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那喀索斯和风月宝鉴
——从文化自觉到问题意识到新知识的生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姜飞 博士
“2006北京·影像专家见面会”转眼两个月过去了，时针也已经从2006指向了2007年。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之荡起的涟漪还将不断波延下去，并在新的时点引发不同性质和层面的波澜。
反射到我，一个搞文化与传播研究的学者，一个对摄影艺术纯粹的外行，对我的冲击从参加鲍昆老师组织的小规模研讨会开始，一直哽喉萦怀，希望能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把我的思考畅快吐一吐。
我认为，见面会这正应了那句俗话，该来的总会来。老是喊“狼来了”，这不来了吗？来的而且是狼群。
在进入我的论述之前，先讲两个故事作引子。
一个是希腊神话中，那喀索斯刚出世的时候，其父母去求神示，想要知道这孩子将来的命运如何。神示说：“不可使他认识自己。”于是他父母始终想办法不让那喀索斯照镜子，直到有一天他从一片清澈的湖水中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影子，并从此迷恋不已，最终其青春的活力枯竭在对美丽的自己影子的思恋中。
一个是《红楼梦》中王熙凤送给贾瑞的风月宝鉴，为情所困的贾瑞不断地想要看镜子背面王熙凤美丽的酮体，并不断地遗精，最终精竭人亡。
一个是迷恋自己到疯狂，一个是迷恋他人到疯狂；一个是那喀索斯之镜，一个是风月宝鉴。
还是先别揭破谜底，为什么我这里要提那喀索斯和风月宝鉴，留点悬念到文章结束的时候。
发生在中美摄影见面会上的文化冲突，似乎是摄影艺术圈落中的大事。但将其置放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上走向世界后，中国的文化界面临中西文化价值观深度冲突时，爆发的普遍性的文化自觉洪流中去，则分明是以沧海之一粟，发挥着一滴水折射七彩阳光的作用。
那么，中美摄影见面会结束后，中国的摄影艺术家们整理包裹，将要继续各自的艺术之旅了。在迈出下一步之前，我们在思想中该由此有哪些启示呢？
文化自觉的含义与必要性
首先就是文化的自觉。
先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文化自觉”用的费孝通先生的意思。“文化自觉”这个思想是费孝通在晚年提出来的。按他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费老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正好表达了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它试图回答人们的一系列心理需求：
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
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
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
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的基本涵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独自提出来的全新的概念。这个思想对当今中国而言，对每个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价值格外深远。
当这种文化的自觉已经在国家管理者和知识阶层那里化为行动的时候，曾经遭遇粉碎性骨折的中国文化躯体开始逐渐站立起来，中国文化靠其强大的内力与奇谲的适应性再一次尝试站立起来。
但文化的自觉似乎只回答了一半的问题，即中国自我的问题，如何走的问题。至于走向何方，如何在新一轮的文明、文化的历史博弈中不仅奠定中国思想的位置，也要为世界工业文明的未来提供中国的启发，不仅仅是为中国借鉴西方的历程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也是将所有的人都视为人，将这个世界视为一个平衡、平等；和平、和谐发展的世界的一种需要。
赵汀阳的天下体系适时补上了这个空缺。“天下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政治单位，一个最大并且最高的政治单位，同时也就成为一个思考所有社会/生活问题的思想分析单位，也就是最大的情景或解释条件。”（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4业）是在跨文化、全球化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找到一个在民族/国家体制之上的，更具有超验的统摄性的思想方法或体系。在这样的超验的目标下，体现的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协商，共存共容的气象。
带着问题意识出发
我在《南方周末》2006年9月14日撰文“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到文化协商”，把熊十力的“内圣学”、王国维的中西文明“相互激荡、相互发明”、费老的文化自觉思想与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进行并列梳理，认为这样一条线索反映了中国思想界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的发展轨迹，提出文化自觉之后的理想目标应该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协商共存。
费老穷其一生思考如何让国人富起来，但晚年到东南沿海的考察让他困惑，富起来以后的中国该走向何方？文化上的愚钝与落后让他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思想。
