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及其后的几年，中国股市投资者仍必须面对上市公司、券商和庄家等市场参予方欺诈操纵后真相败露的严峻现实。2002年年初，曾列1999年中国股市每股收益第二名的大名鼎鼎的农业绩优股蓝田股份（其业绩仅次于中国名酒五粮液）造假败露。蓝田股份是家来头不小的公司，1996年6月在上交所上市，是农业部首家推荐上市的企业，农业部还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18.85%的股权（1999年4月农业部才退出）。具有如此的中央部门背景，蓝田股份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农业第一股”。其实，当时蓝田股份是由一位退伍军人、前沈阳行政学院副院长瞿兆玉创办的三家企业拼凑而成的，公司上市后便把所有的项目投往瞿的家乡湖北省洪湖市（而公司“蓝田”的名称竟是瞿的小名）。由于洪湖在历史上是个鱼米之乡，也是老革命根据地，著名的“洪湖水浪打浪”的歌词更是脍炙人口，这为蓝田神话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瞿兆玉的深谋远虑在于，他可以邀请当地的老红军一起去政府机关公关，比如证监会。
还有一家江苏上市公司也有类似的奇妙现象，该公司上市时，在上海开了一个庆功宴，人们发现饭桌上有不少老“新四军”。从1996年开始，蓝田股份的利润连年翻番，从1996年的5,927万元到1999年的5.1亿元，2000年才回落到4.3亿元。瞿兆玉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比如他说洪湖盛产一种淡水龙虾，当地人不吃，蓝田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每六斤活虾能出一斤冰虾仁，冰虾仁的出口价为20元／斤，而整个成本仅靠虾壳等副产品加工后的饲料销售收入就可全部抵消，纯利是20元。瞿兆玉最有名的故事是蓝田所产的“青壳一号”的鸭子，只需散养在洪湖里，吃小鱼和草根（这意味着不用饲料），产量高味道好，一只青壳鸭年产鸭蛋300只，是普通鸭子的一倍以上，每只鸭蛋的平均纯利为0.4元。瞿兆玉得出的结论是:“一只鸭子一年的利润相当于生产两台彩电。”
也就是瞿兆玉的这句口号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遇见了骗子。2000年1月我就在媒体上呼吁证券公司农业行业的证券分析师去洪湖待上个把月，数一数这种野鸭到底能生几个蛋（不吃饲料到处跑的鸭子不是野鸭是什么）。可笑的是，我经常在公众场合上被问及: “你为什么要怀疑蓝田股份？”却没人去实地考察一番。直到2001年10月26日，一位专长于信贷研究的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在一份仅供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领导参阅的《金融内参》上发表文章，名为《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认为过去几年间赖以支撑蓝田股份的不是所谓的高增长，而是银行信贷资金。刘姝威后来被捧为打假英雄，事实上她也没想到，一份只发行180份的《金融内参》竟然被瞿兆玉获得并上门兴师问罪，说是由于所有银行停发了贷款，蓝田公司的业务无法进行。
瞿兆玉的政治能量极大，12月12日的《金融内参》只得发表声明，“刘文”纯系作者个人观点，这意味着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金融时报》的内部材料竟然也顶不住压力了。第二天，刘姝威接到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法院的传票，蓝田公司对她提起三项诉讼，要求她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如果这事发生在一年前，也就是在2000年的《基金黑幕》发表之时，刘姝威的下场可能极为不妙，要让一个普通的学者赔偿50万元，可想瞿兆玉心术之狠毒，气焰之嚣张。刘姝威幸运的是，经过“基金黑幕”、“银广夏”等事件的洗礼，尤其是中国证监会再也不愿意老是由媒体捷足先登，自己仅处于被动的地位，早在2001年9月21日证监会就开始调查蓝田股份。2002年1月22日，更名为“生态农业”的蓝田股份突然发布重大事项公告，称公司因涉嫌提供虚假财务信息，公司董事长、会计师、董秘及7名中层管理人员被拘传。5月31日，该公司暂停上市。由于未担任蓝田股份任何职务，瞿兆玉金蝉脱壳，没受到什么处分。
