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大众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象，价值中国专访了公共经济学学者秦颖。
价值中国网：什么是公共产品？
秦颖：通俗地讲，公共产品是指在自己享用时，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继续享用的产品或者服务，比如：一个公民在享受国防保护的同时，并不影响其他公民也享受国防保护，通常这个就是公共产品。用主流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公共产品就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特征的产品。我个人还认为，社会公众的共同需要决定了最初公共产品的出现，从本质上讲，公共产品是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产物。
价值中国网：公共产品的生产消费最终是个政治问题吗？因为公共产品的经营基本上由政府经营，那么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对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有最终决定作用。
秦颖：我个人是这样看，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与政治制度是密切相关的。不同政治体制会使公共产品生产机制、公共产品结构、数量有不同。政治制度安排只是决策公共产品的一个载体，同时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因为就我们注意到，政治制度比较相同的国家，由于人们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不一样，公共产品决策上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英法高速公路，它们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没有很大差别，但英国的高速公路基本是作为一个免费产品来提供，它的第一条私营高速公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才开始，也就是在这之前，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免费提供；而法国呢？高速公路完全实行私有化，在二零零五年底法国政府宣布，把148万亿高速公路完全转让给私有企业。所以即使是政治制度相同的国家，公共品生产的制度也可能有不一样的结果。我个人认为，只要是这种结果能够被公众接受、认可，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公共品制度安排。
价值中国网：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区别，公共产品的特性？
秦颖：用专业的术语说，来自于这种产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如果有的话就是私有产品，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公共产品，这是一个主流观点。比如：如果这块蛋糕是我的，就肯定不是他的，是我的一个私人产品；但是国防既是我的也是你的，就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其他还有路灯、城市道路、基础教育等等。
价值中国网：公共产品有一些什么特性呢？
秦颖：从主流经济学来说，有两个特性，就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是它的两个主要特性。同时我认为它的本质是社会的共同需要。共同需要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之内，基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定价值标准与道德标准在个人偏好汇总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某种产品或服务是否属于公共产品，以及在所有公共产品中的重要性排序所形成的社会共识或者社会偏好。
价值中国网：计划经济下存在公共产品吗？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公共产品有甚么区别呢？
秦颖：我个人认为是公共产品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国防、公共道路，这些肯定不会因为经济制度的不同而不存在。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下公共产品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决策机制不一样，通常来说，我们熟悉的计划经济机制下，公共产品主要是由国家或者是某些政府部门来代表国家单方面地决定公共产品的结构和质量，当然在决策的过程中可能要征求公众的意见，但是最终的决策是由国家来完成的。比如十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我们的公共产品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机制，这是对计划经济下的公共产品决策机制的一种改善。但是如果能够做到“政府组织、专家论证和公众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那么其市场化程度就会更高一些。在市场经济下，通常来说，是由与公共产品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公众和政府一起来做决策，也就是说，某些时候公众可以否决政府提案，老百姓的权力可能要更大一些。
价值中国网：中国在实行市场经济前，未出现公共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现在出现了这种局面，是为什么呢？
秦颖：我认为公共产品的供不应求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们要承认目前我们有供不应求的情况，但分析起来，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05年底GDP排名看，我们的人均收入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就是公共产品的提供总量有一个预算约束，肯定不可能像发达国家一样充足，经济实力在限制我们；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公共产品内部结构不合理问题。在一定财力情况下，我们应该优先安排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把这些有限的财力使用到哪些方面上去，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应该关注的。