我非常认同“文化自觉”这一极具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的思想，认为是朝向文化平等协商共存共荣目标的必要阶段。我也非常认同“天下体系”极为智慧和宏大的思想，认为是文化平等协商、共存共荣现实的思想理论支撑。但困惑马上就来了：在朝向天下体系之前，如何迈出文化自觉的第一步？
200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北京论坛”汇集了来自世界范围的名贤大儒，在这次会议上，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所作的报告就是“文化自觉与问题意识”。汤先生提出，“我们必须要有‘问题意识’，看看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哪些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明确地提出，并深入地探讨以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文化自觉’”。
我非常赞同汤先生对文化自觉的这种阐释和延伸。并认为部分地解决了我的困惑。文化自觉之后就是问题意识的萌发。就是要发现一些问题，思考一些问题，研究一些问题，预见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思想上的问题。
汤一介先生提出的问题意识，将文化自觉问题引向深入。
从问题意识到新知识的生产
在这里，我想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再向前推进一步。
我认为，问题意识和文化的自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问题不是主要的，更不是目的。理解、升华并解决问题是目的。就像硬币终归是流通的工具，不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在问题意识不断推动文化自觉的广泛思考之后，摆脱“那喀索斯镜子”的学界和知识界该作些什么？我们这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专家、艺术家的角色是什么？
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在刚结束的中国首届“文明论坛”2006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作为文化身份的命名者，绝不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必须对现实问题先行见到并预先警示，对于越是流行的越需要加以质疑，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和独特的德行操持恰恰是知识分子的秉性所在。
这种秉性凸显的就是这种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本身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新知识的生产过程。
文化工作者需要有意识地提升到新知识生产的层面来思考问题。
新的国际国内文化背景和深度跨文化/文明传播需要新的知识的生产。
“新知识的生产”是一个新的命题，对它的理解需要从知识生产开始说起。人类有文字的文明开始于知识的生产。最初是一些大师有关世界、人生的根本思想，成为后来知识生产的起点；紧接着是经典阐释时代，通过阐释经典进行知识的生产。工业革命带来生产的扩张发展，同时，人们对世界和社会、自然的认识也逐渐拓展和深化，知识的生产从经典中脱离出来，开始面对真实的社会和自然、人生来进行。于是，出现在人类面前的，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对知识生产方式方法和思想的彻底颠覆，就像恩格斯描述资本主义焕发出的巨大生产力一样，工业革命也焕发出了庞大的知识生产能力，以致于到今天我们还浸润在工业革命的知识生产的轨道中不能自拔，在究竟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国家/社会/发展阶段中彷徨、犹疑和徘徊。
但伴随工业革命之后的殖民主义扭曲了知识的生产，同时也彻底扭曲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人性轨迹。殖民主义打破了本土文化知识生产的自然链条，在将他者优秀文化成果输入到本土的同时，以一种非人性的方式奴役了本土文化，同时也扭曲了作为文化我者的殖民者，其最终结果是破坏了知识生产的多样性的同时，以垄断性的知识生产扭曲了知识生产的轨迹和方式，其恶果也最终反馈到殖民者那里，造成整体性的文化知识生产的扭曲和变形，最终的结局必然是文明发展的倒退。
同时，后工业时代资本权力的膨胀，体现在文化的产业化发展，进一步扭曲了作为知识生产过程和载体的文化生产的本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其实质是将作为非物质生产的知识生产纳入了物质生产的轨道，在工业文明的生产线上胁肩谄笑，作工业生产的附庸；文化产业中的传媒产业的垄断式发展，更是在工业道理的荡涤下，将文化生产的道理逐渐甩开，自我最初的角色定位与发达的传播技术藕合的结果是，大众传媒业开始堂而皇之地介入知识生产的领域，以信息（Message）的提供混淆知识（Knowledge）的生产，以信息的生产制约知识的生产，最终以媒介的话语霸权取代知识的生产。
由此我们看到，人类文化在走过了自我繁衍变迁的自然历程之后，地理大发现以及随后的殖民主义彻底改变了文化的生态，文化和资本的媾和则再一次重组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基因，文化本身以及围绕文化衍生出诸多的问题，反映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以“冲突”为核心词共同构成了16世纪到20世纪，乃至21世纪初的世界文化发展基调。
