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尔班在《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中把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具有普遍规律的﹑可以在相同条件下重复发生的事件﹔而历史科学(即广义的社会﹑人文科学) 研究的则是在历史上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因为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只发生一次(如耶稣﹑拿破伦)。几乎在同一时代的同一普鲁士﹐拉普拉斯发明了动力学原理并宣称可以推广到人间社会﹕只要发现了“人类运动方程”﹐就可以由初始条件预测任何时候的任何人类事件。
具有科学意义的近代政策研究可以认为是由马基雅维里开端的。马基雅维里曾既 “置身高山”参与围绕意大利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统一)的政治过程﹐又被冷落在“平原”，得以独立观察君主﹑国家的权力行为﹐归纳其合理(或非合理)特性，使得他的论述具有超越现实要求的普遍价值。
这样的实践性与独立性是政策研究的对立统一特征。当然，马基雅维里的方法本身依旧无法摆脱传统的“借古预今”的模式﹐从罗马史去查寻人类历史的共同本性。在最发达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布思独自组织了17卷的伦敦贫民调查研究报告﹐促进了英国的贫民法案的形成﹐成为维持并改进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先导。一般地讲，在今天，属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社会政策研究以及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经济政策研究﹐在各个微观部门(如医疗﹑教育﹑住宅等)都相当普遍地运用科学原理与方法。特别是自六十年代以来，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专门处理人文﹑社会数据的方法论也相当发达﹐成为一门独特的非严密科学。(不过，我们在阅读这一类文献时﹐要注意许多没有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研究人员滥用或误用计算机运算的结果。)
然而，正如默顿指出﹐社会科学很难越出“中范围”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涉及政治行为的人类生活的宏观领域﹐虽然经历了世界战争﹑社会主义实践﹐却没有从马基雅维里那里前进多少。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之后几乎成为不毛之地无人问津﹔所谓“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除了在美国之外﹐并不存在。而美国的“政治科学”或“政府学”﹐充满着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中央情报局 “分析专家”到日本政治家﹑韩国财阀及按照其政治地位获得的学阀等﹐阻碍了把政策行为作为科学对象来研究。还是克鲁包特金说得深刻﹕近代自然科学或许可以产生于象牙之塔﹐但对于社会的科学认识，只能产生于民众生活。
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最新的计算机通讯)以及社会知识的普及(例如情报公开法案的逐步实施)﹐使得立足于民众生活的、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等宏观领域的政策研究成为可能。知识与信息不断为民众掌握﹐政策的制订与改进已不再可能为极少数人所垄断﹐政策研究的实践意义与独立价值获得了保障。
我们进一步确信﹕达成把政策研究确立为一门科学的有效手段就是比较。
科学的《比较政策评论》为此而生。
赵 京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