例如：教育，我们通常可以把教育分成几块，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我们在投入教育的预算一定的情况下，到底是投入到基础教育上还是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上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更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财力情况来看，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包揽了，我们做不到。做不到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客观事实，那么在这个客观条件下，优先考虑谁，谁先谁后，这就是一个我们能把握的问题了。还有医疗，医疗通常分为三大类，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和高端保健。在我们用于卫生的经费也是一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些经费投入到哪去？哪些是由政府来免费提供的，作为社会的公共产品来做。有这样一个结构性调整和优化问题，
价值中国网：与美国相比，当前中国公共产品的生产经营状况如何？
秦颖：我们国家的生产经营状况肯定是有差距的，怎么说呢？一方面，我们的透明性还比较弱，我们现在很难找到公共产品提供的准确数据和预算，因为我们国家是全包括在公共预算报告里，不可能单独辟出公共产品的预算来，一般的公众还看不到；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公共产品低效、重复建设、质量比较低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公共产品结构的问题，这也是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但我们公共产品也有优点，比如：在宏观经济安排上，我们政府就更有主动权，从而更有效地避免市场失灵的情况出现。在一些大的项目决策上，效率比较高，意见比较统一。当然这个差距呢？我觉得应该辩证地看，一方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才二、三十年的时间，有这种的差距是很正常的，我们的进步速度还是很快，一步步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目前建立了政府预决策审查制度，并逐步在完善，越来越规范，因而我们应该正视差距的同时，更有信心完善我们相关产品的制度建设。
价值中国网：目前公共产品已经严重供不应求了，从经济理论上说，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矛盾呢？
秦颖：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还是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就是大力发展经济，把经济实力做强，我们提供公共产品的财力才能有保障，这是一个总量的问题；第二个结构问题，就是在预算约束条件下，怎么提高公共产品的决策效率。通过这两方面努力去缓解这个矛盾。
价值中国网：世界还有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公共产品的供求状况是什么样的，您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吗？
秦颖：这方面专门的研究我还没做过，但通常说来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公共产品量上的不足，和发达国家有显著的差距。同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公共产品结构也不一样，大部分都面临着结构上需要优化的问题。
价值中国网：您怎么看政府在经营管理公共产品中应该承担的责任？
秦颖：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责任。按照委托代理理论，政府就是公众的一个代理人，它的行为应该体现出公众的意愿和要求。某一特定阶段的公共产品的经营管理就是由某一届政府来决策和管理的，政府对公共产品经营管理的水平高低就决定了公共产品的好坏。
价值中国网：如何检测政府的公共产品经营效率呢？当前中国教育、医疗和农村三大问题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都可归类为公共产品生产问题?
秦颖：我觉得最关键的环节是建立一种监督决策机制，由相应的公众代表来做表决，也需要社会的监督和评价。首先要有一个公共产品的供给统计，也就是目前在我们的公共财政中有哪些用于公共产品支出，然后有一个预算公开，只有公开透明了才可以接受公众监督，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加强公共产品供应环节上的具体监督。具体就是努力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的机制。我个人认为是比以前进步了很多，如果将来能够实现政府组织、专家论证和公众决策相结合的这种决策机制要更好些，决策的主体应该是社会公众，而不是政府的某些部门；第三个方面，建立起一个政府项目的后评价机制，因为对于一个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体，项目的后评价机制是一个通常的做法，但在政府项目里却很少见到，后评价机制对政府项目的第一次评价的准确性进行评估和修订，对项目当前的经营状况进行最新的评价，规范、规避可能出现的评估失误和道德风险。有这三个方面的制度保证，基本可以检测政府的公共产品经营效率了。另外是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方式，充分反应社会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刚刚我们也说了，公共产品应该是公众的一个需求，它由政府代表公众来做决策，怎么体现公众需求，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采取社会调查的形式，还是设计一个公共产品需求指数，还是通过人代会代表公众来反映，都可以探讨和论证。对这些制度设计进行完善和论证，最终才能保障公共产品的提供是高效的。
价值中国网：这个可能还是和政府体制有关系，在专制政府下，可能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的自由民主意识有很大提高，公众是不是知道自己有这些权力呢？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要在文化上来启迪民心。您刚刚说的都是一些制度上的保障，但是制度上的保障会在什么状态下产生这种制度保证呢？谁来发起这些事情呢？
秦颖：我觉得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可能从某个时点上突然有一个变化。社会上公众的民主权力意识都在增强，如果大家都来强烈呼吁这些事情，到最后全社会都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的话，自然而然有人就提出来我们怎么样改进这些制度，通过什么方式来反映自己的诉求。文化上的启迪是一个必要的阶段，最终只有全民包括政府的代理人全部都认识到这些问题后，制度的修订和改善才会真正得以实行。
我们目前采取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改革，不是那种“休克疗法”，搞一些硬着陆。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一种实行软着陆，包括其他的制度完善也是一个软着陆。
价值中国网：您觉得每一个个体在消费公共产品过程中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面对强大的企业政府组织，个体可能有所作为吗?
