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之后有后人

 

今年是李可染、李可染、叶浅予、刘凌沧、郭味渠先生诞辰100周年，为纪念这个历史日子，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于2007年1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李可染、叶浅予、刘凌沧、郭味渠先生艺术成就与教学思想座谈会。这场题为《百年足迹——纪念李可染、叶浅予、刘凌沧、郭味渠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回顾和总结了四名艺术大师的艺术成就和历史意义，也对整个二十一世纪中国画教学和中国画创作传统的梳理与回望，对今天中国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此前，我曾采访过其中两位画家的后人，他们是李可染的儿子李小可和郭味渠的儿子郭怡孮，他们都很好地传承了父辈的艺术传统，并在自己的艺术道路有所创新。

 

寻访画家郭怡孮的“野草花园”

 

一场暴雨过后，闷热的天气变得清凉了许多。乘着这份盛夏难得的清凉，我们来到北京郊区专门登门拜访著名画家郭怡孮教授。当我们的车子开进宁静的小院时，已是双鬓斑白的郭怡孮教授早已等候在绿树成荫的门前。他身后是一栋看上去很朴素的小楼，上面爬满了爬墙虎、凌霄等各种各样的攀爬植物。上面盛开着一簇簇红似火焰的凌霄花，就像郭怡孮教授那和蔼可亲的笑脸。当我们被迎进宽阔的客厅，只见那墙上挂的，地上放的满眼到处都是充满自然生活气息的大花鸟画，一派“大麓风”，让人顿时觉得好似走进了一个艺术的“百花园”。当我们向其请教为何将自己的画风确定为“大麓风”时，他拿出一本自己最近出版的精美画册，边翻边用舒缓的语调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是如何从“小野草”到“大花鸟”，再到“大麓风”的漫长而艰辛的艺术求索路。窗外的凌霄花儿像邻家调皮的顽童探头探脑朝室内张望着，似乎也在好奇地聆听着郭怡孮教授的述说。

 

他1940年生于山东潍坊，自幼随集画家、美术史论家和美术教育家为一身的家父郭味蕖先生习画，打下了扎实的绘画“童子功”。一向寡于言笑的父亲对他严格要求毫不松懈，要他坚持画两年苹果，当年父亲的好友山东大学的田仲济教授到他家玩，就曾经亲眼目睹过他书室中画苹果。12岁的时候，父亲应徐悲鸿先生之邀到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他就跟着父母到北京来上中学。在北京二十三中，他遇到了一位使他感念终生、他喜爱和尊敬的美术教师金玉峰先生。高中毕业他考上了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北京艺术学院是所综合性艺术大学，有卫天霖、李瑞年、张安治、彦涵、俞致贞、高冠华、白雪石、吴冠中等许多著名艺术家在这里任教。在这里他如鱼得水，开始获得多方面的艺术滋养，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成长起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的作品参加北京市中国画展，时任北京市委领导的邓拓同志看了很是喜欢，并在《北京日报》上撰文称赞其：“郭味蕖、郭怡孮父子同台展出，特别是郭怡孮画的燕子花生机勃勃，大有出蓝之慨。” 1962年大学毕业时，他又创作《春秀》参加了文化部主办的“新芽”美展，成为他热爱自然，表现自然，拥抱自然的“大麓风”绘画创作的起跑点。

 

酷爱色彩是他的个性，但这并不仅仅是与他的家庭环境影响有关，而是与他生长在故乡潍坊杨家埠年画的发祥地，民间年画色彩对他的耳濡目染有关。他从练习水彩画入手，往往是先入为主。上大学时他又迷恋过永乐宫的壁画，这使他对色彩，特别对艳丽庄重的重彩特别钟情。他喜欢重彩的浓丽绚烂，喜欢石青、石绿、朱砂、石黄那天然矿物质材料的原始材料美，对其在绘画方法上的装饰趣味和工艺过程也有偏爱；但他不满足于工笔重彩着色方法的常规程式化，不喜欢那过于刻板不能妙合自然的一面。他在保留重彩特色的基础上，试验着把重彩淋漓洒脱地挥洒上去，使其随着情感在画面上宣泄流动。在填色、分染的基础上，又泼染、罩染、撞色、撞水，尽量加入写的笔法和自由渗化的技巧，色彩在笔下披离点画、浓淡挥洒，自然显得更加丰富。有工细精致之处，有蓊郁茂盛之处。色彩与写意笔法、墨法自然融合，尽量体现色墨在运动过程中的变化美。他时刻牢记李可染关于艺术的继承和创新的论述：“以最大的气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一路豪情引领“大麓风”。

