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带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美国人创造了这个词，人们把它翻译成中文也非常贴切。当然，从汉语的角度来讲，中国人创造“裙带”(对应英文的Crony)这个名词，可能要比西方国家早得多，关于该词的涵义，演绎至今，也要远比Crony丰富得多。

    汉语中的裙带现象，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后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英文Crony是指一个集团中的成员，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之间交往密切、互相支持，并为彼此利益不惜采取不诚实的行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裙带资本主义一词在学术界和媒体中迅速流行起来。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解释，裙带资本主义是“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这种合作可能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但随之也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等“道德风险”。按吴敬琏、钱颖一等人的理解，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其问题解决的途径也应该一致。

    保罗·萨缪尔森认为，裙带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美国存在美国式的“裙带资本主义”，政府、党派、中介机构等合谋制造了21世纪初的一系列美国公司财务造假丑闻。对于亚洲式裙带资本主义，庄礼伟（2005）认为除了它的“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结合”的共性之外，还具有以下特性：（1）前现代性，即保护人——被保护人、恩主——扈从的依存关系，无权势者缺乏独立人格，依附心态非常严重；（2）体制性，如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统治，经济生活中过多的政府干预等；（3）家族性，如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沿着血亲、姻亲、部族（如政治领导人的秘书、下属等）关系畸形地集中起来，并超然于法律和市场经济的应有秩序之上；（4）全社会性，也即从低到高形成了全社会性金字塔式的网络结构。

    其实，凡是有人的地方便有私欲和腐败。私欲是裙带关系的根源，裙带也必然导致腐败，但对于腐败，我们却显得极其矛盾，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时候在有些地方我们还认为有夸大之嫌。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有共识的，即政府权力过大，会导致裙带关系和由裙带所引致的腐败的盛行，全社会道德水准下降；进而在微观层面引发公司透明度不高，损害广大投资者利益及积极性，在宏观层面出现经济失序和缺乏效率，最终国家肌体受损，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前美国财长萨莫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就猛烈抨击亚洲的裙带资本主义，认为“大多数银行危机背后都隐藏着欺诈和权力滥用，并常常伴有大量的犯罪活动，腐败打消了企业的积极性，模糊了产权，同时维持了既得利益者高高在上的地位，最终将威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如何解决呢？哈耶克曾指出，在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不同阶段演变出来的各种制度及其道德观念，它们之间往往发生冲突。譬如，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传统家庭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与现代市场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之间，存在着深刻冲突。根据哈耶克的判断，这些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路径，最终决定一个社会是否能够实现“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显然，解决的途径还是只能靠改变我们的制度模式、改造我们某些传统理念。当然，笔者所提倡的改变和改造，并不意味着要彻底的推翻我们传统的和现在已存在的一切，而是要通过研究和实践，将传统的社会体系、社会制度与西方现代社会体系与社会制度加以融合，并实现创新。从这一点上讲，将传统文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也包括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伪科学）和西方现代制度（也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军事的）一起拉出来进行大讨论，是有裨益的。我觉得，日本、韩国等国已经有了成功的范例，做得很好了。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将近3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出现裙带资本主义苗头，存在着“任用亲信”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存在着已有裙带关系（既得利益者）和没有裙带关系（多数普通社会大众）的群体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随着国民收入总体水平的增长但两极分化的加剧而更加尖锐。如果不能摆脱裙带资本主义的束缚，就几乎注定了要放弃几乎全部的“公正”，并且放弃相当大部分的“效率”，最后，也将令人心痛地放弃我们多数人已经享有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