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相对论
浅薄的人动不动就廉价地使用“绝对”、“最”，却不想想“相对”有多么可贵！大师们的文章平易得如同说家常话，“积木论文”却堆满了连他自己也未领会的名词术语。《语言相对论》没有一条高深的定律，只是针对语言学的一些常见误区略加探讨。
一、稳定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
一切语言都是在变化的。词汇的变化最快，只需十年就可以看出来，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流行语，大部分昙花一现，只有少数幸存下来。语音与语法的深化虽然慢，经过五百年还保持稳定不变的语言是极少的。在各国官方语言中，多数是在最近二、三百年内方形成的，或是在文字、语音、语法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土耳其革命后，阿拉伯字母让位给拉丁字母。俄语修改了字母表，标准音有了改变。日语假名用法的改变程度也很大……
谁都希望语言能保持稳定，受过教育的人不太欢迎语文改革。汉字的简化字自古就活在人们的笔下，五、六十年代的简化工作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可不少人不肯采用，以繁体为正体，就像有了火车，还说大马车是正式的“车”，火车名不正言不顺。鲁迅先生主导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奠定了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雄厚坚实的基础，可是当初反对者如同洪水冲击堤防，险恶的情形早已超出了学术范围。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语”与现代的普通话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听一下那时的电影或老唱片，语调明显不一样，听起来怪怪的。“和”这个连词被读成hàn （台湾至今仍有这种读法），并没有字书上的依据。《辞源》注音为：户戈切，平，即hé;胡卧切，去，即hè，普通话改用hé是科学的。白话文先驱们为了丰富汉语的词汇和句法，做了大量探索，如鲁迅先生用过以下句式：
(1) A的B，的C，的D ......
(2) “形容词+的+地”做状语。
(3) 没有……以前。如《未有天才之前》是他演讲的题目。
第（1）、（2）种结构现在没有人用了，二者借自外语，没被普遍接受。第（3）种在逻辑上是不正确的，却一直被普遍使用。藏语就有这个句式。如果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把它作为规定句型，也许迟早会被语法学家正式接受。这些或成功或失败的借鉴与创新，是对现代汉语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比起林琴南破绽百出的文言文来，实在是天壤之别。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大陆的汉语、汉字为标准，港、澳、台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却非要保守，其实那里的人民讲话与大陆一样生动活泼啊！近来他们终于开始学习简化字了。
想让语言一成不变，只有僵化的头脑才可以忍受。古人作文言文，目标是向先秦看齐，可一个活人，怎么会完全说出很久很久以前的早已过时了的语言模式呢？唐代古文家的作品当然含有时代的烙印。如果让孔夫子与朱文公对话，我相信二位是无法交流的。藏文、蒙文作为表音文字，创制时是拼写和发音一致的，然而现在发生了巨变的语音使文字变得难学了。朝鲜文“训民正音”创制才五百多年，无论字母的发音还是正字法都有了较大变化。历史造成的变化是无法抗拒的。不规则的可能变得规则了，原本通行无阻的规律也会被时间的长河冲洗得面目全非。
既然民族语言是注定要变的，就不会有一劳永逸的国际辅助语。国际辅助语是为现实服务的，是活的语言。世界语（Esperanto）靠着不止一代人的不懈努力，顽强地生存下来。它的确比任何民族语言都简单，可还不是最科学的形式，在使用过程中，它应当有变化。“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吕氏春秋》）要是允许改革，它的生命力会更旺盛。事实上这是不许可的。保持稳定是它的准则，却成了不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根本原因。国际辅助语是在乎形式上的长命呢，还是在乎柴门霍夫（Zamenhof）崇高的理想呢？如果错误地选择了与历史规律背道而驰的“稳定”，就会被历史无情地抛弃。初衷再好，方法不正确，也无法到达成功的彼岸。
大同语不是教条。它从语言学宝库中吸取了精华，来到了现实世界，决心在这全球化时代为消除语言障碍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国际辅助语的理想与现实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坦然面对时间造成的变化的客观需要，才能主动地完善自我，与时俱进。
二、语言与方言
语言与方言的界限不是十分明确的。方言是语言的内部变体。因为地域或阶层不同而体现出发音、词汇、语法上的差异。有专家说，古埃及早期语言没有方言差异，是中央集权的结果。这是片面的，现在所见到的古埃及文字，主要是纪念性质的、标记性的作用，后来才有了书面的文学作品，就像甲骨文只是占卜用的语言，不可能反映商代语言的全貌一样。