 

他创作《东风朱霞》等五件作品，全部入选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首届山水花鸟画展。那是文革结束后心花怒放的结果，也是他重新找回自我的结果，他的作品被当时负责筹展的李中贵同志后来跟他说：“你拿了单打冠军”。这次在画舫斋的展览很轰动，远远超出了美术展览的功效，那是文艺解放的一声春雷，后来这个展览被全国许多城市邀去巡展。1978年他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任教，并戏剧性地担任了他父亲生前的工作——中国画系花鸟科主任，他将融深厚的传统功力学养和现代审美情趣为一体，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有新探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花鸟画理论上画家见解独特，相继提出“大花鸟精神”、“创立新程式”、“你的野花是我的花园”、“寻根意识全球意识并进”等主张。在国内及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肯尼亚等国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出版有《郭怡宗画集》，编著有《郭味蕖花鸟枞画技法》（合编），著有《白描花卉写生》、《中国画花卉技法》等，并有多部教学录像带发行。他努力深入生活，足迹所到画笔自随，画了大量写生素材，在创作的同时注重文字总结。在他担任中国画系副主任期间，组织编写了《中国画》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1年，他用半年多的时间壮游欧美非三大洲，从众多西方博物馆中观察那些同中国花鸟画相近的以表现草木鸟兽等自然景物为主的静物画、植物画、动物画后，相比之下他对中国花鸟画蕴涵之大猛然醒悟，写文章提出了发扬“大花鸟精神”。他认为中国花鸟画中的精神性内涵，比起描写同类题材的其他画种来说要大得多，在创作理念上也很有不同，这是值得他们骄傲得中国特色，也是中国花鸟画千年不衰得永久生命力之所在。此时，他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和对大自然的热爱表现出来，以“大花鸟画精神”为特征的“大麓风”意念初步形成。

 

中国花鸟画家用花鸟树石这些自然静物，来表达意境、来表达人的意愿和情感，自然景物成为表达作者情感的媒介，有些具体形象由于缘物寄情而仅成为表达作者情感的语汇。那些单纯描绘花和鸟的客观美的绘画，并不是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更不是他画花鸟画的目的。他要通过富有情感和生命的花鸟形象，来表露画家对自然界、客观实际以及对社会情调和气氛。花鸟画家巧妙地运用比、喻、兴、借，精巧地使用笔墨技巧，淋漓尽致地反映出自己的精神风貌和所思所想，这就是一种“大花鸟”意识。从美术史发展来看，表现精神是一种现代意识，中国花鸟画较早注意到这方面，在从传统转入现代的过程中起步较早。正因为这种“大花鸟”意识，使花鸟画明显具备了现代绘画的精神性。无论近代的吴昌硕，还是齐白石，由于他们作品中精神性的充分体现，使其成为现代绘画的大师。由于精神性的高扬，也带动了技法的自由性，在表达人的意念与情感、在生命信息从自然形态向艺术形态的转移方面显得得心应手。每一个花鸟画家都应该自觉地发扬光大这种“大花鸟”精神，成为“大麓风”的捍卫者或者开路先锋。

