理其实很简单——给统治者（及其辅助统治的知识分子）准备的用于吸取历史上经验教训、以便有效进行统治工作的一部教科书。现在人不是喜欢编《什么什么实战案例》的书吗？那些编辑们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孔子最先干这样的工作，他编辑出的《尚书》，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帝王统治天下实战案例丛书”，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神秘莫测的所谓“帝王术”丛书。
《尚书》是“帝王术”最初的版本，总结了四代帝王的统治经验，概括出了许多有实战意义的统治方略。正因为它戴有“天下第一”的高帽子，后来的知识分子不但推崇它，还有许多人东施效颦（也可以说是传承和发扬），继续编辑出版了这样的书。当然，大都是知识分子将文献材料加上注疏引证，围绕如何统治天下的主题，编辑并书写给皇帝的统治工具书。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如司马光的编写的《资治通鉴》，和刘安的《淮南子》等。特别是《资治通鉴》，成为汉以后的历代政治人物必读的教科书。现代的许多人（包括一般的老百姓）都有一个深刻印象——认为毛泽东非常了不起——他老人家是最会搞政治斗争的，谁都整不过他老人家。可是你知道吗——《资治通鉴》就是毛老人家的案头卷宗，他不但细读、深读，活学活用，还在书上画圈做标记。前些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就出版过毛老人家的“圈点本《资治通鉴》”。
学习历史能够使统治者变得更加聪明——这种信念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传统之一。中国的圣贤从来都不太喜欢自然科学的历史，而把政治（统治）历史看成天下唯一的科学，因为它对于现实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能够帮助帝王在政治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认识从周代就开始了，统治者有他们这方面的精神财富——就是《尚书》。后来，形成一个传统——颇具中国特色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统治者，无论是封建的（皇帝们）还是半封建的（蒋介石）、无产的（毛）还是半无产的（洪秀全等）、或者是纯粹的农民（朱元璋等），都将这样类型的书，作为自己统治天下的秘方。这样的历史书也曾经承担着包治中国天下的政治类“本草纲目”！ 当然，它对于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文化心理和人格构成起到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作用；这种作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积月累，经年经甲子，如千年发酵的老酒，喝在中国统治者的肚里，扩散到他们的血液中，种植为一种本土统治特质。
举个例子来说吧，《尚书》的开头三篇文章〈尧典〉、〈舜典〉、〈大禹漠〉（前二为真，后一为伪），主要是叙述了中国古代的三位圣贤。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此处摘一段本人所写〈中国帝王术〉文章中的几小段，文中另有详解分析）：
尧说：我所处的朝代——或者时代，称为“唐虞”。唐是我的姓，虞是我接班人的姓。我叫唐尧，他叫虞舜。华夏族的圣贤之君从我开始。我得感谢孔子，是他通过《书》的记载，将我的帝王事迹，隆重推向九州，逐渐面向全球。并且，从中华发祥地的历史上游，将我一直推到了浩瀚中国历史的中下游。我在历史的长河中，跨越无数个朝代，成为众多帝王航船的航标和灯塔。我是榜样，我是楷模，我是中国帝王团队奋勇前进的北斗！
舜说：我是舜，是华夏历史上最伟大的圣贤之君。唐尧时代，圣贤时代，我舜的功劳最高。如果说尧是喜玛拉雅山，我就是珠穆朗玛峰。说实话，尧，他只是开创了事业；禹，他只是承接了过去。只有我，不朽的舜，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发扬光大，登峰造极，完成了圣贤时代的主要丰功伟绩。我治国的秘方，比尧的还要棒。秘方叫：帝王术；其中最精彩的篇章是：赢得美名的流放和不流血的夺权！啊，这与我的个性有关，我天生仁慈，不好杀戮，喜欢玩弄。
禹说：我是大禹。中国大夏王朝的开创者。我姓姒，名禹，字文命，出生高贵。我爷爷是开天辟地的五帝中的颛顼帝，爷爷的爷爷就是华夏始祖的黄帝！我为人聪敏机智，能够吃苦；遵守道德，仁爱可亲，言语可信；说话的声音合乎声律，行为举止合乎规矩，凡事衡量好了再处理；勤勤恳恳，端庄恭敬。我最大的优点是不怕吃苦，最大的压力是父亲治水失败被杀，我承接父业，不改父道，兢兢业业，想做个好人。华夏子子孙孙记得我的功劳是——我会治水。中国家喻户晓知道我的好人好事是——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回！其实，我没有这么简单，也没有这么单纯。我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比治水的小玩意儿要大得多，厉害许多倍。
从我对于三篇文章的理解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尧、舜、禹是帝王的榜样。这个“榜样说”是中国第一主编孔子发明的，但他并不是用论点和论据来证明的，而是采用所谓春秋笔法，用所列实例历史来暗示自己的政治观点。我在理解中，只是将它点穿了而已。孔子在他选编的《尚书》中，着重挑选了两位（或者三位）高大帝王的形象，为后来的中国帝王树立了永远不可超越的、必须加紧学习的光辉榜样。这既是一种政治推崇，又是一种思想方法。中国历史一直到现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树立榜样。他们自己已经有了学习的榜样，当然也要推广到被统治者的头上，于是就有了忠义的关云长，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等等。到了明、清，这样的榜样已经扩展到了妇女头上，贞节牌坊到处都是，烈女烈妇哪里都有。当然，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统治者树立的榜样。
