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将政治权力分为两部分，一部是税法规定的税收。劳动者要供养公务员来服务于公共事务，因此要上税。税收，一部分用于公务员们的消费，一部分要用于公共事务的投入，全部由公务员支配使用。2004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26396.47亿元(不含债务收入)，比上年增长21.6%。权力的这笔合法收入，是由国家税法规定并由税务部门来收取的。除了税法规定的税收外，权力的另一笔收入，就是《2004年我国租金价值5万多亿》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租金”。与税收不同，“租金”是由与各部门权力有关的法律和规章制造出来的，是由于政府的经济管制造成的价差空间，收益则由各部门、各部门决策人及得到关系照顾的特权公司之间来分配。我们平常所说的做生意要靠关系，指的就是能从政府部门搞出“租金”的关系。政府各部门红章的含金量，大大小小的官员的审批权，每年的价值大约在56952.9亿左右。如果把税收当成正常权力的价值，那么权力的正常服务成本及价值为26396.47亿。如果把租金当成特殊权力的价值，那么特权的价值为56952.9亿，这笔钱并不会用到社会的公共事务中来（公共事务只花了26396.47亿税收中的一部分）。中央文件中讲到的特殊利益集团，就是每年专门分这56952.9亿的利益集团。如果将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算做一家公司，那么这将是世界上利润最大的公司了（世界500强第一名沃尔玛2004年的年利润，不过约720亿人民币左右）。将税收与租金两项合计，则大体可算出我国权力的年净收益为83349.37亿元（26396.47+56952.9），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2.15%。也就是说，中国人每年生产的财富总量中，约一半是由官员控制和分配的。看到这个数字，就能明白为什么权力如此重要，就能理解为什么政府部门不愿放松管制而要强化管制的原因了。

　　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不管他（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否有贡献，都不防碍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党政机关的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应主动、积极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打破对市场的不合理准入与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各个行业共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完全是可能的。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和谐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这当然离不开民主监督。

　　春节我无意中看到了“让正义的脚步，走得更快一些”，大义是：

   " 一个“讨”字，几多艰辛。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让人愤怒的是，当农民工要拿回自己的血汗钱时，那些欠债的包工头们，衣冠楚楚的所谓“老板”们，一个个都摆出“大爷”的嘴脸，完全置“天经地义”于不顾。每次看到那一张张揉烂的欠条，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神，虽然与他们素不相识，我们的心中都不由得会泛起酸楚，憧憬着哪天能让农民工朋友从卑躬屈膝地讨，变成理直气壮的要，甚至于变成包工头迫不及待地给！这并非不可能，因为按时按额获得酬劳，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实际上，我们的憧憬正在向现实转变，只是速度尚未达到我们的期盼。连续三年，我都参加了“讨薪行动”，虽然每年都会遇到重重阻碍，但在与农民工朋友并肩战斗的过程中，也明显感觉到，正规企业在这方面的工作越做越好，追讨工钱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小。这里所当然得益于国家对相关法规落实的重视，职能部门监管力度的加强，以及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的觉醒。但是，毕竟摊子太大，农民工总数太多，涉及问题太复杂，所以仍有大量问题，一时半会得不到彻底解决，需要有更多热心公益的力量加入进来，推一把。正是这样，所以我们一次又一次站出来，以媒体的强烈责任感，以舆论监督的巨大力量，从一件一件普通的欠薪案例做起，从100元到1000元的工钱付起，切切实实为农民工朋友解难。不仅如此，我们还利用自身的号召力，呼唤法律界人士、呼唤相关部门、呼唤更多的热心人士加入到我们行列中来。虽然我们最终处理的案例有限，但重要的是，我们要以自己的态度告诉农民工朋友，他们的身边，始终有正义的力量在支持。到今天，“讨薪行动”暂时落下帷幕，我们期待来年，有更多的力量加入我们。我们相信，如果正义的脚步跑得再快一些，终有一天，大家会欣喜地看到，农民工朋友不会再为一个“讨”字，饱受艰辛。希望这一天的到来，快点，快点，再快点。"

　　由此可见，人们渴望“权力无处不在”的“正义的脚步，走得更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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