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们是否应该把人大代表还给老百姓

汪华斌

     最近网络上发表了不少《巩俐应让位于农民》的贴子，而且跟贴的还不少；刘绍楹先生说，全国政协会议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委员们履行责任的法定程序，是十分严肃的事。只挂名不参加会议，等于只享受荣誉而不尽责任，说难听一点是尸位素餐。道理在这里明摆着，既然担任委员，就要负起责任，即使身为“国际巨星”的巩俐，也没有不参加会议的理由。在巩俐眼里，开会没有拍戏重要。所以，她向两会请假，而不是向剧组请假。如果掂量来掂量去觉得还是拍戏重要，也好，那就不如干脆选择辞职。政协章程中规定，委员“有声明退出的自由”。他还说，一个常年在好莱坞拍戏，在海外旅居的人，怎么可能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提出什么真知灼见呢？怎么可能代表老百姓讲什么话呢？勉强讲一点，大概也就是鹦鹉学舌，很难超过“何不食肉糜”的水平。刘先生的话真是真知灼见，巩俐今年两会有两个提案，一个是有关电影分级的，另外一个是有关环保的。从她说的来看，“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确是鹦鹉学舌，而有关电影分级也是涉及他们这些影视人员利益的提案，至于关注民生，人家在国外定居，只知道外国环境很干净，中国环境不好，到处是垃圾，对于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有何期望，人家又没顺风耳、千里眼，哪能知道？

     我不对这种评说发表意见，但政协本就是中国的一个名誉组织；既然是名誉，何必太苛刻；因为只有知名度才能享受名誉。因为我们的立法机构是人大会议，而不是政协会议；所以人家缺席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然而我们的立法大会上，在职的各级领导干部竟然是主要成员；而老百姓倒成了这个会上的点缀。我们老百姓平常就见到，现在任何单位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全体大会。因为到会的全部是在职的领导们（小到班组长也是在职的官，所以他们也有资格参加），而没有职务的人肯定只有极少数有特别需要或身份的人；这些人是陪衬，而各级领导才是大会立法的关键。

     问题是我们的立法是各级领导，而实际执法自然是各级领导了；而且中国的监督还是领导干部们了，所以中国成了“立法-执法—监督”的“三位一体”了。这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延伸；我们不会忘记，中国历史上皇帝是集“立法—执法——监督”三权一体的人；所以中国才形成了全部对上诚服的文化。

    我们不是说硬要学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而是老百姓才是立法的主体；这应该不能错位的，但实际却老百姓除了点缀外；有发表意见权力的老百姓却在立法组织外看执法者立法，这应该不是民主进步的体现；也不利于决策民主，但却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中国自从下岗政策执行以来，可以说上访的无数；但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例最后追究领导责任的，因为下岗是国策也是企业行为；政府不能干涉。政府不能干涉，企业职工又不能做主；所以企业领导摇身一变成了企业的皇帝。不信可以查：从1994年以来有哪里是领导干部先下岗的，也没有破产企业领导干部自杀或被判刑的（腐败分子的经济问题除外）。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领导干部由谁决定下岗？

按我国的制度和相关法律，领导干部应受制于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可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是领导干部与下属各级干部，谁能管理自己的领导呀。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认识和看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国有企业的领导不是职业经理人；他们是组织部门任命的。而政府组织部门是不考核经营业绩的，所以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没有人管；是一个个皇帝特区。皇帝是不能下岗的，除非是他把企业完全搞垮了；自己也没有生活来源了。

从一个小的企业扩展到国家，现在我们的人大会议；实际上依然是领导干部们的集会。因为到会立法的是他们，今后知法犯法的还是他们；而且监督的依然是他们，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大会议的实际；虽然我们也听到了不少与老百姓有关系的提案，但总感觉是在等待皇帝的恩赐；而不是老百姓自己对自己权利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