他把“大麓风”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花鸟画要描写生命，不是浅层次的肖似，而是表现大自然的律动；二是要突出精神性，表达作者的情感精神及其所感所悟；三是作品要有较深的文化内涵，在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以及人与生存环境等诸多方面着力；四是要高扬社会属性。时代精神发生了巨大变化，反映民族与时代是花鸟画家自觉的行为。花鸟画既不是图谱，也不再是仅仅表达作者的一己私情，而应该是人类精神文化的盛宴。应该透过花鸟形象来传达出社会、时代的气氛、情调和情趣。花鸟画家要在“大花鸟”意识下的指导下，使传统花鸟画不断地走向多元、开放式。他积极选择、组合和应用已有的技法经验，无论是水墨、重彩、还是工笔、写意、白描、没骨……哪种形式和技法都可以根据需要重新组合。不仅是传统中国画技法、还有西画技法、日本画技法、装饰绘画技法、现代绘画技法等等，统统可以借鉴、组联、融会。他以勾填、勾勒、重彩显现细部，以泼墨布成体势，既有整体气势，又有重点精神。色彩与墨华相互辉映，色彩的浓丽、水墨的氤氲、泼墨的大气磅礴、工笔的缜密绚丽，形成了新的艺术风格。他用“拥抱社会、拥抱自然、拥抱生活”的良好心态，在主题性花鸟创作方面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并以花鸟画特有的魅力，充分体现当代华夏昌盛的精神，歌颂生命，保护环境，呼唤和平，弘扬人性，奏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时代主题，从而使他的“大麓风”拥有了“繁盛派”的美称。

　　“大麓风”虽然是他在国外受到启发后产生的一种艺术的觉醒，但是，又是非常注意继承了我国古代花鸟画传统主题，如《双清》、《岁寒三友》、《四君子》、《富贵长春》、《岁朝清供》、《白头偕老》等仍有旺盛生命力的部份，除去许多随着年代的久远和时代的变迁已经开始风化的部份，让多抒发胸中逸气和一己私情的文人小品，演绎成为时代的大戏。他在进行主题性花鸟画创作时都非常注意精心构思，注重思想的深刻和主题的完整，在技巧运用方面也多有创造。如《日照香江——为1997香港回归而作》，这是他列席全国人大会议，亲身经历了通过香港特区的区徽和区旗的庄严时刻而产生的创作构思，通过紫荆花要表达的是他日夜企盼中迎来的五彩缤纷、充满朝气的香港的意象。他采用矿物质石色和金银颜料，表现庄严和富丽；采用截断法构图，舍去老干粗枝，使花叶如瀑，迎日探水，增强画面的欢快和力度……《赤道骄阳——他的内罗毕宣言》，他曾走访过设在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总部，著名的内罗毕宣言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宣言的本身与实地的感受，使他发出呐喊，因为茫茫宇宙中的其他星球都在死寂与无奈中默默运转，只有地球上还存在着不朽的生命。然而人类并不太珍惜自己的家园。在内罗毕街头，那高大的刺桐树，花红如烈焰，像一面高扬的旗帜，他很自然地构想了这一画面，他呼唤的是那绿色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尊重自然、顺从自然伦理，与自然和谐相处。《与海共舞》，当年登太平洋上的小岛，见岛上野生芦花一望无际，阳光灿烂，海风吹来，片片芦花如万帆涌动与海共舞。他落笔之际，胸中浪永波翻，腕底自生风浪，大笔横扫一气布成阵势。在创作过程中又要控制住感情的宣泄，进行理性分析。全面统调、高调、减弱色阶，力求用有运动感的块面布列成章，追求整体韵律。在作品《南岛晨光》中，一片粲然怒放的芦荟，在异国明丽的海岛上猛然相遇，令他惊喜痴迷。面对一个线条和色彩的世界，一个奇妙、璀璨、明丽和神气的家园，他展开联想的翅膀，积极运用丰富神奇的色彩、曲折优美的线条、虚实疏密的结构，构造出了一个美丽的童话。

