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吴敬链之误


  在未来中国,怎样让原是“计划经济”的“鸡”,生出今日“市场经济”之蛋——这是吴氏适用“游戏规则”的根源之误。

致吴敬链之误

  2007年3月7日,在中国“两会”上,有中国“吴市场”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大开中国“市场经济”言论之一代先河、放“卫星”,以震撼中国13亿人民心、洞穿人类发展原理的“市场经济”学说而自圆其学说,发表了对2006年前后中国经济突出问题的一些绝无仅有的“市场经济”致新、全球性最新阐释。杯葛、纵观“吴市场”对环球同此凉热“市场经济”的经典论述为:⑴、“春运不涨价违背市场规律”;⑵、“打压房产会使物价上涨”;⑶、“拆迁补偿不应按市场价”;⑷、“全民炒股现象不正常”;⑸、“取消利息税”。

  也许人们都一针见血的看到了:“吴市场”对以上中国经济现象解读的杠杆撬动点、也就是“吴市场”所认为、源头立论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先导支撑。那么,就让中国13亿人及中国国家经济体制、现在实行的国策——“市场经济”制度、实践来说话算数吧。

  1、“春运不涨价违背市场规律”

  “吴市场”说:“2007年春运火车票没有上浮、不涨价违背市场规律。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还造成了有害的结果。”就火车票不涨价吴氏观点认为:“对全体打工者补贴,更加实际”。于是,吴氏的观点似乎让中国13亿人都看到了:只有让火车票上浮,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则。

  但,中国58年至今的现实实践是:中国铁路至今依然是绝对独家垄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自己是中国铁路最高的决策者、还是唯一中国铁路利益的获得者(国际统称的既是“裁判员”又是当然的“运动员”)。请问“吴市场”及中国30年“体制改革”的开拓者们、端着中国政府“金饭碗”的国家首席经济学家们,怎样让中国原是“计划经济”的“鸡”、生出今日中国“市场经济”的“蛋”来?

  在中国实施过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本有着国家经济制度源头、水火不容的“游戏规则”区别。却非要用依然是绝对独家垄断、政经一体的中国铁路母本源头体制,来实践中国依然处在变革中“市场经济”及其铁路火车票的价格,这种本末倒置是可想而知,自然遭到13亿中国公民的唾弃——原理游戏规则之错,是吴氏用错“公式”所犯的第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于是,这让人想起中国史无前例、“十年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则震惊中外的经典“放卫星”项目——“西红柿与牛杂交”的故事;想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想起中国典故中“风马牛不相及”的传说……而今日中国铁路政经的高度一统垄断与中国火车票价的“市场化”,就是这样一个公然悖论的历史现实。怎样让原来是“计划经济”的“鸡”,生出今日“市场经济”之“蛋”?这是未来中国的一个新课题。

  2、“打压房产会使物价上涨”

  “打压房产会使物价上涨”,是吴氏所犯的第二“游戏规则”之错误。

  吴氏以上、从中国2006年的房产价格现实认为:中国政府若将2006年的房产价格“打压”下去了,中国公民的钱就要去其它消费(包括吃、穿、衣行等所有的消费领域),进而拉动中国物价上涨。按着吴氏的此观点,若要将中国各城市的房产价格“打压”下去了,就会令中国13亿公民的物价上涨?言下之意就是政府以策略或制度“打压”了房产,钱就会跑到它处使物价上涨。

  而具有200多年历史的(注:作者以为应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算起)“市场经济”学都遵循一个“水涨船高”的原理——即市场的水深了、所有的价格之船都必然上涨。而吴氏的观点结论是:除了房产则没有任何消费可以压制居民消费,这种牛顿发明的“杠杆以一个支点来撬动整个地球”的“物理公式”用到“市场经济”上,这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真是令有200多年历史至今的“市场经济”哑口无言。

  按照吴氏“打压房产会使物价上涨”的逻辑,那么中国政府应该最大程度、大张旗鼓的给房产加价、摊费摊税,让房产商再上房价的几个台阶,以更加得力加价措施、让房地产商最大程度来平抑中国“物价上涨”,才能实施中国伟大复兴的“和谐中国”。

