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如何看待均富？
范海辛
均富当然是个好东西，但均富可能吗？随着共产主义试验的破产，均富一度在中国大陆变得可疑与虚幻。但开放带来的外部信息，又重新燃起了人们对均富的渴望与向往。
西方发达国家的均富是真切现实的，我们如能达到那种水平，无疑是一大进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可能达到那种水平吗？应该如何才能达到？
作为一个理性主义学说的倡导者，我认为应该向诸位介绍一种陌生的理论对均富的看法。
说起理性主义，中国的学人大多不以为然，以为那是一种老旧的、启蒙时代的产物，自身存有多种缺陷，并不是能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思想武器。在他们的印象中，理性主义应该是一种象锯子一样的思想工具，虽有功用，但能用得上的地方不多。
这是对理性主义的严重误解。在韦伯以后，理性主义发生了“意义溢出”，成为一种拥有“双核”的学说。它首先是一种认识论，认为只有通过理性——逻辑思维——获得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次它又是一种以利益为核心、主张利益最大化，或说是主张以理性为手段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哲学。
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又包含着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主张以理性、逻辑思维规制人的其他精神活动，即在理性与感情、欲望、本能、意志等精神活动发生矛盾时，以理性来驾驭这些精神活动而非相反。第二层面是在理性与经验发生矛盾时，主张以理性来辖治经验而非相反。
在均富问题上，理性主义与马列主义的冲突最激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学说，但在个别具体领域，也含有非理性主义的成分。列宁主义则基本上属于非理性主义范畴。马列主义都主张用暴力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以实现均富，但马克思主义主张这种革命的发生是有着严格条件限制的，而且恩格斯在晚年亲自修正了暴力革命的观点，为欧洲工人运动指出了符合理性主义的社民主义方向。而列宁主义则认为暴力革命是无条件的，甚至主张有条件要上，没条件捏造条件也要上。因此列宁主义又被西方学者归为一种唯意志论（马克思主义似乎无此殊荣）。
列宁主义在为他的暴力革命理论辩护时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靠说理能够解决的（主张靠说理解决矛盾是理性主义的显著特征）。列宁认为，导致这个世界均富不能实现不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原因、而是由于利益上的原因所致。我是富人，我知道我将财富分给穷人能达到均富、并且能极大促进社会进步，但这样一来我就会降低生活水平、陷于贫困，因此即使我在理性上认识到了这个真理，我也不会这样做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决定他的理性。在理性主义看来，这是人的欲望、感官控制了理性，理性成了欲望的奴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首先是建立在这个实然判断上的。
暴力革命理论的第二个基础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列宁主义由于鄙视理性，因此必然在认识上倾向经验和经验主义。在对社会财富的认识上，这种经验主义的立场使他们只相信既往和眼前的事实，因此容易把社会财富看作是一个定值，资本家多占了，工人的份额就少了。在列宁主义盛行的国家，基本都是前现代的文化观念，那里的人民对于经济博弈，只有零和与双输的经验，没有经历过理性状态下的均衡博弈，因此不知经济上的双赢为何物。即使先发国家向他们展示了市场体制带来的双赢，他们也是不会相信自己未经历的事情的。
暴力革命理论的第三个基础是东正教文化中的意图伦理。意图伦理的信奉者相信人的行为是受其意图决定的，好的意图会产生好结果、坏的结果是由于意图的邪恶。列宁主义是在东正教文化土壤里产生的，因此自然认为贫富悬殊这种罪恶是由资本家的邪恶意图导致的。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他们会进一步认为资产阶级不会改变剥削压迫工人阶级的邪恶意图，因此理性在这里无用武之地。
意图伦理的错误在于在认识与伦理之间建立了神秘主义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实际是不存在的的。因为效果只与认识的对错有关，与伦理的善恶无关。由于理性不昌，非新教文化的东方革命者很难抵制列宁主义的诱惑，也很难发现传统文化中的病毒的影响。
以上三个基础因素在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中是交互起作用的。譬如意图伦理就对其实然判断提供了伦理支持，而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又使这种只看表象、不问实质的实然判断将其判断的或然性误以为必然性。此外，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不仅使列宁及其信徒坚持形而上学的静止财富观，而且在西欧国家劳资矛盾缓和成为经验事实时，又由于坚信神秘主义的意图伦理、进而错误地相信这是资本主义对海外殖民地剥削所得利润对工人阶级的收买所致。
我们把列宁的逻辑整理一下，可以看出其推理的思路——由于资本家贪得无厌的邪恶意图，使其不可能在与工人的利益对立中让步妥协，因此说理无效，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其政治统治、剥夺其资本，才能实现均富。
在这个推理过程中，其前提是有问题的——资本家的意图就那么刚性吗？他为何不肯让步？对于这些问题，列宁主义未作回答，但在其推理中实际上暗含了邪恶导致错误、错误导致邪恶的循环论证以及将缺乏证据的静止财富观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的诸多逻辑错误。
西方国家在20世纪的工人运动实践证明，资方的意图实际是可以改变的，社会财富的量亦非静值，因此劳资双方的理性博弈不仅可能，也是实现双赢的现实途径。双赢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均富社会的出现。
