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0年﹐斯宾诺莎在已经摆脱西班牙统治﹑建立起资本主义性质国家的荷兰匿名出版了《神学政治论》(注1)。斯宾诺莎在此书中第一次以科学的方法﹑从《圣经》本身出发研究《圣经》﹐考证《圣经》各卷的作者以及他们的写作条件与动机等等。被称为“自然神论者”的斯宾诺莎并没有研讨上帝本身﹐他的主要目的是摧毁各种形式的教会这样一种世俗组织利用《圣经》对社会的统治。笔者没有斯宾诺莎那样的资历研究《圣经》(注2)﹐但是﹐同时也身为(孟诺派)教徒的笔者却不时对各种教会组织的世俗表现产生出斯宾诺莎那样的同感。
1995年12月26<[--]>31日﹐每年一度的第23届中北美华人基督徒冬令会(NCCCWC)在世界最大的芝加哥Ohare International机场附近的假日饭店举行﹐来自美国中﹑北部十三个州的一千多名基督徒(和少数尚未受洗者)聚会在这里﹐欢度1995年最后的时光。NCCCWC目前的事工(注3)﹐在各教会﹑团契﹑查经班的同心服事及福音机构的协助下﹐首先致力于支持﹑巩固中﹑北美十三州六十多个华人团契与查经班﹐并联系﹑帮助尚未建立查经班的散居在各地的华人慕道群体。这次冬令会是NCCCWC主要事工之一﹐其他还有通讯﹑跟进﹑短宣﹑特会﹑特刊等活动(注4)。
笔者随同Madison华人教会的八十多位弟兄姐妹驱车赶去赴会﹐听取了黄存望﹑沉德来﹑何俊明等牧师的步道与宣讲﹐并与龚明东﹑薛孔伟﹑李顺长等牧师交谈过。与笔者接触过的其它华人牧师一样﹐比较起日语或英文的宣教﹐笔者遗憾地感到华人牧师们对《圣经》教义本身理解(或讲解)不够深入(注5)。
笔者曾经特别注意到保罗的重要性。基督教(《新约》)当然是以耶稣为中心的﹐但是﹐没有直接受教于耶稣的保罗不但远远超越了耶稣的门徒﹐甚至担负了耶稣未能充分从事的向外邦人(即全世界)宣教的使命。保罗的准确无疑﹑绝对武断的话语中常常透露出圣灵的光辉。何牧师因而下结论说﹐保罗的话也需以圣旨来理解。笔者则宁愿接近斯宾诺莎﹐除了因为我们读到的《圣经》是经过人为编篡﹑翻译的原因外(中文版的翻译就明显不尽人意)﹐更因为包括耶稣在内的先知﹑圣徒们生活在各个特殊的时代﹐他们的话语中既包含普遍意义又是通过现实社会环境的具体事例来阐明的﹐所以﹐不能拘泥于各个话语的具体内容(如作满七年奴隶才可获得自由等)。笔者注意到海外华人基督教徒中有许多受过高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及专业人士﹐用中文表达出来的相对浅显的《圣经》认识似乎并没有阻碍他们接受信仰﹐这里面的原因可能要在宗教以外去寻找。
海外华人教会宣教最引起笔者忧虑的内容是其表露出来的单纯的政治倾向﹐此一倾向在这次冬令会由一个自称“当代保罗”牧师的到来达到高潮。
以一个初次来美﹑初次参加大型华人教会活动的“局外人”的眼光﹐唐崇荣牧师布道的内容﹑方式与语气都充满了世俗功利的政治诉求﹐远远偏离了《圣经》与教会的原点。大会吹捧他是“当今最具影响力与思想深度的国际布道家之一。他在讲道中经常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论及世界与中国的历史发展﹑提出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发人深省。在过去38年里﹐他的布道足迹遍及全球各大洲﹐主领了无数次大型布道会与神学讲座﹐听众达百万计。”大会专门安排时间等待他的姗姗来迟﹐只听他一人宣讲。
唐牧师对基督教以外的世界文明(希腊文明﹑孔孟之道等)的庸俗抨击并没有引起笔者在意﹐但他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低劣的煽动性诱导﹐使笔者不由得联系到另一个利用基督教的世俗政治团体﹕由韩国人文鲜明领导的“世界基督教统一圣灵协会”。在《原理讲论》(注6)的整个后半部内容都在强调﹐近代朝鲜民族的苦难历史是因为上帝选择他们代替犹太民族﹐新的基督(文鲜明本人)就诞生在这个民族之中﹐朝鲜语将成为世界唯一语言﹐等等。