  3、“拆迁补偿不应按市场价”

  说来也怪:“春运火车票不涨价违背市场规律”、“打压房产会使物价上涨”,而惟有公民的“拆迁补偿不应按市场价”?既然是:一个浩大的中国国家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实施国有土地的市场拍卖,房地产商可以以“市场经济”天量来买卖土地,而被国家、建筑商、开放商拆迁的房屋却不应按市场价,这真是强盗的逻辑。

  在“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面前,所有的市场主体是当然相互“对应”的,既法理的“能进能出”,然你能是我却不能是?可以“昼官放火,却不允许百姓点灯”?更何况今日中国也正向“法制”的“公民社会”迈进,那么房地产买卖可以是“市场经济”,公民的“拆迁补偿不应按市场价”也当然可以是市场经济。这在引用“游戏规则”上叫“同理可证”。

  更重要的是,公民的房屋是全球法律都要绝对保护的当然个人的财产,不能按“市场经济”进行竞争、为什么就不能“拆迁补偿不应按市场价”、有个最好的个人财富价值?却被独家垄断的政治、经济“权力”任人宰割?

  难怪古今中外“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4、“全民炒股现象不正常”

  至于“全民炒股”,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中国古人经典说“众人拾柴火焰高”,讲的就是“团结起来、大家一起拧成一股绳”就一定能把事情办的更好。据海外2000年2月9日的一则《澳洲股民比率全球最高》一文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公民当年持股比例最高为53.7%,其次是加拿大为52%,美国为48%,英国为40%,新西兰为38%,这些国家都堪称为“全民炒股”范例——因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通常整个社会“劳动力”只有整个人口比率的35%左右(而一个正常的国家,老人与儿童约占整个社会的50%左右,残疾人、穷人、智障人约占15%左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若一个国家的股民超过了30%,就可认为是“全民炒股”了(整个社会“劳动力”的35%都参加了买卖股票,通常就被基本认为是“全民炒股了”)。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统计,截至2007年1月22日收市,中国内地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A、B股及基金开户总数达到8005.9万户,一举超过美国的7600万的股民数量(但美国有3亿总人口,见2007年1月25日杭州网《年增700万内地股民人数超美国》一文)。据计算,中国内地股民已占全国总人口的5.9%。中国离“全民炒股”的确还很非常遥远。若按中国13亿总人口来计算,将来中国股市繁荣了,有上总人口20%是股民、来买卖股票,那也没有什么、是完全没什么不可能的。以上富裕国家不就在21世纪初就创造了“全民炒股”的奇迹?未来中国繁荣了,有上总人口超过20%的股民,也不是不可能的什么天方夜谭,澳、加、美、英等可以是,中国又为什么不可以是?不也天经地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吗?

  5、“利息税”

  至于中国的“利息税”,根本就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产物,也与“市场经济”没有任何关联。据了解,中国的“利息税”出笼于1999年11月,这一收不要紧、就是春夏秋冬雷打不变的收取征收8年多。据知,全球的“高收入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的没有这种所谓的“利息税”,美国及欧洲的居民消费不依然超前、不把钱存在银行里?

  到200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只有1740美元,只有美国的近1/40(中国与美国的数字,见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依然是比较贫穷的国家。美国穷人的免税标准是年收入6000美元,而这一数字正是50000万人民币,是中国一个生活不错、农村家庭的年收入。

  讲了这些,不知吴氏是否能有所领悟而感受到13亿人、那“砰、砰、砰……”心跳、脉动、良知的想往和启迪?一个端着国家金饭碗、享受着国家“嗟来之食”、曾经为“中国社会良知”的首席学者。是啊,“一个真正有学术良知的学者,难道不正该以不懈追求、尽善尽美和对社会负责而广泛的吸取多学科之长,虚心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努力克服本专业和本人的学术偏见吗?不该为这个国家和他绝大多数的公民谋去正义、公正和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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