什么人能够成为榜样呢？我们可以从发明人孔子的书《论语》中找到答案。据北京大学某教授的研究（我很接受这个研究），孔子树立的榜样人物中，最高级别的是“圣人”——主要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三位。他们能够成其为榜样，其必要条件是三个：第一，聪明，天生聪明；第二，必须有权，安民济民；第三，死人，必须已经死掉。孔子没有认可自己是圣人，因为他说自己不是圣人的时候还没有死，他死了就不能够说自己是圣人了。那位北大教授还认为：孔子提到了仁人，并且举了六个人的例子，他们是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管仲；仁人就是欲“拿人当人，先拿自己当人，也拿别人当人”的人；他们也有个共同特点，都是孔子时代的死人。我以为这也是一种类型的榜样。也许是受孔子影响，中国统治者不但喜欢树立榜样，还非常喜欢树立死人为榜样。即使是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不能够不遵守这个中国政治历史规律——大约是那类的古书看得多，潜移默化了，毛泽东的一生中，为我们中国人民树立了许多的学习榜样，从张思德到白求恩，从雷锋到王杰，再到刘胡兰和焦裕碌等等，至少可以组成一个党总支了，可惜他们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已经具备理由和有条件成为大家学习的那种“仁人”榜样了。
《尚书》的影响力是如此的巨大和深远，仅仅是“树榜样”的案例，就影响中国统治者几千年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里面的更多的“帝王之术”，必然给中国的统治者带来了更广阔的启迪和暗示；比如搞国情调查，是源于《尚书》；圣明独断，是源于《尚书》；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是源于《尚书》等等。如果我们今天有闲来了解中国的统治者，看他们从第一部“帝王术”中学到了什么？或者换句话说，《尚书》给中国的统治者带来了什么样的暗示？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发现。我以为除了前述之外，还有一条：好大喜功。除了毛泽东，包括其他的一些共产党人，都喜欢搞“宏伟工程”，“天下第一工程”，比如我们的“三峡工程”。还有第三条：喜欢开动员会——这在《尚书》中是受到肯定的，书中有《甘誓》、《汤誓》、《牧誓》，是夏、商、周的开国者，在进行重大活动前举行的“誓师大会”，这一点不用我说，大家在现实社会中熟悉得很吧？当然，对于第四条我们就更熟悉了：中国的统治者喜欢考察，或者说是《尚书》中尧对舜的考察，奠定了中国用人制度的原始基础，以致发展成为一种层层考察的现代干部制度，成了提拔人才的惟一渠道，在今天的体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五条：在政治斗争中，对政治对手要狠，但是不要表面化（暗箱操作），以虚伪为最高境界；同时，对人民要假高举——口头上处处以人民为重。这样的现实，在历朝历代，以及在“文革”中，都是可以找到佐证的。还有很多，在此不能够一一分析了。
大约是统治者早就悟到前因之故，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尚书》的研究。从汉代起就掀起了研究和学习的高潮。西汉宣帝、东汉章帝，皇帝亲下昭书，发起了以《尚书》为重头戏的讲用会，即现在的全国性质的高级别研讨会——知识分子为主体，皇帝老大牵头。东汉12帝中除短命的外，有7位皇帝都是研究《尚书》的高手，按现在的评级标准，大约都可以取得“尚书专业”的博士文凭吧？历朝历代，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以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为重要，宋代的代表作是蔡沈的《书传集》，清代是《尚书今古文注疏》。还有《古文尚书疏证》、《尚书孔传参证》等。在中国的统治者中，大约就是秦始皇不喜欢《尚书》（很快灭亡了），他搞“焚书”时，是将《尚书》也烧了的，而且自以为已经将它烧光了。所以，等到刘邦闹革命成功后，要想找一部治天下的书却找不到了。大概是天意吧，秦二世时，有一名《尚书》博士，姓伏名胜，世人尊称为“伏生”，待天下安定后回山东老家中，发现藏在壁内的《尚书》只残留29篇，就顾不得全不全，开培训班收学生传授起来，以至桃李满天下。伏生活到90多岁时，已到汉文帝时代，刘恒发现有《尚书》存世，立即派出青年官员晁错拜师取经。后来，晁错成为汉代名臣，伏生所传残篇进入汉皇秘库，直到西晋，毁于永嘉之乱。
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可能是注意到西方的相关研究已经进入很深入的程度了，《尚书》的某些方面的功能，已经在历史的进程中渐渐的发生了转变，它的“帝王术”功用逐渐淡化和减弱，降低为一种供学习历史用的原始材料。但是，关于《尚书》的话题还没有完，近现代的研究者中，在下看到了陈梦家的《尚书通论》，分四个部分：通论、专论、讲义、补述，计26万多字。台湾学者高师第去年出了一部书，对《尚书》中的一篇不足二千字的《禹贡》，就写了22万字的研究文章。当然，最厚重的是顾颉刚和刘起釪合著的《尚书校释译论》，洋洋洒洒，四大卷，计140万字。所以，《尚书》从古到今都影响到天下读书人的兴趣，使之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部玄妙之书，即如郑玄所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尚书》，天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