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的文章指出：“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完成什么历史任务？这是必须弄清楚的基本理论问题，容不得半点含糊。
社会主义的本质
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得首先弄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等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至今，一些人依然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这套传统理论。他们一直不明白目的与手段、目标与途径的关系，一直不明白他们主张的一切是为了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经历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应该有所开悟了。正如温总理的文章指出的那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共产主义就是人性的复归，并且是完全的、自觉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自然是人性的复归，也应该是自觉的，但程度上不够完全而已。传统理论一直否认存在抽象的普遍的人性。人作为一个类，就有与无机物、有机物，有机物中的植物、动物不同的特性。而人又分为男人与女人，男人与女人一定存在不同的特性。再往下细分，可按年龄分为老人与年轻人、也可按阶级分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性只是人性中的分支。这么简单的问题，有人就是故意装糊涂、有意搅混水，用阶级性否定人性，为违背人性、扼杀人性的种种行为辩解，美化成实现神圣的社会主义所必须的，而把迎合人性、符合人性的社会进步加以贬低、丑化，硬说成是资本主义虚伪的把戏。用阶级分析这一工具，可以把真说成假，假说成真；把对说成错，错说成对；把进步说成反动，反动说成进步；把民主说成专政，专政说成民主。有这样喜好的人，写起文章来，通篇是引经据典，从概念到概念，从原则到原则，全然不顾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感受、真实的体验。我想喜好作这样的文字游戏、概念的自恋、观念的满足，那是他们的自由。继续与他们讨论，已没有多少意义。因为实践已作了回答，人们不是生活在概念中，而是生活在实际中。可喜的是我国的决策高层已抛弃了这种阶级分析的诡辩术，承认“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道理很简单，因为上述一切符合人性的共同要求。
这样讨论就有了前提。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自觉的人性复归，只是程度上不够完全而已。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自觉的人性复归，只是程度上达到初级而已。
需要开展对人性的研究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性追求的历史，社会的变迁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力量所决定。什么叫人心所向，就是符合人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归根到底是违背人性。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成为历史，归根到底是不符合人性。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取得成功，是迎合了人性。今天，面临的选择，是按马克思所说进一步向“人性复归”，推进改革；还是停滞不前，坚持不符合人性的旧制度；抑或向不符合人性的旧制度倒退？
我们关于人性的知识，太缺乏、太肤浅、太不完备。今天，人生选择、家庭建设、国家道路、人类文明之所以发生问题都是源于对人性认识的片面。所以，我呼吁加强对人性、人学的研究。我发表一点看法，供作讨论。
什么是人性呢？人与动物一样首先求生存，但人又与动物不同，还要求幸福。“鹪鹩巢林，不过一夜；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而人不同，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吃出花样来；不仅要穿暖，还要时髦，穿出个性来。人存在对物质无限性追求。人不仅要吃好、穿好，还要寻求情感的满足、思想的快乐、精神的自由。人存在对精神的无限性追求。所以，求幸福是共同的普遍的人性。自然，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幸福，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幸福；富人有富人的幸福，穷人有穷人的幸福。但能否认他们都有追求幸福的要求、愿望、动机、目的、权利吗？人求幸福，既需要物质又需要精神，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
初步实现公平分配
人需要物质，首先要解决温饱，摆脱贫困。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发现的伟大真理。所以，提出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此进行经济改革，引入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经济制度、方法手段。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但是，对于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依然缺乏幸福感。
马克思作了解释：
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的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于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1）