唐牧师除了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国际布道团外﹐还借助美国的大学办一个“归正学院”﹐培训下一个世纪支配中国大陆的高级人才﹐在讲道中也不时露出这种野心和霸道。当翻译告诉他另有一次聚会邀请他﹐但只有一千名而不是四千名听众时﹐他脱口而出﹕“那我就不去了﹗”
基督教的历史对于这种利用上帝的个人野心并不生疏﹐但中﹑北美华人教会众多牧师与教徒对此粗俗的政治利用无动于衷(或是无能为力)。唐两次拖延大会时间﹐除笔者退席外﹐竟然没有别人提醒他要遵守公共道德。一些牧师明知唐的言行违背《圣经》的精神﹐却利用唐的“才能”招引信徒﹐为教会的健康发展带来致命的隐患。将近五十年前﹐基督教被逐渐逐出中国大陆﹐主要原因并不是当政的国家权力的迫害﹐而是教会组织自身违背或未能全面认识﹑执行《圣经》教义。
宗教具有内在本质与外在表现两种特征。斯宾诺莎没有讨论前者﹐后来的费尔巴哈尝试把两者联系起来。笔者以为﹐仅从后者(现实政治)的观点出发﹐基督教的特征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福音﹐它已经在广大的中国本土上传播﹑生根﹑成长。海外教会﹐包括海外华人教会(许多牧师都持有美国等国家的护照)利用有利的条件支持(而不是力图主导)在中国的福音传播﹐正如许多组织和个人已经在进行的那样﹐也是拯救自身的活动。
这次大会也表现了另一个敏感的政治议题﹕基督教与中国民主化的联系。许多为中国的民主主义奋斗的人士(包括笔者)从不同的途径体会﹑认识了基督教。有一些人信教而脱离政治活动﹐有一些人信教而坚持民主活动﹐倡导上帝对民主政治的领导。无疑地﹐一些“知名人士”的入教也提高了教会的影响﹐但笔者坚持认为﹕关于个人信仰的宗教与关于国家的政治活动有不同的性格﹐不能彼此混淆﹑利用。
基督教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传播价值在于它既是个人得救的途径﹐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福音。个人通过改进社会制度的努力获得个人的解救﹐个人解救的基准就是是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所谓人权﹐就是神权﹐当人权在地球上获得普遍尊重﹑人类政治制度的最根本罪恶(国家强权)从地球上消亡的时候﹐天国也就来临了。所以克鲁包特金说﹕如果今天耶稣再临﹐他(在政治意义上)将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两者互为表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既然以社会救济为目标﹐它必须呼应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作为政治的中国民主﹑人权运动可被出卖不可被镇压的事实也呼吁神性的福音。如果我们个人都从牍罪的信仰出发从事社会活动﹐在世俗的政治过程中体现个人的信仰﹐那幺﹐我们个人在得到拯救的同时﹐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中国的前途就变得光明起来。
注1﹕参见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
注2﹕研究《圣经》的第一个条件是通晓希伯来文。笔者记得﹐自己曾经随同“耶和华的证人”信徒们学习《圣经》﹐对于他们引用希伯来文的《圣经》解释既不能接受也无能反驳。
注3﹕在大陆接受到大学为止教育的笔者时常感到海外中文的语义表达不够准确。为了避免“翻译”带来的误解﹐这里按照原词引用﹐不作变动。
注4﹕参见NCCCWC95手册《新约﹑新人﹑新生》等材料。