马克思和列宁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唯物辩证法。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资本，而资本的本性就是无限增值（贪欲）。实际这只是资本特性的一个侧面。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制度，不仅是经济运行的产物，更是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马科斯 韦伯令人信服地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合理性（rationality,或理性）。与历史上的奴隶制、封建制比较，资本主义是以理性（合理性）来规制、实现其贪欲的。也就是说，合理性是比资本更重要的因素。资本当然有贪欲（逐利性），只是其追求可实现、可持续的贪欲。没有节制、只顾眼前的利润，往往是得不偿失、不可持续的。
在工人创造的100元的价值中，如果工人只得10元，其余归雇主，那么雇主当然希望工人所得能更少。如果工人愿意让步为8元，那么雇主会得寸进尺地提出7元。这里，理性没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是贪欲。相反，如果工人不满足10元，要求15元，在非理性主义的列宁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是与虎谋皮。但事实上，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下，政府为维持基本的资本主义框架，只得支持工人。雇主面临着要么破产、要么少赚的选择。这时理性起作用了（换了缺乏理性的奴隶主或封建主，那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老板的意图在理性的约束下，只能答应工人的要求。
由于工人的收入增加，市场有效需求上升，雇主的订单增多，生意更好。虽然雇主的工资成本上升，但由于订单增多，利润的绝对值较前更高。这就是理性博弈带来的双赢。要注意，理性只有在均衡博弈中才会产生，没有政府的支持、或干脆官商团结如一人，雇主是不会有理性的。
为此，我们要感谢上帝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双赢机制——市场。历史上人类有多种博弈机制，但主要是理性与非理性两大类。非理性的是暴力和欺诈（欺诈形成的机制在中国叫“厚黑”或“潜规则”。理性机制则是市场与民主。
时至今日，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带来均富的理念已不再有市场。因为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最讲理性（合理性），我们可以通过渐进改革来驯服资本的贪欲、从而和平长入更高级的均富社会——共产主义。但是面对着非理性的专制主义，如何才能获得双方的解放呢？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实际就是列宁暴力革命的遗存。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除了前现代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劫富济贫”等理念之外，最主要的是布朗基主义的集中制的组织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专制主义就是这二者的结合。
专制主义正在中国制造着贫富悬殊，为此激发了广泛的义愤。如果没有理性主义，社会会迅速滑向一场新的暴力革命。
对有理性的人，你可以讲理、辩论，对只知暴力、不知理性的人你该如何同他讲理？
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1， 理性是逐渐发育形成的，中国目前的非理性状态，既有外来的列宁主义的影响，也有本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作用，但主要是外来错误理论的影响，抑制了理性的正常发育。
2， 理性的产生直接与利益相关。
3， 一个摆脱了神圣化意识形态约束、转而追求世俗利益的政治集团，迟早会在集团利益的压迫下恢复理性。
4， 相信马克思主义中的理性主义作为这个集团的文化基因，会发挥一定作用。
5， 因此，晓之以利，诉之以理，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为手段的言说、抗争和博弈是当下民众实现均富的唯一途径。
最后，要谈谈卡尔 波普尔的理性主义。与我国学人轻视理性主义不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波普尔既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也不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与他所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他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只不过他是这个阵营里的批判理性主义者——对理性本身持审慎的批判态度。波普尔有一部演讲集《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很能说明理性主义作为思想武器的重要性。在与20世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斗争中，他深切感受到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现代文明发展的阻碍和反动作用，因此在二战后，他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反对形形色色打着后现代旗号的非理性主义。他认为，造成人类各种矛盾、争斗的原因也许各异——经济的、种族的、文化的、阶级的等等，但所有这些分歧，最终都是由于理性的偏差所造成。因此他认为，人类社会各个阶级、集团、民族实际不可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只要通过理性的严肃讨论，我们是可以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做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宽容的。没有一种理论、学说可以宣称是终极真理，只有知识（理性）而非神秘的东西能使我们从各种错误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波普尔虽然号称反对马克思主义，实际他许多正确的见解与马克思主义是互补的。这正是理性的力量。
因此，理性主义不是一种特殊的工具，而是一种基本的工具。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能够救中国。
