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语言学

　　18世纪，英国学者琼斯在比较梵语、希腊语、拉丁语等语言时，发现它们的许多词发音大致相同或相关。比如“二”，都有“t音”；“父亲”，都有“p”音。扩大比较范围，这种现象仍然存在。这不是巧合，而是广泛存在的规律。学者们根据这些语言的共同特征，提出了现在已经得到全世界认同的印欧语系的概念。根据已知的特征，推断这些语言共同的原始模型——原始印欧语的语音形式。
　　英语“父亲”是father，与梵语pitar、希腊语pater等语言的p不一样。这是语音变化的结果。原始印欧语的p变成了日耳曼语言的f，原始印欧语的d变成了日耳曼语言的t……一旦发生变化，所有的语音同样遵守变化规律。大多数场合确实如此。但也有例外的情形，开始人们以为这是规律不够科学，后来知道那些例外是受别的规律支配的。运用这种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的学科，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19世纪风行于欧洲。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印欧语系的语言。在我国古代新疆的吐火罗语，与意大利语接近，是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检验和挑战。吐火罗语“牛”读“ko”，与梵语guah,德语kuh，英语cow和原始印欧语gwou同类。可见它们的确有共同之处。
　　根据“一百”一词的发音，印欧语系以S开头的语言位于东部，叫S类语言，如印度-伊朗语族，斯拉夫语族；而以K开头的语言位于西部，叫K类语言，如罗曼、日耳曼、凯尔特语族。然而吐火罗语在地理上是最东边的印欧语，它不属东方的S类语言，却属于西方的K类语言。吐火罗语“一百”读känt（A方言）或kante（B方言）两种音。
　　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其它语系的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阿尔泰系被分成突劂、蒙古、满-通古斯三个语族。每个语族内部共性比较多，而三个语族之间在词汇上的一致性远远不如印欧语系那样普遍。比如数词“一”，土耳其语（突厥语族）是bir，蒙古书面语（蒙古语族）是nigen，满语（满-通古斯语族）是emun，毫无共同点。古代生活在中国北方的这些民族，互相接触，发生融合，语言之间的相似到底是同源，还是借贷？探究这些语言的演化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三个语族的共同词汇不多，便难以构拟原始阿尔泰语。
　　汉语古今语音发生了巨变，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中古有清浊对立（如b和p，g和k，t和d），现在普通话没有b、g、d这样的浊辅音，只有不送气的p,k，t与不送气的p,k，t的区别。威妥玛式拼法不用b,g，d的方法正确，可人们嫌送气符号（‘）太麻烦，就省略了。Peking（北京）的P本来读如“拨”，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连标准音也是“泼”了。汉语拼音方案的b、d、g本来是不送气的清音，可没有语言学理论知识的中小学生哪里知道底细？还以为汉语拼音的b就是英语的b。这个误解使学习俄、法、意等语言的学生面对“不送气”摸不着头脑，其实汉语中的b、d、g就这么发音！中古只有平声，不分阴平和阳平，清音声母的字现在读阴平，如“诗”，浊音声母的字现在读阳平，如“时”。在各大方言中，清浊音、韵母、声调的分合很不一致，历史比较语言学用于具体的一个场合是切实可行的，若全盘考虑整个汉藏语系就不那么简单了，比阿尔泰语系的麻烦还多。中古汉语的具体情况还不能确定，上古汉语的情形更让人莫衷一是。不少学者构拟了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如认为“各”上古可能读klak，有复辅音声母，但有人反对。
　　历史比较语言学是用保存下来的材料推断过去的语言规律和语音形式。如果某一原始语言的特征在其子语言中没有被继承下来，构拟出的原始语言当然也没有那个特征，任何一种语言，方言都不完全一致，古汉语、古希腊语、拉丁语、梵语都是一样。构拟一种单纯的整齐划一的原始语言，是否就说明某个地区乃至全人类最初只使用同一种语言，也是颇有疑问的。
　　在历史研究上，历史比较语言学对于语音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经过验证的理论，是非常有力的证据。汉藏语系各语言的关系是与中国历史密切联系的。吐火罗语的使用者与灭亡阿卡德国家的古提人是同一种族，可专业研究者却说古提人属于闪族。（《失落的文明：巴比伦》P.35）陕、甘一带“我”发ngĕ，本地老年人小时候的读书音也一样是ngĕ，与藏语第一人称单数说法nga是同源词，这是活的证据，只看字典词典就与事实失之交臂了。玛雅人跟“人”叫in，与中国多数地方的发音一样，跟普通话不同，这个词是玛雅人来自中国的又一证据。不能用普通话代替古汉语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