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重在消除“官本位”
王 淼
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审议和全国政协委员讨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国务院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认真仔细的研究，共修改33处，其中比较重要的修改有12处。在“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一章中，“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之后，增加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一句。笔者以为增加的这句话实乃画龙点睛之笔。
在我国，搞科技创新主要有两大主体，一是包括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内的研究单位；二是企业。这两大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得好，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有希望；反之，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纸上谈兵。科技体制改革涉及的问题非常多，但其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就在于消除官本位，将科研部门从行政体制下解放出来。
老师热衷于当官，有其深刻的制度土壤。“处长”的含金量之所以比“教授”高，不在于名义上的待遇情况，而体现在事实的资源控制能力。不惟是高校，在其它研究单位，乃至一些担当着国家科技创新主力军重任的大型国企，同样存在着“行政化”现象。行政人员掌控研究资源，决定科研课题分配、经费支出，甚至决定科研人员命运的现象，事实上已经成为这些“研究单位”不能安心于研究的一个“顽症”。在有的科研单位，课题的分配完全按照职务高低进行，一把手领衔国家课题，二把手领衔省部课题等等。即使在媒体对专家进行采访报道时，也往往认为校长、院长、系主任、所长等等冠以行政职务的“专家”，要比一个普通的教授更有发言权。因此，科研人员热衷于竞争行政职务，一方面是对实际资源掌控能力的争夺，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术话语权的争夺。甚至在招生方面，行政领导也更具优势，一方面学生为了就业或今后的发展更乐于选择有一定职务的教授作自己的博士硕士导师，有一定职务的教授往往也更愿意选择所谓的成功人士作为自己的学生。据说有的博导所带的博士大多数都是企业老总。这样一种“双向选择”的结果，使得科研无论是对高校，还是对于这些博士本人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东西了。
十几年前，笔者曾经亲眼见过白发苍苍的教授因行动不便被班车司机训斥的场景。而我们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班车司机可能连一些行政部门最低职务的职员都不敢得罪。十几年过去了，我不能说在高校教授还不如一些普通的行政职员，但高校、科研机构的行政化趋向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善。虽然有类似中国人民大学张鸣这样的教授可能会忍不住去“揭黑”，虽然有的教授可以放言：“大学就是大学，没什么副部、正厅级大学”，但是大学的校长还是有级别的，甚至有的校长可以直接变成主管的部长、厅长……，多数的普通教授即使受到一些不公平对待往往也只有忍耐而已。
当我们的一些高校还热衷于追逐虚名浮利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根据OECD(经合组织)2000年的数据，我们国家科研经费的投入占全世界的4.3%，科研的产出占世界的3.1%，也就是说，科研的投入和产出达不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在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４位。然而，其中近半数发明专利申请来自国外，在移动通讯、无线电传输等高新技术领域，来自国外的发明专利申请占比更是高达９０％以上。
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科研体制能够抓住机遇，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进自己单位的规划中去，唯有如此，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努力才能真正收到成效。
（原出处:中国改革报 发表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