2007－3－25
范海辛
均富当然是个好东西，但均富可能吗？随着共产主义试验的破产，均富一度在中国大陆变得可疑与虚幻。但开放带来的外部信息，又重新燃起了人们对均富的渴望与向往。
西方发达国家的均富是真切现实的，我们如能达到那种水平，无疑是一大进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可能达到那种水平吗？应该如何才能达到？
作为一个理性主义学说的倡导者，我认为应该向诸位介绍一种陌生的理论对均富的看法。
说起理性主义，中国的学人大多不以为然，以为那是一种老旧的、启蒙时代的产物，自身存有多种缺陷，并不是能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思想武器。在他们的印象中，理性主义应该是一种象锯子一样的思想工具，虽有功用，但能用得上的地方不多。
这是对理性主义的严重误解。在韦伯以后，理性主义发生了“意义溢出”，成为一种拥有“双核”的学说。它首先是一种认识论，认为只有通过理性——逻辑思维——获得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次它又是一种以利益为核心、主张利益最大化，或说是主张以理性为手段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哲学。
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又包含着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主张以理性、逻辑思维规制人的其他精神活动，即在理性与感情、欲望、本能、意志等精神活动发生矛盾时，以理性来驾驭这些精神活动而非相反。第二层面是在理性与经验发生矛盾时，主张以理性来辖治经验而非相反。
在均富问题上，理性主义与马列主义的冲突最激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学说，但在个别具体领域，也含有非理性主义的成分。列宁主义则基本上属于非理性主义范畴。马列主义都主张用暴力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以实现均富，但马克思主义主张这种革命的发生是有着严格条件限制的，而且恩格斯在晚年亲自修正了暴力革命的观点，为欧洲工人运动指出了符合理性主义的社民主义方向。而列宁主义则认为暴力革命是无条件的，甚至主张有条件要上，没条件捏造条件也要上。因此列宁主义又被西方学者归为一种唯意志论（马克思主义似乎无此殊荣）。
列宁主义在为他的暴力革命理论辩护时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靠说理能够解决的（主张靠说理解决矛盾是理性主义的显著特征）。列宁认为，导致这个世界均富不能实现不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原因、而是由于利益上的原因所致。我是富人，我知道我将财富分给穷人能达到均富、并且能极大促进社会进步，但这样一来我就会降低生活水平、陷于贫困，因此即使我在理性上认识到了这个真理，我也不会这样做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决定他的理性。在理性主义看来，这是人的欲望、感官控制了理性，理性成了欲望的奴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首先是建立在这个实然判断上的。
暴力革命理论的第二个基础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列宁主义由于鄙视理性，因此必然在认识上倾向经验和经验主义。在对社会财富的认识上，这种经验主义的立场使他们只相信既往和眼前的事实，因此容易把社会财富看作是一个定值，资本家多占了，工人的份额就少了。在列宁主义盛行的国家，基本都是前现代的文化观念，那里的人民对于经济博弈，只有零和与双输的经验，没有经历过理性状态下的均衡博弈，因此不知经济上的双赢为何物。即使先发国家向他们展示了市场体制带来的双赢，他们也是不会相信自己未经历的事情的。
暴力革命理论的第三个基础是东正教文化中的意图伦理。意图伦理的信奉者相信人的行为是受其意图决定的，好的意图会产生好结果、坏的结果是由于意图的邪恶。列宁主义是在东正教文化土壤里产生的，因此自然认为贫富悬殊这种罪恶是由资本家的邪恶意图导致的。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他们会进一步认为资产阶级不会改变剥削压迫工人阶级的邪恶意图，因此理性在这里无用武之地。
意图伦理的错误在于在认识与伦理之间建立了神秘主义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实际是不存在的的。因为效果只与认识的对错有关，与伦理的善恶无关。由于理性不昌，非新教文化的东方革命者很难抵制列宁主义的诱惑，也很难发现传统文化中的病毒的影响。
以上三个基础因素在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中是交互起作用的。譬如意图伦理就对其实然判断提供了伦理支持，而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又使这种只看表象、不问实质的实然判断将其判断的或然性误以为必然性。此外，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不仅使列宁及其信徒坚持形而上学的静止财富观，而且在西欧国家劳资矛盾缓和成为经验事实时，又由于坚信神秘主义的意图伦理、进而错误地相信这是资本主义对海外殖民地剥削所得利润对工人阶级的收买所致。
我们把列宁的逻辑整理一下，可以看出其推理的思路——由于资本家贪得无厌的邪恶意图，使其不可能在与工人的利益对立中让步妥协，因此说理无效，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其政治统治、剥夺其资本，才能实现均富。
在这个推理过程中，其前提是有问题的——资本家的意图就那么刚性吗？他为何不肯让步？对于这些问题，列宁主义未作回答，但在其推理中实际上暗含了邪恶导致错误、错误导致邪恶的循环论证以及将缺乏证据的静止财富观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的诸多逻辑错误。
西方国家在20世纪的工人运动实践证明，资方的意图实际是可以改变的，社会财富的量亦非静值，因此劳资双方的理性博弈不仅可能，也是实现双赢的现实途径。双赢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均富社会的出现。