回顾人类知识生产演进的历程，我们惊讶地看到，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因为文化的产业化以及部分隶属于这个进程的大众传媒制造的媒介化生存而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将反馈到各种文化的变迁模式上，开启新一轮的文明演进的变迁。
如此，摆在当今那些还坚信知识生产本体任务的独立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就很艰巨：首先就是要对历史上造成知识生产扭曲的力量进行批判，包括殖民主义、包括垄断式发展的文化产业。其次，就是要在这样的批判中探询就像宿命一样走过这些噩梦的人类文化下一步的知识生产的方式和轨迹，运用自己渺小但伟大的力量去推动，去呼吁。去进行新知识的生产。
醒来的知识分子力量是无穷的。
明确了方向和脚步的知识分子是最有力量的。
给予这样的知识分子以空间的社会是最有前途的。
新知识的生产如何可能？
一个更大的问题产生了，如何进行新知识的生产？
细想起来，还真挺复杂。粗想起来，似乎得有这么几步。
首先是语境的批判，即解构。就是对迫使我们提出新知识生产的所谓“老/旧知识生产”的语境进行批判，包括殖民主义（既有老的，也有新的，即所谓文化新殖民主义）、包括过度的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现代化、包括大众传播媒介构造的虚拟现实。既对上述史实造成的既成事实进行批判，也对这些史实所延续（包括被迫和主动）的思想方法进行批判。既包括对这些史实的元批判，也包括衍生变种的批判。鲍昆老师组织的小规模研讨会上，我提出了文化新殖民主义的问题，还有诸多的专家学者的观点，主要内容刊登在《南方周末》2006年11月23日批评版，具体内容我不多提了，要强调的是，这种批判的意识在当下须臾不可少，对这种批判的警醒就像猎狗对异味的警醒。
说白了，解构就是拆，但拆不是目的，建设新家园是目的。况且，这种拆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尊重客观，尊重历史，尊重人。所谓客观，就是要在解构这一思想解放努力下回归本然。比如中美摄影见面会，不管是用市场渗透来看待，还是用文化殖民来批判，都有一个事实无法忽略，就是，这是中美摄影界的第一次相对大规模的接触，从长远发展来说，不管是对中国摄影界，还是世界摄影界，都是一个好的开始。这是看待这件事情的底线。如果所有的批判最终指向否定这次见面会，就是超越了底线，对谁都没有任何好处。
其次是新语境的建设，即建构。批判的目的是要走出殖民主义、工具理性、媒介帝国主义等非人性阴靋、桎梏，走出新的天地。看来还得拿出当年毛泽东的口号，敢叫日月换新天。不过，这一次是绝对的文斗不是武斗。既包括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阐释，也包括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接轨，即熊十力所谓“内圣学”。就是说在当前的现代化已经对人的本性侵蚀到人已经非人化了的时候，人应该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未来中国现代化大行其道之前，熊十力就已经认为我们应该一心向道，为将来在现代化物欲横流，现代技术横行，技术控制人，后来所谓的技术理性的背景下，为人的内心寻找一个精神家园，现在看来真不简单。他还认为“特殊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能否救治人们在工商业竞争的紧张下出现的无所依归无所适从精神或心理危机，及信念价值存在于形而上的迷茫，填补‘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的冲击毁谤之后留下的一大片精神或心理的空间，则是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思想或哲学难题。”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的新知识生产的一大部分精力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需要认真思考王国维提出的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相互发明”的思想。从这个中美摄影见面会中我们看出，见面会的形式安排，类似于“钦点”、“接见”、“指教”，缺乏真正的相互激荡，更不用说是相互发明。有的只是“他们的”思想和看法的单向传播。文化的发展的确需要他者的眼光，所谓以人为鉴；但我们不能活在他者的世界里。这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别人眼里看到了我们自己，中国摄影艺术界自娱自乐的阶段结束了，那喀索斯的镜子碎了。
从现象中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内里，交替出现的自卑和自尊百无一用，走向文化自觉的国人用内力敛神，终于要由此走出风月宝鉴的诱惑，自立自强了。
当我们砸烂那喀索斯的镜子，不再自恋；当我们走出风月宝鉴，不再恋他。表现在我们面前的自然是一个自信、自强、自足，多元和兼容的文化品格。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知识生产所需要的思想语境。
第三，是走出了文化的自卑情结，走向文化的自觉行为，带着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干劲，在经济发展所提供给知识界资本和思想双重的自由环境下，运用自己的知性、悟性，综合调动自己的感性、理性，用嘴巴，用笔，用比特，用镜头，……去捕捉和生产朝向文化平等协商、共存共荣理想的知识。《大眼睛》的摄影生产出了希望工程，希望工程生产出了系列的新的希望种籽，这些种籽将再次承担起中国知识生产的重任。
再具体点？就不说了，相信您有自己的悟性。我也暂时解脱一下，再深入思考。