2003年5月23日，生态农业终止上市，它不仅套牢了银行20亿元（其中工商银行10亿，农业银行9亿），而且让25亿元流通市值在股市上灰飞烟灭。2006年7月3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公开宣判，被告生态农业公司向83名原告赔偿540多万元，而华伦会计师事务所也被判决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中国股市上因上市公司造假，会计师行首次判赔。
蓝田事件的意义在于：任何一个强人或一家公司，如果在股市造假违法，不管他在中央部门（如农业部）或地方政府（如洪湖）编织多么雄厚的政经网络资源，在强大的投资者和舆论监督面前，都有被绳之以法的可能。曾经是中国财政部的嫡系、后由国务院中央金融工委管理的中经开在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中扮演了赢家的角色，尽管当年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却在大规模的信托投资公司整顿中，成功避开了被关闭的命运，成为硕果仅存的三家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其他两家是中煤信托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之一。然而，2002年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中经开“因严重违规经营”，决定“撤销该公司”。我们闻之大喜，那是股市在那些愁云惨淡的日子里难得一见的艳阳天，一如当年我们听到“官倒”公司被关闭那般兴奋。
真正让中央痛下决心关闭中经开，是因为银广夏的覆没。由于银广夏被媒体突然发难，让神通广大的中经开猝不及防，被开门打狗。人们在银广夏崩溃前的股东名单中就看到中经开的关联公司及关联基金置身其中，中经开物业持有近1,000万股银广夏，关联基金景宏和景福两基金也持有1,100多万股，银广夏复牌后，从33元／股跌至最低4元／股。据媒体调查，中经开通过各种方式持有银广夏1.2亿股，成本在24-27元／股，最后出货价平均为8元／股左右，损失了10亿元。尽管实力雄厚的中经开不至于资不抵债，但银广夏事件导致人们旧事重提，中经开的各种庄家劣迹再遭揭发。
2002年4月，代表高科技已达4年的大牛股“东方电子”出了严重问题。东方电子1997年1月通过电子部和山东省两方面的发行额度，拼揍了一个总股本6,830万股、流通A股只有1,720万股的盘子上市，其间通过送配转，到2000年年底，总股本达到91,795万股，股本扩张了6.72倍。然而，东方电子的业绩也与调整扩张的股本交相辉映，公司净利润从1997年度的7,061万元增长到2000年年底的47,296万元，增长了6.7倍。同时，东方电子的股价在4年中有累计60倍的惊人涨幅。东方电子声称给公司带来丰厚收益的是电力自动化，并在该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可是，该行业的人士认为，真正的龙头是另外两家公司南瑞和四方，该行业的毛利润每年有20%-30%就很不错了，而东方电子在2000年为35%。我曾在1997年下半年亲赴烟台，问过东方电子董事长隋元柏和董秘高峰，他们报出的毛利更高，是40%左右。