马克思和列宁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唯物辩证法。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资本，而资本的本性就是无限增值（贪欲）。实际这只是资本特性的一个侧面。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制度，不仅是经济运行的产物，更是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马科斯 韦伯令人信服地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合理性（rationality,或理性）。与历史上的奴隶制、封建制比较，资本主义是以理性（合理性）来规制、实现其贪欲的。也就是说，合理性是比资本更重要的因素。资本当然有贪欲（逐利性），只是其追求可实现、可持续的贪欲。没有节制、只顾眼前的利润，往往是得不偿失、不可持续的。
在工人创造的100元的价值中，如果工人只得10元，其余归雇主，那么雇主当然希望工人所得能更少。如果工人愿意让步为8元，那么雇主会得寸进尺地提出7元。这里，理性没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是贪欲。相反，如果工人不满足10元，要求15元，在非理性主义的列宁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是与虎谋皮。但事实上，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下，政府为维持基本的资本主义框架，只得支持工人。雇主面临着要么破产、要么少赚的选择。这时理性起作用了（换了缺乏理性的奴隶主或封建主，那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老板的意图在理性的约束下，只能答应工人的要求。
由于工人的收入增加，市场有效需求上升，雇主的订单增多，生意更好。虽然雇主的工资成本上升，但由于订单增多，利润的绝对值较前更高。这就是理性博弈带来的双赢。要注意，理性只有在均衡博弈中才会产生，没有政府的支持、或干脆官商团结如一人，雇主是不会有理性的。
为此，我们要感谢上帝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双赢机制——市场。历史上人类有多种博弈机制，但主要是理性与非理性两大类。非理性的是暴力和欺诈（欺诈形成的机制在中国叫“厚黑”或“潜规则”。理性机制则是市场与民主。
时至今日，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带来均富的理念已不再有市场。因为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最讲理性（合理性），我们可以通过渐进改革来驯服资本的贪欲、从而和平长入更高级的均富社会——共产主义。但是面对着非理性的专制主义，如何才能获得双方的解放呢？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实际就是列宁暴力革命的遗存。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除了前现代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劫富济贫”等理念之外，最主要的是布朗基主义的集中制的组织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专制主义就是这二者的结合。
专制主义正在中国制造着贫富悬殊，为此激发了广泛的义愤。如果没有理性主义，社会会迅速滑向一场新的暴力革命。
对有理性的人，你可以讲理、辩论，对只知暴力、不知理性的人你该如何同他讲理？
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1， 理性是逐渐发育形成的，中国目前的非理性状态，既有外来的列宁主义的影响，也有本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作用，但主要是外来错误理论的影响，抑制了理性的正常发育。
2， 理性的产生直接与利益相关。
3， 一个摆脱了神圣化意识形态约束、转而追求世俗利益的政治集团，迟早会在集团利益的压迫下恢复理性。
4， 相信马克思主义中的理性主义作为这个集团的文化基因，会发挥一定作用。
5， 因此，晓之以利，诉之以理，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为手段的言说、抗争和博弈是当下民众实现均富的唯一途径。
最后，要谈谈卡尔 波普尔的理性主义。与我国学人轻视理性主义不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波普尔既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也不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与他所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他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只不过他是这个阵营里的批判理性主义者——对理性本身持审慎的批判态度。波普尔有一部演讲集《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很能说明理性主义作为思想武器的重要性。在与20世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斗争中，他深切感受到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现代文明发展的阻碍和反动作用，因此在二战后，他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反对形形色色打着后现代旗号的非理性主义。他认为，造成人类各种矛盾、争斗的原因也许各异——经济的、种族的、文化的、阶级的等等，但所有这些分歧，最终都是由于理性的偏差所造成。因此他认为，人类社会各个阶级、集团、民族实际不可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只要通过理性的严肃讨论，我们是可以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做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宽容的。没有一种理论、学说可以宣称是终极真理，只有知识（理性）而非神秘的东西能使我们从各种错误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波普尔虽然号称反对马克思主义，实际他许多正确的见解与马克思主义是互补的。这正是理性的力量。
因此，理性主义不是一种特殊的工具，而是一种基本的工具。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能够救中国。
2007－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