以一个侧面代替全部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从美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语言现象可以看出，原始人群语言不一定是单一的，而可能是繁难的，邻近村子之间不能交流是不新鲜的。汉语分为七大方言，大部分方言之间难以互相通话，即使在官话方言内部，如山东、山西、甘肃、云南的方言也有各种各样的区别。如果按不能听懂彼此的话划分语言，闽南话、客家话、广东话都有理由作为不同语言，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按地域划分，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的英语有理由作为不同语言，事实不是这样。可在实际研究中，蒙古语的方言在国外就有当作独立语言的做法。乌尔都语与印地语本来有共同的口语，叫印度斯坦语，甘地号召以此为全国通用语，印、巴分治后，这种简明的语言消失了，乌尔都语与印地语的差距在拉大，印度竟没有一种通行全国的本族语。印尼语是从马来语方言发展而成的，印尼语、马来语经过努力，在拼写上趋于统一，虽说词汇的差别无法改变，拼写上的改革必然有助于东南亚的交流与进步。这与印、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汉语的方言称为“话”，不应使用“语”。如闽南话，不能叫闽南语。有些居心叵测的家伙大力鼓吹“台语”，妄图作为幻想中的“台湾”国的“国语”。追星的朋友们上了当，亿口同声地争说“台语”，悲夫！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不论汉族，还是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全是中国人。考古学早已雄辩地证明，高山族是古代东南沿海居民迁往宝岛之后产生的民族，中古以来其他民族的移民根在大陆就更不用说了。闽南话是在东南沿海发展成的，而不是从台湾岛传到福建等地。怎么能本末倒置，把支流说成源头呢？研究语言学的人都知道，真正的“台语”，不在台湾，而在大陆，它的英文是Tai，相当于通常说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在中国包括壮语、布依语、傣语等，在国外分布在泰国、老挝、越南、缅甸、印度等地，是东南亚十分重要的一个语言群。如果让国际语言学界知道台独分子冒用“台语”这个名词，一定会笑掉大牙的！
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方言差异由于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的普及而减少。汉语却不是这样。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比普通话更有人气，以至于专门有人在北方开办教授上海话、广东话的培训班。天津的市区讲一种源于安徽宿州的方言，郊县方言种类繁多，其中静海大部、津南、西青、塘沽、汉沽、大港通行一种接近北京话的方言，可是我们这儿很多人去市区，不是讲普通话，而是讲市区的方言。可能是担心受到歧视。台湾省只用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普及了“国语”，可大陆推广普通话工作收效甚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国际上对方言的消失看作是文化上的损失，采取了记录语言特征，搜集民间文学作品等措施，来建立方言的资料库。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导致方言消失，是普遍现象。中国会是例外吗？
方言是语言的活化石。汉藏语系这一假说，在汉语、藏语的各方言中能找到积极证据。汉语的漫长历史，在各方言中有不同程度的时代印迹，如同地质学上的地层。闽南话保存了大量上古词汇，与先秦古籍一致，表明《尚书》等史书有真实的史官记录，并非全出于后人伪托。日、朝、越语记录的汉语读音具有时代和地域的差异。这在历时研究（不同时代的语言现象的研究）中有重要的价值，比如“人”，在朝语里读“in“，与东北、山东发音一样，日语中读nin,jin等，nin是六朝时期江南的读音（吴音），jin是唐代陕西的读音（汉音）；越语中读rân，与jin是一类；读nhân，是来自南方的读法。研究方言的人如果结合这些有用的资料，视野会更广阔，见解也会更深刻。
怎样对待方言呢？大同语是交流的媒介，不革任何一种民族语言的命！普通话也应当充分发挥全国各族人民交流媒介的作用，方言的命运应当顺其自然。如果方言林立的现状不妨碍国家的繁荣与进步，那么用不着消灭方言，只要讲方言的人别强迫会普通话的人非学方言不可就是可以接受的。地方保护主义与其说是经济现象，不如说是类似封建割据的病态心理。全国一盘旗，消除隔阂，克服方言的阻碍是首要的任务。手段就是：真正普及普通话。
三、语言与文字