看着少数富人住着洋房别墅、开着奔驰宝马、吃着山珍海味、打着高尔夫球、玩着O K卡拉，而大多数人尽管衣食无愁，也少有存款，但为节节高升的教育、医疗、住房费用愁眉不展。他们怎么高兴得起来！不用说还有不少人在贫困中挣扎，生活水平在下降……
人们的不满固然在于结果的不平等，更在于权利的不平等。初次分配中，职工工资在GDP的比重不仅不涨，反而下降，是因为他们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农民收入提高甚微，也是他们种种合法权益受剥夺。二次分配中，官员首先得益，民众权益受损，更是由于权力缺乏制衡。所以，经济利益的不公，是源于权利结构的不公。
社会主义就是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表现在物质上就是拥有追求利益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初步实现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即广大民众追求利益的平等权利得到初步保障，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初步建立。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是实现公平分配的物质基础。但目前我国存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公，主要的不是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而是权力结构的不合理。
初步建立民主政治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要改革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初步建立起民主政治，这是社会主义的起码要求。一个国家的民主水平、民主程度、民主模式，如温总理指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比如我国的竞选民主，采取什么方式，从哪一级起步，是可以讨论的。从党内开始，从基层起步，在现阶段具有可操作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体是可行的。直白地说，中国的竞选民主以不威胁共产党领导为前提，既对统治阶级有利，可被接受；也对广大民众有利，保持稳定。但是，除选举权以外的民主权利，没有任何理由加以限制。
人说话的权利，有什么理由限制？什么是和谐，按字释义， “和”就是人人有饭吃，“谐”就是人人皆可言。人要说话，一是表达利益的诉求，参与一切公共事务的讨论，大至国家大事，小至社区建设；二是表达自己的思想，对人生的思考、宇宙的探索、真理的追求。
搞社会主义居然不允许人说话，找了许许多多莫明其妙的理由，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安定团结、保持思想一致，直到今天依然可以不说任何理由，禁书出版、查封网站、删除文章。
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是否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对人的权利的不尊重，就是对人性的遗弃和蔑视。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千方百计保持马克思要推翻的东西，挖空心思为推翻的东西寻找理由，能是真马克思主义、真社会主义、真共产党吗？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问题上，不存在“文化的多样性”，不允许“走自己的路”，更不能“主权高于人权”，也不能“只给生存权”，也不是什么“生产力不发达”。
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作为执政党只有履行这些权利的义务，没有违反宪法规定的权力，更不能找违宪的借口。
初步实现社会正义
人人都要幸福，人人都在追求幸福。但是总有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社会必须判定是非曲直，对妨碍、损害他人幸福的人，批评、制止以至惩罚。这就是正义。正义是维系社会的底线。没有正义、缺少正义，这个社会就不稳定，要么被推翻，要么就改良。
今天，中国社会缺少正义，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社会正义靠两大系统维持，一是社会舆论，一是司法机关。现实社会有三个主体：权力、资本、民众。中国的权力，既控制舆论，又掌握司法，权力就成了正义。所以，在中国不要与权力作对，否则就没有好果子吃。这个道理，中国人懂，一般不会去得罪权力，问题是权力来找你麻烦，怎么办？中国人就没有好办法。中国的资本，可建立自己的组织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可以说了算。他们也不敢得罪权力，好在有钱，可以与权力喝酒交友、称兄道弟，也可用钱影响舆论、影响司法。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的作用和威力越来越大。中国的民众，没有组织可以代言，没有话语权发声，没有钱打官司，唯一的申诉渠道上访也不能超过5人。所以，在权力、资本、民众三方的博弈中，伟大的人民是最弱的，一旦被欺负、受屈辱就会处于叫天不应、入地无门的境地。留给他们的最后选择，就是暴力反抗。所以，群发事件越来越多，从1994年的1万多起、参与人数73万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7万4千多起、参与人数达376万人次。最新统计群发事件又增加到8万7千起。
一个正义的社会，首先要做到各社会主体都有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个社会就无正义可言。我们一直强调党代表人民的利益，作为对党员的教育、对人民的承诺，这句口号有积极意义。但是以此代替制度安排，人民除了党以外不能有代言的组织、代言的渠道，那是违反民主、人权、公平、正义原则的。温总理的文章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作为“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就从人民自由发言、自由组织做起吧。马克思把未来社会看作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学习一下自由联合，而不应该禁止自由联合。