秦颖：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目前有很多个体受到侵害，然后才谈到保护。我认为个人在受到某些明确的权益侵害时，要对这种不合理现象进行坚决抵制、反对，甚至进行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制度的不合理安排，你可能没有很明显地被某一方侵害，但是你觉得这个制度是不合理的，作为个人群体也是要进行呼吁的，包括我们的社会公众、专家、媒体。这样就有一个带动作用，到最后我们这些努力都会推进改革、来达到我们最终实现的目标。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就说我们人人都要参与才能最终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都是很消极地被动接受，只是在私底下有一些不平衡和抱怨的话，我觉得是于事无补的。
价值中国网：但现实中，有很多人，比如，某人被拖欠了两万元的工资，可是要讨回这个工资的话要花三、四万的成本，那么可能就不会去讨它的工资。他可能不会去想在讨工资的过程中对别人有示范作用。
秦颖：作为个人的话，他会权衡个人的产出成本，但是他的这种行为可能有外溢效用，在他讨工资的过程中有带动整个社会群体行为的作用，整个社会是受益的。不同性格的人对待这种问题的处理上是不一样的，我是积极呼吁大家去积极行动，而不要消极沉默。
价值中国网：我们假定所有法律都是好的，法律在其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它如何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呢?
秦颖：我觉得目前法律肯定是一个很有利的工具，但是我感觉我们的法制环境在不同的地区都有很大差异，比如：在北京上海，人人的法律意识都很强，相对来说司法机关的规范意识也很强，这样我们在运用法律工具时就比较有效一些，但在一些落后偏远地区，从某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到当地老百姓，他们的法律意识都很薄弱，法律环境就差一些，这样在假定所有法律都是好的情况下，法律的效率就会低一些。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完善，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改善：一是工作人员的选择，在法律专业知识考核的同时，注重道德素质的考核，就是说作为一个法官，一个律师必须是正直的，达到一定道德水准的人，我们才把他放到那个岗位上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做普法的宣传工作，改善我们周围非正式制度的环境，改变那些落后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使法律被人们接受、认可，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不能把法律作为一种工具，孤军作战，那样的话效率肯定不是很高的。法律和整个社会文化是一个和谐的主体才可能发生作用。
价值中国网：有一知名学者曾发表文章《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文章认为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公共产品的供不应求。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秦颖：文章核心的观点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要辩证来看，不能把公共产品的供不应求作为当前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但我同意他的关于“政府权力集中起来，却承担不了责任，以致演化成现实中严重的推权揽责，使公众急剧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个分析，我觉得公共产品结构不合理是相对来说是更重要的问题。当然我同意他最后的那个观点，要解决这种状况，需要公共品领域的大分工，对某些政府权力加以限制，对某些公共品的决策制度要进行优化和调整，最终使得我们公共品的供给能够体现社会公众的需求和意愿，把社会公众的意愿体现到公共品的设计方案里去。
价值中国网：我觉得你所说的都是从原则上来看的一个指导思想。
秦颖：是的，公共品的安排设计还是很具体很复杂的，它需要一点点的去研究论证。我们还不能用很少的时间把公共品供给各个方面都讲透彻。
价值中国网：您怎么看待当前社会很严重的贫富差距？
秦颖：贫富差距确实现是现在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个要具体看，有些人先富起来，他是基于自己的劳动、智慧和努力，基于这种能力上的贫富差距，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也认可这些东西。另外一方面的贫富差距，可能是由一些特殊的资源占用权导致出来的，比如：一些不正当的竞争，甚至有些地方还有用不合法的手段来敛财什么的，那么这样的贫富差距任何人都会反对。我们在承认有差距的同时，我们要规范差距。
秦颖：高级经济师，中青年经济学者，山东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现供职于建行山东省分行、高级客户经理。
主要研究领域：公共产品理论与政策、财政金融调控与运行、金融风险理论与政策。
发表文章：《论公共产品的本质》、《部分产业政策与公共财政改革取向的矛盾分析》、《基层商业银行有效推行客户经理制的对策》等。
价值中国网：什么是公共产品？
秦颖：通俗地讲，公共产品是指在自己享用时，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继续享用的产品或者服务，比如：一个公民在享受国防保护的同时，并不影响其他公民也享受国防保护，通常这个就是公共产品。用主流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公共产品就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特征的产品。我个人还认为，社会公众的共同需要决定了最初公共产品的出现，从本质上讲，公共产品是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产物。
价值中国网：公共产品的生产消费最终是个政治问题吗？因为公共产品的经营基本上由政府经营，那么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对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有最终决定作用。