　　从作品来看，他的“大麓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得江山之助”、“直觉先行，理论断后”。也就是说以“大花鸟”精神为宗旨的“大麓风”，并非先有命题，而是先有生活感受，从大自然中来，从感受的初期就有了创作意识，再慢慢升华。直觉创造，他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提倡画家对社会生活、对自然界得直接观察与体验作为创作得重要过程，在此过程中完成信息得转移与物化——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得绘画形式语言。第二层含义是指创造艺术语言的过程是直觉而非逻辑的思维方式，也不是简单的直接创造，是在生活中直觉的判别、想象和启发，是在大自然感染下的迅速反应，是认识过程的飞跃和渐进性中断，着重表达当时最生动的感受。他特别珍重生活中的第一印象，那是最新鲜的、最真实的，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与你的感受、情绪构成了某种审美契机，触发了情思的有感而发。这是彼时彼地难以获得的，是当时情感的物质显现，抓住这些灵感就能出新东西。但是，尽管直觉具有“真实性、原创性、个性”的诸多优点，需要得到保护和发扬，如果仅凭直觉而创作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深入，从理论上进行验证与推敲。这就是他所说的“理论断后”。当构思到一定程度或是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须及时进行理性思考，把情感的奔流纳入理性的轨迹，只有这样，才能使“大麓风”始终沉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时代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变，这也是郭怡孮为什么要提出“大麓风”创作的真正原因。远古时代人类无法科学地认识自然，也无法控制自然，大自然充满着崇拜与恐惧。宋元时期，中国画家们痴坐山阿水滨，妙悟岩壑林泉之美。近代人利用、改造自然，也严重破坏了自然。社会发展至今，人类更加热爱自然、亲近自然、保护自然，这不仅是为了维护生态平衡。大自然和他们难解难分的关系，不仅是生活上的关联，而且成为精神上、情感上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 “大麓风”的引领者，他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中的一草一木，热爱园林庭院中的花木，更热爱山野中的山花野卉。他喜欢那种生机勃发的生命精神，那种和谐的生长关系。他的这种思想引导着他的创作，走向山野。走向那些不知名的山花野草。走向那些闪耀着生命光彩的植物群落，他认为那是最鲜活、最本源、最能感动人的地方。他认为花不论贵贱，草不论枯荣，一样有自己的星座，一样星光灿烂，野草也是他的花园，他在原野中倘佯流连，同林中枯藤、溪边野草、山隅闲花悠然心会，粲然而笑，表里具澄澈。他把表现大自然原始的生命形态，把表现大自然赋予生命的强韧定为自己的创作使命。他的创作旨向和审美情趣是在塑造浑然和谐的生命整体，所表现的多不在于形象本身，更不仅限于一枝一叶，而在于一种整体精神和气质的美，那蓬勃的山野之气和生生不息的精神。

　　近年来，他虽然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美协中国画艺术委员会的主任、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但仍然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今年还将开办中央美术郭怡孮花鸟画高级创作研究班。中国画正处在大变革的新时期，是挑战又是机遇，他要积极引领“大麓风”，满怀豪情地去迎接中国画的春天。他克服年老体弱的种种困难，坚持亲近大自然，先后多次进入山野、进入热带雨林、进入非洲荒原，去体味大自然的神奇与壮丽。他先后十数次进入西双版纳，开始只被那些未曾见过的奇妙花朵所吸引，画回来的如同植物标本没有生气，慢慢悟到了最使他感动的，他最想表现的是生气、生机，他的审美取向有了变化。他从茂密、葱茏、繁复中去寻找生命的节奏，从那些缠绕、攀缘、寄生、互生的植物群落中，找出它们各自生命的依托，这是一个丰富、美丽的家园。他去寻找花、草、树、石、苔、水、藤等这些自然静物有机的组合美；他去寻找热带植物色彩的斑斓、艳丽，那强烈明丽中的和谐美；他去寻找那竞生存、争芳斗艳的草木精神。走的地方越多，越深入到那些大山原野之中，他的画风野越来越变，他不但喜欢那山野的草木花卉，更喜欢那壮美的环境。他开始画大景花卉，把花卉和环境融为一体，把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大自然的生机、与时代的精神化为生动的笔墨，化为妙造的诗境，化为人品与画魂统一的精神，把花卉的技巧和内美推向深入。1994年他为中南海接见大厅画了一幅大画《春光图》，启功先生在画上题诗“百花齐放倚清泉，万紫千红备众妍。不待山中一夜雨，崇朝锦树自参天。喜看丹碧初深丛，黼扆宏开大麓风。太液波光无限好，上林春色十分红。”启功的“黼扆宏开大麓风”恰如其分地评价了郭怡孮的艺术追求，因为他笔下不再是瑞花珍禽，而是充满着山野气息的和勃勃生机的新画风——“大麓画风”、“大麓画派”。

