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中国“圈钱”的难道真的是经济学家吗?


能在中国“圈钱”的难道真的是经济学家吗?

汪华斌

    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两会上对数位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严厉批评:称这些人利用特殊地位“圈钱”,“其魔术般致富与敛财速度超过了任何垄断企业,因为他们是靠权力和不对称信息致富。”我们不对这件事去判断真伪,但这场论争却证明一些正直的人看到了我们社会的不公根源;而且敢于把质疑的问题呈现在公众面前,这就是我们时代和谐的力量。

    经济学家也就是经济界知识化身的学者,在一个“知识就是财富”的时代;如果他们能先富起来,刚好证明了我们国家对改革方案的设计;问题是这些人不是用知识去致富,而是用知识先去换权力;再用以权力而致富的,从而出现了中国特有的学者用出卖的“社会良心”也能发大财。

我们社会上之所以出现对少数专家学者道德的质疑,缘于他们中有不少人担任了各种公司的独立董事、咨询顾问;并且拿到了很高的报酬,还有人确也因为拿了钱而在大是大非面前“失语”或“乱语”;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我们不会忘记,在广东大兴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导致123名矿工殒命之前;明明这个煤矿安全漏洞百出,但一个由7名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员组成的专家组;考察和论证的结论竟然是,当地煤矿生产条件“是安全的”。这些专家的业务能力如果没有问题,怎么会看不出事故隐患呢?如果是能力有问题,又是如何成为专家学者的呢?背后的确有太多的令人深思。

    然而我们如何从系统的角度去分析,我们社会“圈钱”的这些经济学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有权力。看那些普通的经济学家们,也没有见到他们能“圈钱”;这样看来,并不专家学者“圈钱”;而是中国的权力能“圈钱”。只要你有了权力,不管你是不是经济学家;同样都能“圈钱”。如我知道一家锅炉企业改制,当时的外债300万本应由收购的私人老板买单;结果这个老板送了50万现金给这个改制组长(局级领导),这300万的单就由国家免了;而且理由还很光明正大,为了能使该企业能轻装上阵。

    某商检局的领导自己办了一家认证咨询公司,他的业务就比别人红火;因为你的商品出口或检验,全部是他说了算;你能不到他的私人公司去咨询吗。现在的管理不是服务,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有了权力就能进行“圈钱”,这已是我国全民都知道的秘密。

    在我国管理咨询服务红火的年代,某国有企业有两个人同时办了私人的管理咨询公司;一个是原企业管理处的处长,另一个是一位无职无权的质量管理专家;结果这位处长的管理咨询忙不过来,而那位质量管理专家的公司却无人问津。原来是这位处长与企业领导的关系密切,所以垄断了该企业的全部管理咨询;并垄断了与该企业有业务往来的企业,从而链式反应的业务忙不过来;很快成为先富起来的人。

    某大学有位工商管理的博导,实际也是学校的领导;明明是自己想换一台车,却在读在职MBA班上讲了自己想开展管理咨询的想法。在这个全部由国有企业党委书记或厂长组成的MBA班上,有谁不明白这个话外音;结果这些学员单位好象有很多问题需要这个导师去解决,很快有不少企业主动邀请这位博导去现场咨询和讲学;一个巡回演讲回后,一台豪华型车也就到手了;这是知识或是权力,大家都心照不宣。

     现在如果仅仅是一个无职无权的经济学家,就是把钱送给你“圈钱”;你也没有办法能“圈”得住。看我们那些兼职的经济学家们,有谁不是有权的;在中国如果你没有权,你的知识再高也是能力低的;因为中国是按职位定能力。所以我们才有职位最高的,技术职称也是最高的;而不是按年龄或实践经验来定英雄的。你有了官,什么学历与职称都会有的;你没有官,什么都必须排在领导的后面;不然恐怕你的事业也就面临死亡了。如有家国有企业的领导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集,被推荐为院士;全企业都臣服。可有位年轻的技术人员竟然不知天高地厚,也在国内外发表论文二百多篇;结果全企业的领导要他下岗,理由竟然还是论文;而是说他只知道为自己写论文。

    中国的改革,的确成就了一些“圈钱”者;但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也不是无职无权的知识分子;而是掌握权力的人员,它是不分是不是知识分子的;只要有了权,就能实现“圈钱”的目的。我们企业的设备与备件供应,每年就是几个亿;可企业负责人却能把自己农村的亲戚注册成设备供应公司,设备的供应厂家没变;但中间却增加了一个中间环节,这可是无本万利;财源茂盛呀。

    中国“圈钱”的途径千奇百怪,但全部是“圈钱”进了权力者的腰包;这才是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