秦颖：我个人是这样看，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与政治制度是密切相关的。不同政治体制会使公共产品生产机制、公共产品结构、数量有不同。政治制度安排只是决策公共产品的一个载体，同时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因为就我们注意到，政治制度比较相同的国家，由于人们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不一样，公共产品决策上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英法高速公路，它们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没有很大差别，但英国的高速公路基本是作为一个免费产品来提供，它的第一条私营高速公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才开始，也就是在这之前，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免费提供；而法国呢？高速公路完全实行私有化，在二零零五年底法国政府宣布，把148万亿高速公路完全转让给私有企业。所以即使是政治制度相同的国家，公共品生产的制度也可能有不一样的结果。我个人认为，只要是这种结果能够被公众接受、认可，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公共品制度安排。
价值中国网：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区别，公共产品的特性？
秦颖：用专业的术语说，来自于这种产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如果有的话就是私有产品，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公共产品，这是一个主流观点。比如：如果这块蛋糕是我的，就肯定不是他的，是我的一个私人产品；但是国防既是我的也是你的，就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其他还有路灯、城市道路、基础教育等等。
价值中国网：公共产品有一些什么特性呢？
秦颖：从主流经济学来说，有两个特性，就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是它的两个主要特性。同时我认为它的本质是社会的共同需要。共同需要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之内，基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定价值标准与道德标准在个人偏好汇总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某种产品或服务是否属于公共产品，以及在所有公共产品中的重要性排序所形成的社会共识或者社会偏好。
价值中国网：计划经济下存在公共产品吗？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公共产品有甚么区别呢？
秦颖：我个人认为是公共产品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国防、公共道路，这些肯定不会因为经济制度的不同而不存在。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下公共产品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决策机制不一样，通常来说，我们熟悉的计划经济机制下，公共产品主要是由国家或者是某些政府部门来代表国家单方面地决定公共产品的结构和质量，当然在决策的过程中可能要征求公众的意见，但是最终的决策是由国家来完成的。比如十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我们的公共产品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机制，这是对计划经济下的公共产品决策机制的一种改善。但是如果能够做到“政府组织、专家论证和公众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那么其市场化程度就会更高一些。在市场经济下，通常来说，是由与公共产品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公众和政府一起来做决策，也就是说，某些时候公众可以否决政府提案，老百姓的权力可能要更大一些。
价值中国网：中国在实行市场经济前，未出现公共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现在出现了这种局面，是为什么呢？
秦颖：我认为公共产品的供不应求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们要承认目前我们有供不应求的情况，但分析起来，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05年底GDP排名看，我们的人均收入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就是公共产品的提供总量有一个预算约束，肯定不可能像发达国家一样充足，经济实力在限制我们；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公共产品内部结构不合理问题。在一定财力情况下，我们应该优先安排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把这些有限的财力使用到哪些方面上去，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应该关注的。
例如：教育，我们通常可以把教育分成几块，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我们在投入教育的预算一定的情况下，到底是投入到基础教育上还是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上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更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财力情况来看，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包揽了，我们做不到。做不到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客观事实，那么在这个客观条件下，优先考虑谁，谁先谁后，这就是一个我们能把握的问题了。还有医疗，医疗通常分为三大类，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和高端保健。在我们用于卫生的经费也是一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些经费投入到哪去？哪些是由政府来免费提供的，作为社会的公共产品来做。有这样一个结构性调整和优化问题，