当时，东方电子不愿意谈的是公司的内部职工股问题。1994年，东方电子作为独家发起人，以定向募集的方式设立了股份公司，每股1.6元的内部职工股由证券公司发行，10天卖出3,450万股，筹资5,520万元，全公司800多名职工中有774人成为股东，共计持有1,000万股。1997年公司上市时，根据内部职工股可以占上市额度的20%的规定，有690万股“内部职工股”上市流通，到了2000年5月24日，职工股市值已接近20亿元。我认为隋元柏忌谈职工股问题是担心遭人嫉妒，毕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嘛。最后问题确实出在职工股上，但不是我所想象的。1997年1月东方电子一上市，隋元柏命人将新募集的6,000万元资金中的4,000万元用来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一年不到净赚了5,000多万元。1998年，东方电子又把所持有的职工股抛出，赚取了1亿元。1999年，隋元柏命人用自有资金2亿元主要炒作东方电子股票，开始了规模更大的运作。
如何投资自己公司股票必胜呢？隋元柏在1997年首次赚取5,000万元后就力排众议，把它虚报为销售软件收入，而不是一般公司所列入的“投资收益”。从此，隋元柏等人走上了造假的不归路。据董秘高峰供称，他们炒作自己股票的总体思路是年初买进，在4-6月要做中期财务报表时卖出一些，10-12月要做年度财务报表时再卖出一点。虚假的财务报表由市场部、财务部和证券部三个部门共同负责。证券部负责操盘、回款，市场部做假合同和发票（共计伪造销售合同1,242份，合同金额17亿元，虚开销售发票2,079张，金额17亿元）。财务部则先分解财务指标，然后根据他们提供的票据做出销售账目。几年运作下来，东方电子炒作自己股票的收入达到10.39亿元，这可是个惊人的数字。隋元柏、高峰等人因造假金额达17亿元而被判处1年至2年有期徒刑，最高罚款5万元。2003年12月，10.39亿元的炒股收入还是因烟台审计局的认定回到了东方电子，当年的东方电子一直是烟台市纳税A级企业，一度占市级企业财政收入的1/4。
事实上，当时也包括现在，我们发现一些所谓高科技企业一直违背行业的利润规律，却是神神秘秘，说不出个所以然，都有与东方电子异曲同工的嫌疑，只不过造假数额没这么大而已。投资者的头脑应该十分清醒。当然，仅仅靠隋元柏之流的努力，东方电子是成不了这般气候的。中经开不仅是东方电子1997年上市时的主承销商和上市推荐人，而且是东方电子在二级市场上长期的重仓持有者。可惜的是，中经开的做庄行为至今没有被调查，我们只知道它动用了由自己发起的大成基金的两个基金来接盘(这正是《基金黑幕》所揭露的最恶劣情况)，然后逃脱了。
中经开被关闭的2002年6月，也是中国大券商和机构投资者最难受的日子之一，上证指数再次逼近1,500点的政策底部。6月24日，国务院发布停止国有股减持政策，大盘携带天量跳空高开，冲高1,748点后再也无力上行。但从6月24-26日的三天时间里，券商手里的委托理财资金大概有700亿元借此次政策救市而“胜利大逃亡”。外国人也许永远搞不懂，为什么2001年10月已宣布“暂停”的公告，不到一年再宣布一次，仅仅改为“停止”就有这么大的推动力？中国的股民一定会向外国人解释汉语的微妙，“暂停”是暂时停止的意思，还有很快开始的可能，“停止”的态度就比较坚决了。不过，我及一些朋友听到宣布“停止”令的时候，就很不以为然，这不是换一批人套牢嘛。我上面已说过，1995年国债期货市场被暂停，可到2006年也没有恢复。而停止国有股减持的政策也只延续了2年多时间，又在2005年恢复启动了。这也就是说，利用汉语的微妙差别做政策游戏固然高明，可未必是负责任诚信者所为。这个所谓中国股市的“6·24”行情，被我和朋友们称之为“6·24”阳谋。“阳谋”语出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毛泽东形容让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是引蛇出动，并冠之以“阳谋”。
2002年是中国内地股市走熊的第二年，却是以上海为龙头的中国房市走牛的第一年。其实，2001年上海房市已复苏，不过，真正进入市场炒作炽热化还是在2002年下半年。按惯例，中国投机资金的分配在房市和楼市之间呈跷跷板，也就是说，一般而言，楼市涨房市跌，房市涨楼市跌。在以后的几年内，中国内地的大小富翁都产自房地产，而股市则是毁灭人们价值的所在。尤其是那些信奉“不熟不做”的股市投资者，不愿意转投房市，仍被一波又一波由政策决定的反弹所吸引所亢奋，他们的自尊受到两方面的打击，一方面是股市的损失，另一方面是成为房市大涨的旁观者。（张志强）