民族语都是先有口语，后有文字。没有文字的语言在使用人口方面占少数，但按数量来说占优势。中国确认了56个民族，使用约130种语言、60种文字。景颇族有景颇语和载瓦语，创制了拉丁文字。瑶族使用勉语、布努语、拉珈语，分属不同语支，仅勉语有了拉丁文字。湖南“女书”是只在妇女当中传习的文字，它代表的语言，有人说是汉语，有人说是瑶族的语言……古今的中国文字，有各种类型：图画文字有云南纳西族的东巴图画文字和四川尔苏人的沙巴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有纳西族象形文字和水族的水书；拼音文字最多，如藏文、蒙文、朝文、壮文；部分文字还未破译，如巴蜀图语。有人认为水书、女书可能与甲骨文一样古老。由于汉字的影响，契丹、女真、西夏等仿照汉字造了自己的方块字，朝鲜、日本、越南先用汉字记音，后来造出了自己的文字。一度与汉字混用的朝鲜文是音位字母，至今与汉字并行的日文假名是音节文字。汉字是世界最长寿的文字。
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准确、简便是首要的原则。音位字母无疑是最佳文字。它不但清晰地区分了语流中的每一个音位，而且使用最少的符号，对于学习和使用都很便利。朝鲜颁布文字“训民正音”五百多年来，语音有了明显的改变，字母被修改了，拼写与读法的差异破坏了固有的科学性，但仍不失为一种优秀的文字。汉字形体上的改变有迹可寻，姑且认为这些改变可以不计，而汉字读音的变化可以说大得惊人。如果汉语用拼音文字，现代人一定无法读懂公元前甲骨、竹子、木头等“书写”材料上的汉语了。有人怀疑商代用的语言不是汉语。历史是无情的，再保守的语言，只要在人民口中使用，就免不了变化。冰岛语是欧洲最保守的语言之一，现代人能读懂一千年前的史诗，冰岛语词汇、语法稳定，但发音比起一千年前已有了巨大的变化。近代日语对假名用法的革新是相当巨大的，读音变化是导致改革的一个原因。
一般认为。汉字是表义文字，英文、法文等是表音文字， 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任何一种文字，都是音、形、义三位一体的。没有意义的文字和没有读音的文字不是文字。见汉字知意义，看见英文banana谁不会想到香蕉？古往今来，中国确实有不少文字读不出音来，那是少数人的生造，在字书里行尸走肉，是文字中的累赘。由于时代的推移，有些字已不用了，读古书时让人皱眉，这些字是被时间淘汰的，另当别论。拼音文字按理说应当表音，可英文读音难是举世公认的。希伯来、阿拉伯等字母只表辅音，虽有元音符号，正式文章却省略。你可以用汉语拼音写一句话，去掉其中的元音，就能体会没有元音的拼音文字在多大程度上表音。法语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西班语重音多在倒数第二音节，马其顿语重音在倒数第三个音节，捷克语重音在词首，俄语重音是自由重音——重音位置随词变化而有可能改变。西班牙语对于例外的重音位置加上重音符号。俄语词典和初级课本标重音符号，正式文章却不标。
少年时代，我不止一次地思考：法、德、俄等语言那些词形变化，有的是一套词尾在另一套词尾的基础上变化，这是来自民众的实际应用，还是人为的规范？大约是根据实际发音记录的，可明明发音相同，偏要写法不同，又有什么必要呢？对于没有文字的屈折型语言来说，变格、变位并不一定比梵语、古希腊语简单。有了文字以后，语言因文字改变，也是常见的。汉字难学，自古不少人读半边，积非成是，学者屈从于多数人的误读。如“吐蕃”的“蕃”本来读bō ，现在新出的辞书注音为“fān”。这么一来，“吐蕃”与Tibet的联系就中断了。俄语标准音由于历史上的政权中心迁移和时间的流逝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俄国的霸权在首都位于圣彼得堡的时代（十八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得以确立，但“彼得堡音”以“旧莫斯科音”为基础，前者受到了拼写法的规范，向书面语靠拢了。旧莫斯科音和新发音都被标准语接受了，有时，旧莫斯科音被视为唯一正确的读音。dvie(二）中，因为v读软音（vi），过去d也读软音（类似汉语jī),现在一般按字面读d。
从理论上讲，任何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来表示。拉丁字母、基里尔字母、阿拉伯字母等都可以记录语言，没有优劣之分。乌尔都语使用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但印度听众给中国国际电台乌尔都语部写信，使用印地语字母拼乌尔都语，很有趣。汉语的拼音化在一百年里是无数学者志士的理想，近十几年来却变得低调了。越南文采用拉丁字母，可惜附加符号太多，一音多形也妨碍了文字的简易性，有改革的必要。希伯来语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得到了“复活”，文字与时代脱节，但犹太民族需要文字中的精神财富。土耳其革命后，文字由阿拉伯文字改为拉丁字母，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这是当代世界最引人瞩目的文字改革运动。
人造语言——国际辅助语是文字与语言同时诞生的。有人追求简单，如M.佩茨创立数字语，J.F苏德尔创立音乐语，书写虽然省事，但是不是真正行得通的语言，文字也徒有虚名——它们根本不能看作文字。G.达尔加诺提出过符号语，性质与上边两种差不多。1772年诞生的一种国际语把世界各种文字凑在一起，名义上是“国际的”，可是更难学，自然寸步难行。Esperanto采用拉丁字母，却采用附加符号，在 e 时代显出了不足。尤其戴帽子的 h（h上带^)词汇那么少，又有部分改作 k，仅为表示词源保留它是得不偿失的。汉语 h 与俄语的 x ，与 h^同音，拉丁转写都用 h ，国际上早已作为标准了。
（四）普遍与个别