价值中国网：与美国相比，当前中国公共产品的生产经营状况如何？
秦颖：我们国家的生产经营状况肯定是有差距的，怎么说呢？一方面，我们的透明性还比较弱，我们现在很难找到公共产品提供的准确数据和预算，因为我们国家是全包括在公共预算报告里，不可能单独辟出公共产品的预算来，一般的公众还看不到；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公共产品低效、重复建设、质量比较低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公共产品结构的问题，这也是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但我们公共产品也有优点，比如：在宏观经济安排上，我们政府就更有主动权，从而更有效地避免市场失灵的情况出现。在一些大的项目决策上，效率比较高，意见比较统一。当然这个差距呢？我觉得应该辩证地看，一方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才二、三十年的时间，有这种的差距是很正常的，我们的进步速度还是很快，一步步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目前建立了政府预决策审查制度，并逐步在完善，越来越规范，因而我们应该正视差距的同时，更有信心完善我们相关产品的制度建设。
价值中国网：目前公共产品已经严重供不应求了，从经济理论上说，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矛盾呢？
秦颖：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还是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就是大力发展经济，把经济实力做强，我们提供公共产品的财力才能有保障，这是一个总量的问题；第二个结构问题，就是在预算约束条件下，怎么提高公共产品的决策效率。通过这两方面努力去缓解这个矛盾。
价值中国网：世界还有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公共产品的供求状况是什么样的，您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吗？
秦颖：这方面专门的研究我还没做过，但通常说来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公共产品量上的不足，和发达国家有显著的差距。同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公共产品结构也不一样，大部分都面临着结构上需要优化的问题。
价值中国网：您怎么看政府在经营管理公共产品中应该承担的责任？
秦颖：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责任。按照委托代理理论，政府就是公众的一个代理人，它的行为应该体现出公众的意愿和要求。某一特定阶段的公共产品的经营管理就是由某一届政府来决策和管理的，政府对公共产品经营管理的水平高低就决定了公共产品的好坏。
价值中国网：如何检测政府的公共产品经营效率呢？当前中国教育、医疗和农村三大问题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都可归类为公共产品生产问题?
秦颖：我觉得最关键的环节是建立一种监督决策机制，由相应的公众代表来做表决，也需要社会的监督和评价。首先要有一个公共产品的供给统计，也就是目前在我们的公共财政中有哪些用于公共产品支出，然后有一个预算公开，只有公开透明了才可以接受公众监督，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加强公共产品供应环节上的具体监督。具体就是努力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的机制。我个人认为是比以前进步了很多，如果将来能够实现政府组织、专家论证和公众决策相结合的这种决策机制要更好些，决策的主体应该是社会公众，而不是政府的某些部门；第三个方面，建立起一个政府项目的后评价机制，因为对于一个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体，项目的后评价机制是一个通常的做法，但在政府项目里却很少见到，后评价机制对政府项目的第一次评价的准确性进行评估和修订，对项目当前的经营状况进行最新的评价，规范、规避可能出现的评估失误和道德风险。有这三个方面的制度保证，基本可以检测政府的公共产品经营效率了。另外是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方式，充分反应社会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刚刚我们也说了，公共产品应该是公众的一个需求，它由政府代表公众来做决策，怎么体现公众需求，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采取社会调查的形式，还是设计一个公共产品需求指数，还是通过人代会代表公众来反映，都可以探讨和论证。对这些制度设计进行完善和论证，最终才能保障公共产品的提供是高效的。
价值中国网：这个可能还是和政府体制有关系，在专制政府下，可能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的自由民主意识有很大提高，公众是不是知道自己有这些权力呢？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要在文化上来启迪民心。您刚刚说的都是一些制度上的保障，但是制度上的保障会在什么状态下产生这种制度保证呢？谁来发起这些事情呢？
秦颖：我觉得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可能从某个时点上突然有一个变化。社会上公众的民主权力意识都在增强，如果大家都来强烈呼吁这些事情，到最后全社会都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的话，自然而然有人就提出来我们怎么样改进这些制度，通过什么方式来反映自己的诉求。文化上的启迪是一个必要的阶段，最终只有全民包括政府的代理人全部都认识到这些问题后，制度的修订和改善才会真正得以实行。
我们目前采取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改革，不是那种“休克疗法”，搞一些硬着陆。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一种实行软着陆，包括其他的制度完善也是一个软着陆。
价值中国网：您觉得每一个个体在消费公共产品过程中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面对强大的企业政府组织，个体可能有所作为吗?
