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凤凰卫视看到“世纪大讲堂”节目播出的北大人口学教授穆光宗谈：《中国人口红利的新思考》，很有感触。中国的人口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最为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建国初期，当时的领导人片面地强调“人多力量大”，将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打入了冷宫，从而使中国的人口增长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处于放任、无序的状态，以致使国力很弱的中国背上了沉重的人口负担。这是个极为惨痛的教训，不得已，在拨乱反正之后，计划生育被确定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重要国策，实行了全国范围的“一对夫妇只准生育一个孩子”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

我们这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口政策的历史性变迁的全过程。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时代，正是中国人口发育的鼎盛时期，处于无序状态下多出生的几亿年轻人，为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注入了旺盛的青春活力，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在全世界凸现了中国加工、中国劳务、中国制造的巨大比较优势，成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独有的核心竞争力，为连续多年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奠定了重要的要素基础。套用流行的人口学理论用语，这就是“人口红利”。一般地讲：“在一定的时期里，社会里都是身强力壮的人，就会带来额外的经济增长源泉，通常我们会把它称为人口红利。”我们这一代当年２０几岁、现在５０出头，所经历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正是中国收获“人口红利”最鼎盛的时期

这个情况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经过近三十年的历史变迁，我们当年这一代人，及以后的一、二代人陆续从青年时代步入中年、壮年、以致老年时代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强制性的人口政策，不得已状况下极端的拨乱反正，中国的人口状况将逐渐步入老龄社会，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年轻人，由他们组成的家庭将要面对一个小孩四个老人（甚至更多）的状况。这种状况想起来就有些可怕，我国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农村人口的比重还很大，即便是在城市中，市民的人均收入状况也并不很乐观，在这样的状况下，让年轻人自行背负如此沉重的家庭负担，的确是有些难以想象。

关于中国的人口问题、老龄化社会问题等，的确有些无法面对但我们又必须面对。首先有关的人口政策现在的确到了应该适度调整的时候了，近来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迹象。政府规定，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胎，就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的信号。但另一方面的情况是，多数年轻人的收入状况并不很高，现在的消费指数又居高不下，养育两个小孩的能力还的确有些欠缺。因此许多年轻人并不领政府这个情，不想打算要第二个孩子。现在西方世界、包括俄罗斯都实行了许多对适龄夫妇实行生育的鼓励政策，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你不能要求每个年轻夫妇也要为国家、为民族长远利益想那么多、那么远，最终有效的调整还是既得利益的调整，是要依赖经济杠杆的作用的。相信我们的政府也会适度地处理好国家眼前和长远的利益关系，不致重蹈覆辙，吞噬人口政策失误的苦果。

话说两面，在关注人口再生产平衡问题的同时，更加现实的选择是如何正确面对老龄化社会的现实。由于现今中国的人口绝对值仍然在上升，就业问题面临很大的压力，多年以来，许多地方普遍实行中年人就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给年轻人腾地方，许多刚刚五十岁左右的年富力强的成熟员工，都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赋闲在家。作为权益之计，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的劳动力质量由于许多年富力强的壮年、以致中年人都推出了职场，尽管从暂时的角度看缓解了社会上年轻人就业的压力，但从整体的劳动力质量上却导致了较大的退化，这其实也是对我们本来具有很大优势的“人口红利”状况的一个严重衰减。在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对有知识、有文化和技能素养的年轻老年人（６０—７４岁年龄段）资源的再开发卓有成效，是个事半功倍的成功举措。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说来，同样是非常必要的一项重大举措，当然这是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从市场商机的角度看，这也是个商机无限的庞大市场。延伸我们前面提到的理论概念，这何尝不是又一个巨大的“人口红利”的源泉呢？

我相信，即将年满六十岁的人民共和国，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和挫折，其执政经验已经是趋于成熟的阶段了，在又一次面临人口政策转型的重大历史时刻，一定会从容、审慎、科学、有序地步入一条健康的轨道。作为我们每一个公民也同样应该关注这个与国计民生关系极为密切的重大课题，做好自己的事，为自己的今后（中年、壮年、年轻老年、老年各阶段）做好规划，做好心理、技能、体能各方面的准备，过好自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这既是个人的私事，也是国家、民族的大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