2004年5月19日17：00之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里，主持人说“世界上各种语言只有一个单词同音，就是‘妈妈’。”我马上就想到，日语的haha（称自己的妈妈）和okaasan(称别人的妈妈）不满足这一条广为流传的规律。真正使用与汉语一样的mama这一语音形式的只有俄语、斯瓦希里语等少数语言。部分语言只是含有m-这个辅音，还不一定位于词首，如藏语、朝鲜语就在第二个音节。近代由于英、法语的流行，原本不含有m-的语言也采用了m-的形式。
不少论文中说只有南方保留入声，北方的入声已消失。实际上河南、山西等地至今保留着入声。三皇五帝以来。九州腹心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焦点，这里的语言在汉语史上有特殊的地位。有人主张单设“晋语”（应称晋方言），是有道理的。有人将山西方言与藏语对比，探讨[mb]、[nd]的发音原理。山西许多方言的鼻化元音也很鲜明，比藏语发得还重，可以与法语相提并论了。
以上两个小例子说明，语言现象的复杂性是普遍的，以一点点见识概括一切语言，是不严肃的，一种语言内部，也不能搞教条主义。上学时，老师讲，英语this中的th不能读[d]，后来才从一位留过洋的老师（刘洋先生）那里听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口语中正是读[d]！明白了这一点，学生们就不必战战兢兢地找感觉，反倒发成了[l]。我们走了多少弯路！
早在1664年，法国Port-Roal的修道院里有两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名叫《普遍唯理语法》。他们认为语法的基础是人类理性的思维，语言结构的共性是理性的体现。这是基于部分欧洲语言的认识。当欧洲学者接触到其它语系的语言后，原有的“共性”归于破灭，但对语言共性的探索并没有停止。现代语言学奠基人F.de Saussure（索绪尔），是瑞士人，生于1857年，卒于1913年。他的学生把他的讲课内容和手稿编为《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经典著作。从他开始，各种学派不断出现，语法研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普遍语法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对各种语系的语言进行调查、统计，归纳出共性。由于例外太多，普遍特征是极少的。比如语言按语序分为SOV,SVO,VSO等。汉语以SVO为主，文言有“时不我待”的说法。常用的把字句，是SOV语序。鲜为人知的是元朝时受蒙语的影响，汉语中出现了SVOV语序，即动词在宾语两边同时出现。如“孝道的勾当，是德行的根本有。”（《孝经直解.开宗明义第一》）“有”等于“是”，译自蒙语，易洛魅莫哈克语是SOVO语序，宾语在动词两边同时出现。如“我喝水”说成“我水喝水”。阿伊努语、玛雅语、巴斯克语等语言有“多词素综合”，就是各种成分叠加在动词上，形式上是一个词，却能表达一个完整句子的意思。这都是普遍语法无法解释的。
另一种是从理论上推演。美国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TG)认为，语言在结构上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语言学家应从描写语言转到探索语言能力上来，也就是揭示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换。现在研究汉语的人正乐此不疲地运用TG，而在美国TG没落了很久了。层出不穷的理论各有利弊，我国语言学界应该采取“拿来主义”。千万不能邯郸学步，忘了自己母语的特色，丢掉优良的传统。
语言的普遍现象到底有多普遍，并不重要。妄想搞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如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人说词组成短语，短语组成句子，乍一看许多语言如此，可上面说的“多词素综合”用词表达句子内容的结构：在一个词上加各种附加成分，表达各种意义，并没有词→短语→句子的三级形式。有人说汉语没有关系代词之类，据研究，“说道”的“道”，“想道”的“道”就是引出从句的标志，相当于英语的关系代词that。不少语言学论文，喜欢把汉语与英、日、朝等语言对比，可是引文大多不正确，不少汉语例句也不能令人信服，他说不正确的形式，恰恰是人们在用的，他引用的或杜撰的形式，一听上去就觉得别扭。真是从书本或口头得来的吗？扎扎实实地完成自己的研究课题，没有华而不实的装饰也无妨。切实熟悉的、确凿的事实信手拈来，当然是理想的。没把握的，可以调查一下，核对一下。人人都可能出错，明摆着的错误就要尽量减少。
注：1、俄语的软音是腭化音，即类似汉语j、q、x那样，辅音变得似乎含有 i 的发音方法。中古汉语的腭化音多达10个。
2、“妈妈、母亲”的发音比较：
英语：mother、mum、mom、mummy
法语：maman、mere
德语：Mutter
瑞典语：mammu
西班牙语mama、 madre
葡萄牙语：mae
泰语:mae[me]
缅甸语:amei[eme]
越南语:me
藏语：ama
韩语：[&*77;m&*77;ni]
阿伊努语：hapo
印尼语：ibu
马来语：ibu
3、关于各种语言学派，可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语法学”、“语言学”条和《现代语言学》（知识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