秦颖：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目前有很多个体受到侵害，然后才谈到保护。我认为个人在受到某些明确的权益侵害时，要对这种不合理现象进行坚决抵制、反对，甚至进行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制度的不合理安排，你可能没有很明显地被某一方侵害，但是你觉得这个制度是不合理的，作为个人群体也是要进行呼吁的，包括我们的社会公众、专家、媒体。这样就有一个带动作用，到最后我们这些努力都会推进改革、来达到我们最终实现的目标。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就说我们人人都要参与才能最终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都是很消极地被动接受，只是在私底下有一些不平衡和抱怨的话，我觉得是于事无补的。
价值中国网：但现实中，有很多人，比如，某人被拖欠了两万元的工资，可是要讨回这个工资的话要花三、四万的成本，那么可能就不会去讨它的工资。他可能不会去想在讨工资的过程中对别人有示范作用。
秦颖：作为个人的话，他会权衡个人的产出成本，但是他的这种行为可能有外溢效用，在他讨工资的过程中有带动整个社会群体行为的作用，整个社会是受益的。不同性格的人对待这种问题的处理上是不一样的，我是积极呼吁大家去积极行动，而不要消极沉默。
价值中国网：我们假定所有法律都是好的，法律在其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它如何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呢?
秦颖：我觉得目前法律肯定是一个很有利的工具，但是我感觉我们的法制环境在不同的地区都有很大差异，比如：在北京上海，人人的法律意识都很强，相对来说司法机关的规范意识也很强，这样我们在运用法律工具时就比较有效一些，但在一些落后偏远地区，从某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到当地老百姓，他们的法律意识都很薄弱，法律环境就差一些，这样在假定所有法律都是好的情况下，法律的效率就会低一些。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完善，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改善：一是工作人员的选择，在法律专业知识考核的同时，注重道德素质的考核，就是说作为一个法官，一个律师必须是正直的，达到一定道德水准的人，我们才把他放到那个岗位上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做普法的宣传工作，改善我们周围非正式制度的环境，改变那些落后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使法律被人们接受、认可，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不能把法律作为一种工具，孤军作战，那样的话效率肯定不是很高的。法律和整个社会文化是一个和谐的主体才可能发生作用。
价值中国网：有一知名学者曾发表文章《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文章认为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公共产品的供不应求。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秦颖：文章核心的观点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要辩证来看，不能把公共产品的供不应求作为当前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但我同意他的关于“政府权力集中起来，却承担不了责任，以致演化成现实中严重的推权揽责，使公众急剧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个分析，我觉得公共产品结构不合理是相对来说是更重要的问题。当然我同意他最后的那个观点，要解决这种状况，需要公共品领域的大分工，对某些政府权力加以限制，对某些公共品的决策制度要进行优化和调整，最终使得我们公共品的供给能够体现社会公众的需求和意愿，把社会公众的意愿体现到公共品的设计方案里去。
价值中国网：我觉得你所说的都是从原则上来看的一个指导思想。
秦颖：是的，公共品的安排设计还是很具体很复杂的，它需要一点点的去研究论证。我们还不能用很少的时间把公共品供给各个方面都讲透彻。
价值中国网：您怎么看待当前社会很严重的贫富差距？
秦颖：贫富差距确实现是现在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个要具体看，有些人先富起来，他是基于自己的劳动、智慧和努力，基于这种能力上的贫富差距，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也认可这些东西。另外一方面的贫富差距，可能是由一些特殊的资源占用权导致出来的，比如：一些不正当的竞争，甚至有些地方还有用不合法的手段来敛财什么的，那么这样的贫富差距任何人都会反对。我们在承认有差距的同时，我们要规范差距。
秦颖：高级经济师，中青年经济学者，山东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现供职于建行山东省分行、高级客户经理。
主要研究领域：公共产品理论与政策、财政金融调控与运行、金融风险理论与政策。
发表文章：《论公共产品的本质》、《部分产业政策与公共财政改革取向的矛盾分析》、《基层商业银行有效推行客户经理制的对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