 

当谈到他将社会的审美情趣在个人的艺术风格中得以展现，把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尽力表现，让具有民族传统的中国花鸟画走向现代的绘画意义时，他谦逊地表示：“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聆听着郭怡孮的心声，感受着郭怡孮的“大麓风”，时光在凌宵摇曳中飞逝。没觉着就到了该和郭怡孮教授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依依不舍地走出他的“百花园”。正要上车，蓦然回首，那郭怡孮教授却在同鲜艳美丽的凌霄花一起向我们频频招手致意！

祈愿清新的“大麓风”与美丽的“百花园”永远与画家相依相伴，直到永远！

 

赏心悦目的“水墨家园”

——著名画家李小可水墨画艺术欣赏

 

盛夏之日，我来到位于北京东四环的“可创铭佳艺苑画廊”，见到了久闻大名的李可染之子著名画家李小可。他话语平和一如他的做人，他待人热情恰似盛夏的天儿。今年是李可染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采访就围绕着“李家山水”开始，作为“李家山水”传人的李小可，讲得最多的还是他的父亲李可染。他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深深怀念自己的父亲李可染，自己随父亲生活多年，受益非浅，但身处盛大光环之下的他，时时刻刻都感受到处在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他说自己近年来一直在探索如何走出父亲李可染的光环，在“李家山水”这个绘画艺术百花园里，真正构建一处能够代表自己绘画水平和艺术追求的“水墨家园”。

 

生于1944年的李小可，从小在父亲李可染的耳濡目染艺术熏陶下酷爱绘画艺术，196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73年开始随父李可染专门学习山水画。1979年进入北京画院。1985年至1987年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进修，并参加日本画家加山又造举办的短期研修班。1988年至今先后14次到西藏、青海、长江源头、黄河源头等西部地区写生体验生活。现为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李可染基金会副理事长。作品曾到日本、香港、韩国、台湾、加拿大、美国等地展出并被东南亚各国及欧美收藏家收藏，并参加近年来国内重要展览。1993年，曾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李小可西部之行》摄影作品展，展出了画家到西藏、长江源头、黄河源头等西部地区的近300幅摄影作品，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面对名门之后的光环，面对现代生活的发展，面对社会前进的责任，面对绘画艺术尤其是水墨山水画艺术的走向，他思考最多的是如何走出光环，创造别具特色的“水墨家园”。他不断地深入生活，在生活的强烈感受中寻找自己的绘画语言，并且做到继承传统的同时，积极吸收外来艺术的营养，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他面对飞速的现代化建设，面对各地古老建筑被纷纷拆除感到深深的忧虑，从而更加激起了他对这些具有浓郁民俗特色的民宅老屋浓厚的眷恋之情。在他的作品《夏》中，就可以清楚看出他对自然的热爱，那种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歌唱，作品通过彰显自然旺盛的生命力，启发人们自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就是他对水墨山水的一种全新视角的艺术思考，追求一种光明、单纯、宁静的艺术意境，就是他《水墨家园》主题思想。他要通过自己的绘画作品真实地记录下那些已经被拆除或尚未被拆除的古老民宅，记录下有关那些古老建筑和生活空间的美好记忆，记录下与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那个时代的快乐家园，记录下那份可染可画可歌可泣深深怀念与恋恋不舍的美好情感。

 