注5﹕公正地说﹐也可能是由于笔者的母语是中文﹐对于海外华人的中文水准要求太高。而在听取日文或英文宣教时﹐花在语言方面的注意力分散了对意义的进一步思考。
注6﹕文鲜明称其为《旧约》﹑《新约》之后的“成约”的圣经。其中对《圣经》的引用杂乱无序﹐没有实质意义﹐唯其政治性断言非常肤浅明确。
1995年12月26<[--]>31日﹐每年一度的第23届中北美华人基督徒冬令会(NCCCWC)在世界最大的芝加哥Ohare International机场附近的假日饭店举行﹐来自美国中﹑北部十三个州的一千多名基督徒(和少数尚未受洗者)聚会在这里﹐欢度1995年最后的时光。NCCCWC目前的事工(注3)﹐在各教会﹑团契﹑查经班的同心服事及福音机构的协助下﹐首先致力于支持﹑巩固中﹑北美十三州六十多个华人团契与查经班﹐并联系﹑帮助尚未建立查经班的散居在各地的华人慕道群体。这次冬令会是NCCCWC主要事工之一﹐其他还有通讯﹑跟进﹑短宣﹑特会﹑特刊等活动(注4)。
笔者随同Madison华人教会的八十多位弟兄姐妹驱车赶去赴会﹐听取了黄存望﹑沉德来﹑何俊明等牧师的步道与宣讲﹐并与龚明东﹑薛孔伟﹑李顺长等牧师交谈过。与笔者接触过的其它华人牧师一样﹐比较起日语或英文的宣教﹐笔者遗憾地感到华人牧师们对《圣经》教义本身理解(或讲解)不够深入(注5)。
笔者曾经特别注意到保罗的重要性。基督教(《新约》)当然是以耶稣为中心的﹐但是﹐没有直接受教于耶稣的保罗不但远远超越了耶稣的门徒﹐甚至担负了耶稣未能充分从事的向外邦人(即全世界)宣教的使命。保罗的准确无疑﹑绝对武断的话语中常常透露出圣灵的光辉。何牧师因而下结论说﹐保罗的话也需以圣旨来理解。笔者则宁愿接近斯宾诺莎﹐除了因为我们读到的《圣经》是经过人为编篡﹑翻译的原因外(中文版的翻译就明显不尽人意)﹐更因为包括耶稣在内的先知﹑圣徒们生活在各个特殊的时代﹐他们的话语中既包含普遍意义又是通过现实社会环境的具体事例来阐明的﹐所以﹐不能拘泥于各个话语的具体内容(如作满七年奴隶才可获得自由等)。笔者注意到海外华人基督教徒中有许多受过高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及专业人士﹐用中文表达出来的相对浅显的《圣经》认识似乎并没有阻碍他们接受信仰﹐这里面的原因可能要在宗教以外去寻找。
海外华人教会宣教最引起笔者忧虑的内容是其表露出来的单纯的政治倾向﹐此一倾向在这次冬令会由一个自称“当代保罗”牧师的到来达到高潮。
以一个初次来美﹑初次参加大型华人教会活动的“局外人”的眼光﹐唐崇荣牧师布道的内容﹑方式与语气都充满了世俗功利的政治诉求﹐远远偏离了《圣经》与教会的原点。大会吹捧他是“当今最具影响力与思想深度的国际布道家之一。他在讲道中经常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论及世界与中国的历史发展﹑提出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发人深省。在过去38年里﹐他的布道足迹遍及全球各大洲﹐主领了无数次大型布道会与神学讲座﹐听众达百万计。”大会专门安排时间等待他的姗姗来迟﹐只听他一人宣讲。
唐牧师对基督教以外的世界文明(希腊文明﹑孔孟之道等)的庸俗抨击并没有引起笔者在意﹐但他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低劣的煽动性诱导﹐使笔者不由得联系到另一个利用基督教的世俗政治团体﹕由韩国人文鲜明领导的“世界基督教统一圣灵协会”。在《原理讲论》(注6)的整个后半部内容都在强调﹐近代朝鲜民族的苦难历史是因为上帝选择他们代替犹太民族﹐新的基督(文鲜明本人)就诞生在这个民族之中﹐朝鲜语将成为世界唯一语言﹐等等。
唐牧师除了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国际布道团外﹐还借助美国的大学办一个“归正学院”﹐培训下一个世纪支配中国大陆的高级人才﹐在讲道中也不时露出这种野心和霸道。当翻译告诉他另有一次聚会邀请他﹐但只有一千名而不是四千名听众时﹐他脱口而出﹕“那我就不去了﹗”