(载《中国摄影家》2007年第3期)
——从文化自觉到问题意识到新知识的生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姜飞 博士
“2006北京·影像专家见面会”转眼两个月过去了，时针也已经从2006指向了2007年。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之荡起的涟漪还将不断波延下去，并在新的时点引发不同性质和层面的波澜。
反射到我，一个搞文化与传播研究的学者，一个对摄影艺术纯粹的外行，对我的冲击从参加鲍昆老师组织的小规模研讨会开始，一直哽喉萦怀，希望能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把我的思考畅快吐一吐。
我认为，见面会这正应了那句俗话，该来的总会来。老是喊“狼来了”，这不来了吗？来的而且是狼群。
在进入我的论述之前，先讲两个故事作引子。
一个是希腊神话中，那喀索斯刚出世的时候，其父母去求神示，想要知道这孩子将来的命运如何。神示说：“不可使他认识自己。”于是他父母始终想办法不让那喀索斯照镜子，直到有一天他从一片清澈的湖水中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影子，并从此迷恋不已，最终其青春的活力枯竭在对美丽的自己影子的思恋中。
一个是《红楼梦》中王熙凤送给贾瑞的风月宝鉴，为情所困的贾瑞不断地想要看镜子背面王熙凤美丽的酮体，并不断地遗精，最终精竭人亡。
一个是迷恋自己到疯狂，一个是迷恋他人到疯狂；一个是那喀索斯之镜，一个是风月宝鉴。
还是先别揭破谜底，为什么我这里要提那喀索斯和风月宝鉴，留点悬念到文章结束的时候。
发生在中美摄影见面会上的文化冲突，似乎是摄影艺术圈落中的大事。但将其置放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上走向世界后，中国的文化界面临中西文化价值观深度冲突时，爆发的普遍性的文化自觉洪流中去，则分明是以沧海之一粟，发挥着一滴水折射七彩阳光的作用。
那么，中美摄影见面会结束后，中国的摄影艺术家们整理包裹，将要继续各自的艺术之旅了。在迈出下一步之前，我们在思想中该由此有哪些启示呢？
文化自觉的含义与必要性
首先就是文化的自觉。
先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文化自觉”用的费孝通先生的意思。“文化自觉”这个思想是费孝通在晚年提出来的。按他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费老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正好表达了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它试图回答人们的一系列心理需求：
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
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
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
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的基本涵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独自提出来的全新的概念。这个思想对当今中国而言，对每个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价值格外深远。
当这种文化的自觉已经在国家管理者和知识阶层那里化为行动的时候，曾经遭遇粉碎性骨折的中国文化躯体开始逐渐站立起来，中国文化靠其强大的内力与奇谲的适应性再一次尝试站立起来。
但文化的自觉似乎只回答了一半的问题，即中国自我的问题，如何走的问题。至于走向何方，如何在新一轮的文明、文化的历史博弈中不仅奠定中国思想的位置，也要为世界工业文明的未来提供中国的启发，不仅仅是为中国借鉴西方的历程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也是将所有的人都视为人，将这个世界视为一个平衡、平等；和平、和谐发展的世界的一种需要。
赵汀阳的天下体系适时补上了这个空缺。“天下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政治单位，一个最大并且最高的政治单位，同时也就成为一个思考所有社会/生活问题的思想分析单位，也就是最大的情景或解释条件。”（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4业）是在跨文化、全球化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找到一个在民族/国家体制之上的，更具有超验的统摄性的思想方法或体系。在这样的超验的目标下，体现的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协商，共存共容的气象。
带着问题意识出发
我在《南方周末》2006年9月14日撰文“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到文化协商”，把熊十力的“内圣学”、王国维的中西文明“相互激荡、相互发明”、费老的文化自觉思想与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进行并列梳理，认为这样一条线索反映了中国思想界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的发展轨迹，提出文化自觉之后的理想目标应该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协商共存。
费老穷其一生思考如何让国人富起来，但晚年到东南沿海的考察让他困惑，富起来以后的中国该走向何方？文化上的愚钝与落后让他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思想。
