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80年代原创性的思想学术精神是绕不过去的。深圳大学王晓华教授是第一个自觉地意识到21世纪的学术生命必须回到诞生于80年代的学术思想中汲取营养的学者。他有能力和资格对拙著做出恰适的评论。他的“朱鲁子的学术建构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启蒙计划，升华为对人类未来和个体归宿的总体安排”的说法，深刻地道出了现代人生哲学的精髓。]
一本书与80年代的学术精神
http://whdszb.news365.com.cn/xs/200712/t20071217_1689814.htm
——读朱鲁子《现代人生哲学》
■王晓华
《现代人生哲学》 朱鲁子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文学术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转向:部分学者开始反思90年代以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局面，呼唤人们“重读80年代”。在这种背景下，某些具有浓郁80年代风格的著述获得了出版和再版的机会。朱鲁子先生的《现代人生哲学》就是其中的一本。
在作者看来，具体的生命过程和历史细节可能不同，但充分展开的个体史和人类史必然展开为三个时期(自发、自觉、自然)和九个阶段(每个时期又分为自发、自觉、自然三个阶段)。实现上述图式不仅是人的使命，更是人的命运。人之觉醒在于意识到这使命和命运，向人生和历史的终端——自然的自然性阶段——迈进。到了自然的自然性阶段以后，人生和历史就抵达了其顶点，进入终极性的安宁、美好、完善状态。
对于如此宏大的理论图式和建构意向，我们这些成长于80年代的学者并不感到陌生——它是80年代学术精神的体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重启现代性计划，生逢其时的人文学者则自觉地担当起重新筹划社会－历史的大命。来自理想的光照引导着他们，他们激情洋溢地将当时最有影响的丛书命名为《走向未来》。纵览这套丛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影响当时人文学术的三种主要思潮:其一，晚清至五四时期形成的启蒙叙事；其二，1949－1976年间流行的以解放人类为宗旨的革命叙事；其三，以当时影响巨大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科学叙事。以宇宙为背景探讨启蒙个体、振兴民族、解放人类的道路，是80年代人文学术的基本特征。相比之下，自发－自觉－自然的逻辑图式被限定在人生和历史的疆域之内，已然是众多大叙事中较小的一个。
至于自发－自觉－自然的逻辑图式本身，则同样属于80年代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性筹划。在重新启动现代化计划之后，人文学者们关注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如何才能以强健的姿态参与全球性的现代化竞赛呢？恰如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者，他们最终把目光投射到无数个体身上:个体是民族国家的基本成员，要想让中华民族跃向现代化跑道的前沿，中国人就必须首先站立起来。站立，就是自觉地自我塑造。中国之所以再次处于落后的境地，是因为大多数国人还缺乏足够的自觉性，还停留在自发自在阶段。从自发走向自觉既是个体进化的关键环节，也是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上升到自觉状态以后，个体和民族就能将外在的规律内化，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自然而然地获得自由。由于这种性质的自由乃水到渠成，故而它又意味着人进入了新的自然状态。从通过上述环环相生的推理，朱鲁子的学术建构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启蒙计划，升华为对人类未来和个体归宿的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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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与80年代的学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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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朱鲁子《现代人生哲学》
■王晓华
《现代人生哲学》 朱鲁子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文学术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转向:部分学者开始反思90年代以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局面，呼唤人们“重读80年代”。在这种背景下，某些具有浓郁80年代风格的著述获得了出版和再版的机会。朱鲁子先生的《现代人生哲学》就是其中的一本。
在作者看来，具体的生命过程和历史细节可能不同，但充分展开的个体史和人类史必然展开为三个时期(自发、自觉、自然)和九个阶段(每个时期又分为自发、自觉、自然三个阶段)。实现上述图式不仅是人的使命，更是人的命运。人之觉醒在于意识到这使命和命运，向人生和历史的终端——自然的自然性阶段——迈进。到了自然的自然性阶段以后，人生和历史就抵达了其顶点，进入终极性的安宁、美好、完善状态。
对于如此宏大的理论图式和建构意向，我们这些成长于80年代的学者并不感到陌生——它是80年代学术精神的体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重启现代性计划，生逢其时的人文学者则自觉地担当起重新筹划社会－历史的大命。来自理想的光照引导着他们，他们激情洋溢地将当时最有影响的丛书命名为《走向未来》。纵览这套丛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影响当时人文学术的三种主要思潮:其一，晚清至五四时期形成的启蒙叙事；其二，1949－1976年间流行的以解放人类为宗旨的革命叙事；其三，以当时影响巨大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科学叙事。以宇宙为背景探讨启蒙个体、振兴民族、解放人类的道路，是80年代人文学术的基本特征。相比之下，自发－自觉－自然的逻辑图式被限定在人生和历史的疆域之内，已然是众多大叙事中较小的一个。
至于自发－自觉－自然的逻辑图式本身，则同样属于80年代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性筹划。在重新启动现代化计划之后，人文学者们关注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如何才能以强健的姿态参与全球性的现代化竞赛呢？恰如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者，他们最终把目光投射到无数个体身上:个体是民族国家的基本成员，要想让中华民族跃向现代化跑道的前沿，中国人就必须首先站立起来。站立，就是自觉地自我塑造。中国之所以再次处于落后的境地，是因为大多数国人还缺乏足够的自觉性，还停留在自发自在阶段。从自发走向自觉既是个体进化的关键环节，也是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上升到自觉状态以后，个体和民族就能将外在的规律内化，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自然而然地获得自由。由于这种性质的自由乃水到渠成，故而它又意味着人进入了新的自然状态。从通过上述环环相生的推理，朱鲁子的学术建构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启蒙计划，升华为对人类未来和个体归宿的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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