好的绘画主题的确立是画家成功的一半，如何将宏伟蓝图真正变为美丽“水墨家园”，李小可深感任重而道远。但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自己既然选择了一种完全融入了自己生活的全新的绘画意象，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也父亲生前曾多次教导他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消沉，不能因为困难而却步，要知难而进，通往直前，因为在艺术领域同样也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画家，他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深深印入心灵生态环境正在一步步走向消亡而不管不闻，他要用自己的审美情趣，用自己的表现手法，来实现自己的新思考，一种历史的思考，一种社会责任的思考。如作品《胡同》透过那浓郁的林荫让人感受北京胡同的宁静，看到远处的古代建设的高大雄伟，进而让人看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他期望用自己的水墨语言来表现那逐渐逝去家园的浓烈印象与记忆，因为他知道自己作为生存在这个变革时代的画家，决不能忽视历史，忘却昨天，而应该积极抓住今天，面向未来，用自己的精湛艺术创造出美好的“水墨家园”，用以告慰父亲李可染的在天之灵，报效祖国的培养教育之恩。

　　

走进李小可的“水墨家园”，诗意汩汩，魅力无限，感受到的是那毫不浮泛的笔墨流淌出来的赤诚恒久的意切情深。而为了这份意切情深，他1988年至今曾经14次走进西藏，甚至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探索人迹罕至的长江、黄河源头、阿里地区、珠峰脚下……在位于高原雪域的“香格里拉”（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他体验到的不仅仅是神秘的诱惑，而是人类最后一片净土带给他的心灵的震撼，在这里他似乎听到了远古的呼唤，感受到了上苍的恩泽，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净化与洗礼。像作品《神女边的经幡》、《远方》等，都是通过人与自然的亲近接触，刻画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彰显出自然的神圣与壮美。如果说，他初次进藏是还有非常“现实”目的的话，那么现在的他完全摆脱了世俗的功利目的，到圣地不再仅仅是为了寻找新的绘画语言和感受，或者是仅仅是希望藏区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能给自己绘画以新的视觉形象，给自己的创作带来艺术灵感，而是开始有了精神上的超越，超越了“现实”目的，寻找精神的家园。就是他这种创作心态与艺术情趣的体验和表现，也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实践与尝试。在这里他以笔墨耕耘着心迹、丈量着心路，表达着心声，放飞着心灵，用血浓于水的亲情滋润幸福人生，构建魅力四射的“水墨家园”。

 

我们完全可以说李小可的“水墨家园”，因为有了藏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而变得更加富饶而美丽。正是青藏高原的那种苍茫、纯净、宏伟，让他的“水墨家园”创作主题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生命的审美使任何客观物象都有超越物质本身的意义，透射出一种精神境界的存在，一种用灵魂感觉的生命世界。一望无际的荒原，纯净的河水与湖泊，洁白晶莹但气势雄伟的冰川……都与李小可有了一种沟通与对话，他用艺术家的良心和灵魂浸泡后的作品表达心声。这种对话体验与表现出来的精神穿透力，使他的绘画语言有了特色，这种特色是他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生存感觉，使人感受到一种视觉的力度和冲击，折射出作品内在的精神张力与绘画意境。

 

整个采访过程都沉浸在一种艺术享受与精神愉悦之中。他用深邃的艺术思维与执着的艺术追求深深打动了我，让我在愉悦的同时，也得到一次灵魂洗礼。他身出名门，却不为名门所累处，他时刻牢记父亲李可染关于艺术的继承和创新嘱托：“要以最大的气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正在名人父亲的光环下，用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精心描绘着自己的“水墨家园”，煅造着自己的美好心灵。我再次领略了什么叫“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采访结束时，李小可一直把我送到了楼下，并和我亲切握手道别。就在我转身上车的那一瞬间，突然发现向我频频招手的李小可，与父亲李可染是那么的相象，虽然是身处不同时代的两代人，但他们身上却具有共同的品格——真诚：真诚做画，真诚做人，真诚对待艺术，真诚对待自然，真诚对待朋友。我真诚祝福“李家山水”更秀美！“水墨家园”更富饶！（林贵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