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23个教师节，每到这一天，我总是感慨良多。这一天是全国老师们的节日，也是我们全家的节日，我的爸爸、妈妈当了一辈子的人民教师，并在教师的岗位上光荣退休；我的两个妹妹也都是教师，如今仍然工作在学校的岗位上；惟一不是教师的我，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候补的名额，成为了智虹职业学校的校长，也算有了一个“准教师“的资格。这不，今天在我的博客上，就收到了博友的节日祝贺呢，真是深感荣幸啊。

说起来，教师节最多的感慨，还是对此生中经历的无数位恩师教诲的追忆。我记忆中的第一位老师，是当年沈阳市工农干部文化学校幼儿园的梁老师，她是一位胖胖的、高高的、和蔼可亲、脸上永远挂着微笑的人，记得是梁老师鼓励我在幼儿园为大人的晚会上表演了独唱，并获得了此生第一份奖品。她既是我的老师，也是父母的同事，还是我们家的邻居，我们住在同一栋楼的同一单元。尽管这些都是40多年前的回忆了，但每每想起，心中总是暖暖的。

我记忆中的第二位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江敬侠老师，这是位德高望重的师长，我记得很清楚，她其实是我的师奶级的老师，因为她的大女儿和我妈妈是一个学校的同事，她的小女儿是我父亲的学生。江老师是位老资格的教师，她是朝鲜族，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朝鲜劳动党党员，后转为中共党员，在我的记忆中，她的和蔼可亲是那样的令人难忘，以致后来我看一些朝鲜及反映抗美援朝那段历史的影片，其中的朝鲜阿妈妮的形象使我总能想起我的江老师。她的普通话说的不够标准，但她对学生们所表现出的慈母般的无微不至，使她赢得了学生们由衷的爱戴。

我的第三位印象深刻的老师也是一位小学老师，是我从怒江小学转到辽大附小后的班主任王老师，她带我们班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就赶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了。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已是知天命年龄的王老师是极为严厉的，但在她的严厉背后，是对学生深深的爱。但由于她的严厉，在后来的那场空前的浩劫中，已经当了奶奶的她，遭遇了班里一些调皮学生大量无情的大字报冲击。记得我和一些要好的同学，看到挨批判的王老师难过的境地却无力相助，当时的沮丧真是无以言表啊。

我的中学时代是残缺的，由于“停课闹革命”的缘故，我在中学一共就呆了三年，其中更多的时光又大多是在大批判、学工、学农和无休止的军训中度过的。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李效林老师，文革开始前他是这所学校（沈阳市第43中学）的校长，我们是1968年秋天入校的，当时他已经是被打倒的走资派了，每天他都要经历无数的请罪和批斗会。后来他被“解放”了，并成为了我所在年级的“指导员”（相当于年级组长）。尽管他因为曾经的黑帮身份，还经常遭遇一些同学的冷嘲热讽，但他对学生的强烈责任感，使他表现出工作的极端负责。针对当时盛行的“读书无用”倾向，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对同学进行苦口婆心的规劝和说教，对我们一些学生骨干更是关爱有加。1970年1月的一天，年近六旬的他专门找到我，与我进行了一次入团前的政治谈话，并自荐成为了我的入团介绍人。当月，我在学校首批入团，李老师的介绍文字和我的政治生命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大学时光是美好的，与老师的交往更是令人难忘，接触最多的当属我们的政治辅导员孙庆祝老师，他出身于农村，是工农兵学员。他淳朴厚道，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学体贴入微，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多，像个老大哥。他一直在学校做辅导员的工作，即便是后来在系里和学院担当了领导工作，也始终没有脱离学生工作第一线，这在大学里是很少见的，也足见孙老师甘于平凡的良好人品。

另一位记忆深刻的是当时教我们《经济活动分析》的王文元老师，这门课当时是考查课，许多同学不是很重视，我却很感兴趣，并因而担任了这门课的课代表，也由于这个缘故，我和王老师接触的比较多些。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当时他还仅是个讲师，每次上课，他的准备都非常充分，板书写的非常公正漂亮。他不像有的老师，讲完课就不见踪影，而是非常善于和同学们交流，随时解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那时还不时兴搞民意测验，如果搞的话，我相信王老师一定是最平易近人的一位。毕业后，我分到了报社工作，下班的路上，路过辽大时，经常能碰到散步中的王老师，每次我们都会像老朋友一样聊上一阵子。后来，身为民主人士的他以经济专家的身份出任了副省长，再后来奉调进京主持九三学社的工作，以后又成为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在我和同学们眼中，他永远是那个和蔼可亲、严谨认真的王老师。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经历的老师太多了，承受的师恩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既有几个教育阶段中学校的师长，更有在我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给我以教益的前辈、朋友和同事，尽管他们没有教授、校长、讲师的头衔，但在生命的意义上，他们同样胜任老师的称呼。在又一个教师节来临的时刻，让我由衷地向在我的人生中给我以指点、给我以帮助、给我以榜样示范的所有人，致以深深的敬意，并踏实地受我一句：谢谢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