我非常认同“文化自觉”这一极具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的思想，认为是朝向文化平等协商共存共荣目标的必要阶段。我也非常认同“天下体系”极为智慧和宏大的思想，认为是文化平等协商、共存共荣现实的思想理论支撑。但困惑马上就来了：在朝向天下体系之前，如何迈出文化自觉的第一步？
200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北京论坛”汇集了来自世界范围的名贤大儒，在这次会议上，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所作的报告就是“文化自觉与问题意识”。汤先生提出，“我们必须要有‘问题意识’，看看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哪些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明确地提出，并深入地探讨以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文化自觉’”。
我非常赞同汤先生对文化自觉的这种阐释和延伸。并认为部分地解决了我的困惑。文化自觉之后就是问题意识的萌发。就是要发现一些问题，思考一些问题，研究一些问题，预见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思想上的问题。
汤一介先生提出的问题意识，将文化自觉问题引向深入。
从问题意识到新知识的生产
在这里，我想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再向前推进一步。
我认为，问题意识和文化的自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问题不是主要的，更不是目的。理解、升华并解决问题是目的。就像硬币终归是流通的工具，不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在问题意识不断推动文化自觉的广泛思考之后，摆脱“那喀索斯镜子”的学界和知识界该作些什么？我们这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专家、艺术家的角色是什么？
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在刚结束的中国首届“文明论坛”2006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作为文化身份的命名者，绝不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必须对现实问题先行见到并预先警示，对于越是流行的越需要加以质疑，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和独特的德行操持恰恰是知识分子的秉性所在。
这种秉性凸显的就是这种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本身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新知识的生产过程。
文化工作者需要有意识地提升到新知识生产的层面来思考问题。
新的国际国内文化背景和深度跨文化/文明传播需要新的知识的生产。
“新知识的生产”是一个新的命题，对它的理解需要从知识生产开始说起。人类有文字的文明开始于知识的生产。最初是一些大师有关世界、人生的根本思想，成为后来知识生产的起点；紧接着是经典阐释时代，通过阐释经典进行知识的生产。工业革命带来生产的扩张发展，同时，人们对世界和社会、自然的认识也逐渐拓展和深化，知识的生产从经典中脱离出来，开始面对真实的社会和自然、人生来进行。于是，出现在人类面前的，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对知识生产方式方法和思想的彻底颠覆，就像恩格斯描述资本主义焕发出的巨大生产力一样，工业革命也焕发出了庞大的知识生产能力，以致于到今天我们还浸润在工业革命的知识生产的轨道中不能自拔，在究竟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国家/社会/发展阶段中彷徨、犹疑和徘徊。
但伴随工业革命之后的殖民主义扭曲了知识的生产，同时也彻底扭曲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人性轨迹。殖民主义打破了本土文化知识生产的自然链条，在将他者优秀文化成果输入到本土的同时，以一种非人性的方式奴役了本土文化，同时也扭曲了作为文化我者的殖民者，其最终结果是破坏了知识生产的多样性的同时，以垄断性的知识生产扭曲了知识生产的轨迹和方式，其恶果也最终反馈到殖民者那里，造成整体性的文化知识生产的扭曲和变形，最终的结局必然是文明发展的倒退。
同时，后工业时代资本权力的膨胀，体现在文化的产业化发展，进一步扭曲了作为知识生产过程和载体的文化生产的本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其实质是将作为非物质生产的知识生产纳入了物质生产的轨道，在工业文明的生产线上胁肩谄笑，作工业生产的附庸；文化产业中的传媒产业的垄断式发展，更是在工业道理的荡涤下，将文化生产的道理逐渐甩开，自我最初的角色定位与发达的传播技术藕合的结果是，大众传媒业开始堂而皇之地介入知识生产的领域，以信息（Message）的提供混淆知识（Knowledge）的生产，以信息的生产制约知识的生产，最终以媒介的话语霸权取代知识的生产。
由此我们看到，人类文化在走过了自我繁衍变迁的自然历程之后，地理大发现以及随后的殖民主义彻底改变了文化的生态，文化和资本的媾和则再一次重组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基因，文化本身以及围绕文化衍生出诸多的问题，反映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以“冲突”为核心词共同构成了16世纪到20世纪，乃至21世纪初的世界文化发展基调。
