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里3号
从乡愁说起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记载着小小的弄堂和厢房，小小的油饼摊和糖醋店，还有那小小却久远难以忘却的痛。
乡  愁 

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呵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呵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阿跷
   “这活儿别人干不了。”天还蒙蒙亮，大中里的被“唰唰”唤醒。阿跷默默地扫着这片弄堂，十年如一日。他腿脚不好，所以大家都叫他“阿跷”，知道他真名的却没几个。听他的大哥说，他本名袁德海，在大中里干了一辈子清洁工。
“70岁了，干不了多久啦。”对于阿跷这个称谓，没人在意，包括阿跷本人。他清扫了垃圾箱，用水冲洗路面，打开只在每天早晨6点至10点对外开放的厕所，就做在弄堂口，看苏醒的大中里人来去往。
阿跷要这样独自坐到晚上6点，风雨无阻。现在“大中里”的年轻人，弄不清阿跷坐在那里做啥。他呆呆地往着来去的每一个人，不过遇到生人来大中里，他总会上前盘问一番，如今拆迁的队伍进来了，搬迁的人进进出出，他却还未放松警惕。他就像大中里的大管家，和每个老住客熟络，也带着深厚的感情，不不过他不善言语，只是默默地注视。
“一个月拿200块。”阿跷并未一定要呆在大中里，他说，曾经有很多机会能让他随时离开这里，“住住久了嘛，真的舍不得。”阿跷说，这工作，外地人干不了的，受气挨打，习惯啦。
2002年，在美国留学的舒浩仑听说他出生的大中里要拆迁，毅然回国拍摄《乡愁》这部反映大中里生活的纪录片，阿跷在片中和其他人一样，再平凡不过，对大中里的感情也再深刻不过了。

虞家阿婆和舒家奶奶
作为上海最老的石库门里弄之一，“大中里”有着81年的历史，近一个世纪，进出这里弄的人不知有多少，而只有最早的住户能知道这院巷里的故事。
从空中俯视大中里，分弄与主弄的排列像是一个横过来的“丰”字。1925年，“大中里”所在的静安区是英租界，作为一个英国房地产商的开发项目，这片石库门里弄也因此拥有了西式风格的雕花门楣、联排别墅式的布局。英国开发商深谙中国人的居住习惯，于是每一栋石库门都是传统江南民居的翻版：天井、前后客堂、前后厢房、亭子间和晒台。每一个细节都发生过无数的故事。
在舒浩仑的影像里，2002年的“大中里”3号一桌麻将正打着，从1935年就住进来的舒家奶奶专注地看着牌局，而舒浩仑则在午睡。这个场景和很多年前一样，奶奶、童年、36摄氏度的大热天、零星的麻将声。牌局散后，舒家奶奶会一贯地撕开老式的竖条信纸，记下输赢。每月、每半年以及年终时，舒家奶奶都会准时把记录输赢情况的信纸送给三楼黄家阿姨、隔壁卫伯和亭子间的朱伯。“最多赢了36块，一次哦！”舒家奶奶无论输赢都往抽屉里存着30块钱，这也是她的输钱的底线。
舒家、虞家和邬家是3号最早的住户。1935年，舒浩仑的爷爷从宁波跑来上海，经老乡介绍在同孚路(现石门一路)上的四民银行工作，并用金条顶下了“大中里”3号二楼的前后厢房。在当时，这算是个体面的住处。
     　　邬家也来自宁波，永安叔的父亲是美孚石油的中间代理商，看中“大中里”的治安好、宁波人又多，便卖掉淮海路上的房子，顶下“大中里”3号的一楼、亭子间和三楼。
　　“那时3号就住着3户人家，13个人。整个‘大中里’人口也不多，弄堂里看不到人，只有小汽车。”永安叔依稀记得当时的“大中里”很安宁。
而“文革”开始后，“大中里”面目全非，昔日的3号搬进了更多的人，人口达到了35人，原本都是宁波人的天地里突然拥入了浦东人和江苏人，曾经的高级职员和知识分子与产业工人一同吃喝拉撒。
“生活在这片超过0.0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600多户居民，一直保持着最原真的石库门生活状态。”地志学者分析说。
     虞家阿婆做得一手好菜是大中里出了名的，邻里都有机会分得一份口福。一年前，虞家阿婆在屋里跌倒，住进医院没再出来。虞家阿婆唯一的外甥女沈云儿说，老太太已经神志不清，乡下亲戚来看望，她都不认得。
“搬出去住高楼，老人都不喜欢的。”舒家奶奶很不喜欢高楼，她说，哪家的老头子住进高楼变了老年痴呆。虽然，这大中里3号并不大，但老人们在这已是怡然自得。
 卫伯也是大中里的老住客，“我每天跑一万米，人家每个月赚一万块，却未必有我那么开心”，嘴上粘了好些饭粒儿却毫无知觉，兴致勃勃地说着他的快乐经。如今的卫伯，每天看报纸，了解国家有什么新政策，心里琢磨着如何把自家的难处告诉动迁组。“政府给的房子在桃浦九村，再过去两站就是南翔了。”南翔属于郊区，在上海老百姓的概念里，住在那儿像是被赶出了市区。
 这3号亭子间住的是朱伯，朱伯的老婆幻听，每当朱伯不在，她就会破口大骂，知道内情的都不理会，而这也成了舒浩仑童年的趣事之一。
  楼下的潘家排行第二，算是3号不太受欢迎的人物，经常会为了丢了个煤球和邻里起争端。因此，很少能看到老潘的笑容。
 潘家的隔壁住着邬家，如今只剩下永安叔一人了，他曾是短跑运动员，现在还坚持着跑步，说起运动他比谁都高兴，这年近六十头发有些斑白的永安舒从来就不认为自己老了，也不认为大中里老了。
　  汤老伯” 是3号里的“人民警察，谁都知道他爱管闲事。但凡陌生人靠近3号，必定会问：“你找谁？去三楼？三楼人家姓什么？”他有点像阿跷，是大中里忠实的守护者。
　　黄家是3号里后来搬来的，搬来不过12年。黄阿姨不太愿意和别人亲近，她有自己的空间和天地。她也是大中里首先独自接了煤气管，少去公共厨房做饭的女人。