基督教的历史对于这种利用上帝的个人野心并不生疏﹐但中﹑北美华人教会众多牧师与教徒对此粗俗的政治利用无动于衷(或是无能为力)。唐两次拖延大会时间﹐除笔者退席外﹐竟然没有别人提醒他要遵守公共道德。一些牧师明知唐的言行违背《圣经》的精神﹐却利用唐的“才能”招引信徒﹐为教会的健康发展带来致命的隐患。将近五十年前﹐基督教被逐渐逐出中国大陆﹐主要原因并不是当政的国家权力的迫害﹐而是教会组织自身违背或未能全面认识﹑执行《圣经》教义。
宗教具有内在本质与外在表现两种特征。斯宾诺莎没有讨论前者﹐后来的费尔巴哈尝试把两者联系起来。笔者以为﹐仅从后者(现实政治)的观点出发﹐基督教的特征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福音﹐它已经在广大的中国本土上传播﹑生根﹑成长。海外教会﹐包括海外华人教会(许多牧师都持有美国等国家的护照)利用有利的条件支持(而不是力图主导)在中国的福音传播﹐正如许多组织和个人已经在进行的那样﹐也是拯救自身的活动。
这次大会也表现了另一个敏感的政治议题﹕基督教与中国民主化的联系。许多为中国的民主主义奋斗的人士(包括笔者)从不同的途径体会﹑认识了基督教。有一些人信教而脱离政治活动﹐有一些人信教而坚持民主活动﹐倡导上帝对民主政治的领导。无疑地﹐一些“知名人士”的入教也提高了教会的影响﹐但笔者坚持认为﹕关于个人信仰的宗教与关于国家的政治活动有不同的性格﹐不能彼此混淆﹑利用。
基督教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传播价值在于它既是个人得救的途径﹐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福音。个人通过改进社会制度的努力获得个人的解救﹐个人解救的基准就是是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所谓人权﹐就是神权﹐当人权在地球上获得普遍尊重﹑人类政治制度的最根本罪恶(国家强权)从地球上消亡的时候﹐天国也就来临了。所以克鲁包特金说﹕如果今天耶稣再临﹐他(在政治意义上)将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两者互为表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既然以社会救济为目标﹐它必须呼应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作为政治的中国民主﹑人权运动可被出卖不可被镇压的事实也呼吁神性的福音。如果我们个人都从牍罪的信仰出发从事社会活动﹐在世俗的政治过程中体现个人的信仰﹐那幺﹐我们个人在得到拯救的同时﹐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中国的前途就变得光明起来。
注1﹕参见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
注2﹕研究《圣经》的第一个条件是通晓希伯来文。笔者记得﹐自己曾经随同“耶和华的证人”信徒们学习《圣经》﹐对于他们引用希伯来文的《圣经》解释既不能接受也无能反驳。
注3﹕在大陆接受到大学为止教育的笔者时常感到海外中文的语义表达不够准确。为了避免“翻译”带来的误解﹐这里按照原词引用﹐不作变动。
注4﹕参见NCCCWC95手册《新约﹑新人﹑新生》等材料。
注5﹕公正地说﹐也可能是由于笔者的母语是中文﹐对于海外华人的中文水准要求太高。而在听取日文或英文宣教时﹐花在语言方面的注意力分散了对意义的进一步思考。
注6﹕文鲜明称其为《旧约》﹑《新约》之后的“成约”的圣经。其中对《圣经》的引用杂乱无序﹐没有实质意义﹐唯其政治性断言非常肤浅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