回顾人类知识生产演进的历程，我们惊讶地看到，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因为文化的产业化以及部分隶属于这个进程的大众传媒制造的媒介化生存而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将反馈到各种文化的变迁模式上，开启新一轮的文明演进的变迁。
如此，摆在当今那些还坚信知识生产本体任务的独立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就很艰巨：首先就是要对历史上造成知识生产扭曲的力量进行批判，包括殖民主义、包括垄断式发展的文化产业。其次，就是要在这样的批判中探询就像宿命一样走过这些噩梦的人类文化下一步的知识生产的方式和轨迹，运用自己渺小但伟大的力量去推动，去呼吁。去进行新知识的生产。
醒来的知识分子力量是无穷的。
明确了方向和脚步的知识分子是最有力量的。
给予这样的知识分子以空间的社会是最有前途的。
新知识的生产如何可能？
一个更大的问题产生了，如何进行新知识的生产？
细想起来，还真挺复杂。粗想起来，似乎得有这么几步。
首先是语境的批判，即解构。就是对迫使我们提出新知识生产的所谓“老/旧知识生产”的语境进行批判，包括殖民主义（既有老的，也有新的，即所谓文化新殖民主义）、包括过度的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现代化、包括大众传播媒介构造的虚拟现实。既对上述史实造成的既成事实进行批判，也对这些史实所延续（包括被迫和主动）的思想方法进行批判。既包括对这些史实的元批判，也包括衍生变种的批判。鲍昆老师组织的小规模研讨会上，我提出了文化新殖民主义的问题，还有诸多的专家学者的观点，主要内容刊登在《南方周末》2006年11月23日批评版，具体内容我不多提了，要强调的是，这种批判的意识在当下须臾不可少，对这种批判的警醒就像猎狗对异味的警醒。
说白了，解构就是拆，但拆不是目的，建设新家园是目的。况且，这种拆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尊重客观，尊重历史，尊重人。所谓客观，就是要在解构这一思想解放努力下回归本然。比如中美摄影见面会，不管是用市场渗透来看待，还是用文化殖民来批判，都有一个事实无法忽略，就是，这是中美摄影界的第一次相对大规模的接触，从长远发展来说，不管是对中国摄影界，还是世界摄影界，都是一个好的开始。这是看待这件事情的底线。如果所有的批判最终指向否定这次见面会，就是超越了底线，对谁都没有任何好处。
其次是新语境的建设，即建构。批判的目的是要走出殖民主义、工具理性、媒介帝国主义等非人性阴靋、桎梏，走出新的天地。看来还得拿出当年毛泽东的口号，敢叫日月换新天。不过，这一次是绝对的文斗不是武斗。既包括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阐释，也包括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接轨，即熊十力所谓“内圣学”。就是说在当前的现代化已经对人的本性侵蚀到人已经非人化了的时候，人应该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未来中国现代化大行其道之前，熊十力就已经认为我们应该一心向道，为将来在现代化物欲横流，现代技术横行，技术控制人，后来所谓的技术理性的背景下，为人的内心寻找一个精神家园，现在看来真不简单。他还认为“特殊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能否救治人们在工商业竞争的紧张下出现的无所依归无所适从精神或心理危机，及信念价值存在于形而上的迷茫，填补‘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的冲击毁谤之后留下的一大片精神或心理的空间，则是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思想或哲学难题。”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的新知识生产的一大部分精力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需要认真思考王国维提出的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相互发明”的思想。从这个中美摄影见面会中我们看出，见面会的形式安排，类似于“钦点”、“接见”、“指教”，缺乏真正的相互激荡，更不用说是相互发明。有的只是“他们的”思想和看法的单向传播。文化的发展的确需要他者的眼光，所谓以人为鉴；但我们不能活在他者的世界里。这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别人眼里看到了我们自己，中国摄影艺术界自娱自乐的阶段结束了，那喀索斯的镜子碎了。
从现象中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内里，交替出现的自卑和自尊百无一用，走向文化自觉的国人用内力敛神，终于要由此走出风月宝鉴的诱惑，自立自强了。
当我们砸烂那喀索斯的镜子，不再自恋；当我们走出风月宝鉴，不再恋他。表现在我们面前的自然是一个自信、自强、自足，多元和兼容的文化品格。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知识生产所需要的思想语境。
第三，是走出了文化的自卑情结，走向文化的自觉行为，带着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干劲，在经济发展所提供给知识界资本和思想双重的自由环境下，运用自己的知性、悟性，综合调动自己的感性、理性，用嘴巴，用笔，用比特，用镜头，……去捕捉和生产朝向文化平等协商、共存共荣理想的知识。《大眼睛》的摄影生产出了希望工程，希望工程生产出了系列的新的希望种籽，这些种籽将再次承担起中国知识生产的重任。
再具体点？就不说了，相信您有自己的悟性。我也暂时解脱一下，再深入思考。
(载《中国摄影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