回不去的80年代
石库门见证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埠后的上海的繁华，还记载着舒浩仑那个80年代的梦。
“还有豆浆吗？永平爸，给我来一碗。”虞家阿婆抽着烟，一身绵绸衣裳，习惯性地来这里喝豆浆。在舒浩仑的影像纪录里，2002年的仲夏的早晨，他也是睡眼惺松地坐在永平爸的早餐摊上，喝豆浆，粢饭糕。当年，他上学前就在这里吃早餐，没有人会在乎永平爸包的小馄饨放了多少肉，有没有洗手。当年，里弄人就是拿着那特有的二两粮票、茶缸购买上海人早点食谱中的“四大金刚”：大饼、油条、糍饭和豆浆。
如今的大中里已经大不如前，生活的社区没有了往日的平静。自北向南，依次排列着菜摊、鸡蛋摊、肉摊、水产摊。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走来走去，或者穿着睡衣，或者当街骂娘吵架，那安静地喝豆浆吃早晨已成过去。而永平爸的小摊也成了议论动迁的小据点，嘈杂不堪。
“石库门里的孩子们玩在一起，一般都不分你我，亲如兄弟。”舒浩仑回忆说，弄堂里的孩子是很亲近的。儿时所有的娱乐基本上在石库门里就能解决。跳筋子、扯铃子、造房子、滚轮子、顶核子、掼结子、打弹子、抽陀子、套圈子都是孩子们特别钟爱的。
紧挨着大中里便是一所小学。“里弄里的孩子都在那里读书。”在舒浩仑的影像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教室的窗口忘出去就能看到他们家。“我几乎都是踩着铃声去上学的。”
大中里的丁字路口二楼的窗台曾是舒浩仑最怀念的地方。“傻傻地看楼下人来人往，能看上好几个小时。”不仅如此，舒浩仑还怀念儿时弄堂尽头的小店，他说孩子们都到那打酱油，这也是小毛孩成长的一个标志。还有他常吃的三角包，一包两毛也能在那买到。如今，这店面还经营些杂货，生意却冷清得很。
大中里包含了舒浩仑太多的儿时记忆，那里有他奔跑的露台，兄弟般的玩伴，也有通宵不睡觉看电影的经历，还有日本女排女星带来的青春萌动。
  
  乡愁的震撼
   “在上海，大庆里、会乐里、永寿里…….这些标注着城市人文意义的地标已经随着房产开发荡然无存。”《影视现场》策划人之一卡夫卡·陆痛惜地说：“每一座城市都要发展，发展就会有一些我们记忆里的往事随着城市的变迁消失，大中里曾经留下过近代上海第一段移民的历史，而今天它就将完成历史的使命成为我们回忆的往昔。”
   “看了这个片子我心里感到有很复杂的情绪。我没有搞过纪录片，但是我教过很多年的书，还做过电影的制片。相比较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以及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来说，我在你的纪录片里看到的更多的是种和谐的东西，我觉得很有趣，奶奶不能离开，也无能离开，住了几十年，但是依然在维护一种和谐。”影评人马宁认为导演还是尽量让片子不那么锋利，也就是维持一种和谐。
实际上，舒浩仑的DV留有情面，他的影片多在对故土情结的眷恋上展开，批判的元素并不多。很多导演建议他最好拍续集。但他说：“没有想好，也不知道。我不特别愿意再拍，因为我有情感障碍。我受不了‘大中里’的门牌倒下来。”
　对“大中里”的上千户本地居民而言，几十年几代人培养出来的邻里之情，自非等闲。关起外面的大铁门，这里就是一个大家庭。舒浩仑说大中里居民对拆迁的看法，很复杂，当事人看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样。
“当我看着影片里石库门温暖的红屋顶，镜头里朴素自然的奶奶和邻居，及那些黑白再现的片断，听着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我感觉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飘着邻居家菜香的楼道，那个同学就是邻居的弄堂，那个听见铃声才跑去上课的中学，回到了那个还没有成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回到那个普通人家的小上海。”舒浩仑在其博客上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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