其实，如何实现社会正义，我国宪法都有规定，问题是不按宪法做。由此提出中国的民主法治必须实行宪政，不允许写入宪法而违背宪法却得不到纠正的行为发生，不允许存在无法无天、超越法律的政治力量。
可怜的中国理论家，可怜的中国改革家，绕来绕去说的是一个问题，民主也好、法制也好、自由也好、人权也好、公平也好、正义也好、宪政也好，都是希求党起动政治改革，改集权政治为民主政治。而决策高层由于认知原因、平衡原因、策略原因、自保原因等等，不想改变现状或还不到时候，就打太极拳，于是编各种理由来推托，“生产力不发达”就成了一个借口。我呢，不识时务地很认真，讨论文章写了一篇又一篇，不管有用没用，也不管是否得罪，总想为推动改革出点力。
如果说社会正义是维系社会的最后防线，那么尊重宪法、尊重法律是维系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是宪政的法治社会，这是没错的。
初步建立诚信道德
温总理的文章指出：“要注重诚实守信教育，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确实生活在一个谎话连篇、互相欺骗、不讲信用、没有廉耻的社会中，无论如何是不幸福的。诚心待人、说话算数是起码的道德要求。很简单，做不到就不要答应、不要承诺就是了。然而，事实上很难。受利益驱动，明明做不到，却满口答应、百般承诺、白纸黑字、广而告之。
不讲诚信的一种是商人，为了把商品推销出去，吹得天花乱坠，或者金美包装、或者掺假冒充。中国商品的假冒伪劣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不讲诚信的另一种是政治家，明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硬说成是捍卫国家利益、代表人民利益。中国政治的虚伪假冒也到了无人相信的地步。
最讲诚信的人应该是追求真理、代表良知的知识分子。可是中国的很多文人也坠落成为不讲诚信的一类。为媚权、媚钱、媚名而出卖人格、出卖灵魂。
中国确实到了重整道德的时候了，重整道德就从诚信做起。温总理强调“在国际交往中树立讲信用、重承诺、言必信、行必果的良好形象”，我认为树立诚信，首先不是“在国际交往中”，而是在国内；也不是为了“良好形象”，而是待人真诚。
中国要树立诚信，应该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他们的讲话、他们的行为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听到的人、看到的人最多。因此，做不到的决不轻易说，说了的务必要做到。过去的就过去了，一切从头做起，就从党的十七大开始。文件、报告正在起草，一定要把好关，再不要讲空话、说好话，对过去说了没做到表示道歉，保证今后讲一条，就做一条，欢迎人民监督。如果能这样，才是中国人民期待的新政。
为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努力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和历史任务是初步实现公平分配、初步建立民主政治、初步实现社会正义、初步建立诚信道德。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很大提高，GDP进入世界前列，预算内加预算外收入达到6万亿，应该说完全达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水平。但是，由于经济改革单面突进，而经济改革只注重生产力层面，经济中的分配关系以及社会、政治、道德领域的改革滞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求的初步实现公平分配、初步建立民主政治、初步实现社会正义、初步建立诚信道德都未能做到。因而，从这个意义说，我国还未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说，我国现在客观有条件进入，而是主观不愿意进入，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
建设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是党的理想、目标、原则、方向，到了社会主义家门口而不入，似乎很难让人理解。终点又回到起点，关键在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性复归，人的本性是追求幸福。社会主义就是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允许一部人拥有追求幸福的特权，而大多数人追求幸福的权利被忽视、被轻视、被蔑视。要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自然就得取消特权，取消特权就得推进改革，而改革大权掌握在拥有特权人手中。以经济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搞GDP，可让特权者先得益、多得益，这样的经济改革可以拥护。而进一步改革，取消特权，真搞起社会主义，那就要了命。这就是临社会主义而不入的原因。
按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完全达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待于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的改革，实现和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我热爱社会主义、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中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而呼喊、而努力！
注释——
注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7 页。
注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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